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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丛书: 《萧三佚事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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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三佚事逸品》后记


许建辉

2009年3月27日,萧三老诗人生前的工作助手高陶女士给中国作家协会李冰书记修书一封,信中写道:“萧三同志临终前交代我做的几件事,如整理出版他的书稿与诗稿,我已利用业余时间基本完成。惟有一件,我个人已无力全部完成。那就是:他交我几本在苏联出版的俄文诗歌由我确认没有中文的作品并翻译出版。我在工作之余确认并翻译了20首,查看了史料并撰写成文,包括公开了诗人的个人背景。后来我又选用了萧三同志的若干私访人信件、中俄文手迹,组成一本四十万字左右的书,有地方出,但要我个人出钱……以我2000元的月薪是无力完成此要求的。”“显然,这本书没有商业价值,但作为鲁迅指定的出席苏作代会的中国‘左联’作家,作为一位当时苏联几乎家喻户晓的中国著名诗人,这段历史还是应当保存下来。我书中公布的材料,在中国乃至世界是惟一的。”“我已72岁,右眼已无视力,左眼1300度,来日苦短。”“恳请书记同志百忙中过问此事,协助此书出版,不胜感激。”

几天后,这封信转到了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手中。李冰书记批复“请建功同志阅处”;陈建功即批转他的搭档、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的李荣胜:“我建议派人找高陶要来书稿,看看是否有出版的价值。可以的话,造个预算看看,若能承受,文学馆算作‘钩沉丛书’之一种如何?”如此这般,编辑一套钓古钩沉的文学史料丛书的工作提上了文学馆工作日程,而我则成了那个被“派”之人,获得了对高陶书稿先睹为快的荣幸。

我为之高兴而且感激,因为这事情与萧三老人有关,而我对萧三老人的敬仰,已经近乎半个世纪了。那时我还是一名小学生,课余时间参加阅读小组,在连几千个常用字都认不齐整的情况下,磕磕绊绊读完了《不死的王孝和》、《在烈火中永生》、《把一切献给党》等书籍,对“英雄”、“牺牲”、“崇高”、“伟大”这些让人热血沸腾的字眼,由此有了最简单最初始然而最质朴最真诚的理解。倾注了全部激情的阅读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锲入心灵最深处的该是那本暗红色封面的《革命烈士诗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这些玉振金锵回肠荡气的诗句,高扬着理想主义的旗帜,鼓舞奋发催促前进。一遍一遍地诵读一遍一遍的感动里,主编了《革命烈士诗抄》的诗人萧三成了英雄化身,让我钦敬无限高山仰止。如今能做点儿与他有关系的事情,岂非求之不得吗?

我立刻与高陶取得了联系。她正在香港,手机漫游不宜长谈。半个多月后她回到北京,电话约我5月8日下午2时在柳芳南里她的寓所见面。赴约途中在心里为她勾勒了一副模样,一见面却忍不住惊呼“我错了”。高陶诧异地问我“错了什么”,我说我被“72”这两个数字误导了,把她想象得步履艰难老态龙钟,谁知道她竟是“盗貌欺世”风韵犹存。高陶听罢朗声大笑,拉起我的手走进她的书房,第一次谋面的两个女人就这样一见如故。她先拿给我一本《传记文学》,说是上面登了她写萧三老人的文章,才发的,让我“指正”。我居然一点儿也没有推辞,很认真地读罢后居然大模大样地发表“高论”,说这篇文章的笔调挺散文化,比以前她写的《萧三》更可读,“如果将要出版的书能写成这样子就好了”。高陶听了居然大为高兴,说我一语中的,与她的自我感觉不谋而合。她说让我放心,她要给我的书稿,每一篇都是这种写法。

谈话由此切入正题。高陶详细地介绍了她的书稿内容,我听罢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翻倒出了自己的意见。两个多小时的热烈讨论之后我们商定:书稿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应该出版,但收录的所有文章都必须与萧三老人有直接关系。内容要精选,该割爱时一定割爱。字数控制在35万之内,这样书本不至于太厚,版面也可以排得疏朗些。为了减少字数,萧三老人的手稿全部按图片处理。书名如果是“最后的嘱托”与“失落的珍珠”必居其一的话,就舍前取后,因为“珍珠”的涵义可作多重理解,从而能把多种文体多样内容都包容进去。

以上情况,我于次日上午向李荣胜常务副馆长做了口头汇报,又按照李副馆长的指示写了书面报告递交陈建功馆长。两位领导除了给予热情的支持与鼓励,陈馆长还特别提出要求:书名要改,要改得有点儿学术研究味道,以突出其史料价值。

三个多月后,电子版书稿发到了我的邮箱。才只是粗粗浏览一遍,我就擅自把高陶引为知音了:因为她“以恩信接人,不尚诈力”;因为她“说到就要做到,‘一言九鼎’”;因为她的才学与识见;因为她的执着与热情;因为她“放弃了较好的工作条件与前程,毅然来到萧老身边工作”,仅仅是为了老人给予她的“真诚的信任”……当然,也因为她“对一个最简单的价值观的坚守”,更因为她在《为了最后的嘱托》一文中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士为知己者死’这句名言,我以为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总有人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这种选择,我毫不隐讳我的这一价值取向。遗憾的是,当下,值得让‘士们’为他去‘死’的人是不太多了。”

我很快把高陶的书稿转发给了本书的责编斯日。此后与高陶虽然没断了电话来往,但有关书稿的一应问题,我都再未插过手,而全部由斯日去操劳了。我对高陶说:“萧三先生很幸运,因为他遇到了你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助手;你又很幸运,因为你的书稿遇上了斯日这位能干而肯干的资深编辑。我与斯日从2005年开始合作,五年过从,已深知她的人格与才学都足堪相托。你的书稿交给她,请尽管放心就是了。”果不其然,两天前高陶又打电话来通报书的出版进程,兴奋的语气里透露着对斯日的赞扬与感激。她说:“你的斯日朋友真不错,一谈书稿就知道她对业务很精通,有能力,人又热情。”高陶的话让我非常高兴,为朋友,也为这本《萧三佚事逸品》。我知道,这本书属于高陶,也属于斯日;我更知道,作为责任编辑,斯日的贡献会比一般的“作嫁”要更多更大,因为她总是那样守责那样敬业那样一丝不苟,几年来这一直是让我由衷感动的,我想高陶也一定会有同感吧?



 2010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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