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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 苏东坡戒诗
[ 作者:李国文] [ ]

有戒烟者,有戒酒者,当然更有戒毒者,都因沉湎其中,深受其害,而苦于不能自拔,才有戒之一说。

然而,戒诗,则似是闻所未闻。诗是天籁,诗是灵感,诗是真情的流露和思想的升华,诗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的音乐,为什么要戒呢?岂非太荒唐突梯了么?

然而,在一部中国文学史中,独独有这样一个例外,那就是宋代的苏轼。这位大诗人,就因为吃了他自己写的诗的苦头,他的家人,他的弟弟苏辙,他的老前辈文彦博,都奉劝他戒诗,不要再为诗惹无妄之灾了。他在《次韵答邦直子由四首》里写到:“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却须吞”句下自注:“邦直屡以此为戒。”他的一位至交,就是擅画竹的文与可,得知他从开封到杭州来做官,送了他一首诗,其中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句,也是提醒他切莫做诗了。由此可以看到苏轼的朋友们,都不愿他再为诗而身陷缧绁了。

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一载,“先是东坡公在馆阁,颇因言语文章,规切时政,(毕)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以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言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这是公元1070年,北宋熙宁三年间事。大概是最早向苏东坡提出来戒诗、戒文、戒言的有心人。苏轼“得书耸然,竟如其虑。”然而,这最初的劝告,对他虽有惊悚的效果,但好像他并未引以为训。到了公元1072年,北宋熙宁五年,据刘克庄回忆,有一位叫梁师孟的苏轼的知友,“劝坡戒言语时,诗祸未有萌也。自密守徐,自徐守湖,自湖逮赴御史狱,坡聪明了不自知,子由亦未之知,而醇之独先知之,可谓见远察微之士矣。”

由此可知,一下子会有这么许多朋友、家人,一起来劝苏轼戒诗,连同戒文章、戒语言,就差戒放屁了呢?肯定事出有因的。

中国有文字狱的历史,却也早了,通常都是皇帝才起劲做这种事情。但苏东坡这次入狱,虽因文字起,倒不是皇帝要整他,而是皇帝身边的人不放过他;相反,皇帝本人,甚至皇帝的母亲,还在为他大说好话的一次奇特的文字狱例。这和莎士比亚时代的宫廷审查官,对他的剧本挑剔备至一样,甚至在被枪毙了的剧本手稿上,写上“小心自己脑袋”诸如此类警告他的话。与宋神宗相似,伊丽莎白女王和继位的詹姆士一世,却对这位剧作家倒相当宽容,优礼有加,那位来自苏格兰的瘸腿国王,还曾因《麦克白》的成功演出,给了他三十磅赏金。那时的英磅,可比今天值钱多了。苏轼虽然无此好运,但最后,宋神宗还是没有按照御史的意见杀他的头,而是从轻发落,把他谪放黄州,自然也是皇恩浩荡的事。如果这位皇上一时糊涂,对臣下上报的处置意见,随随便便画了个圈的话,那我们今天,就怕读不到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了。

回忆这一段多少有点类似的东西方历史事实,是饶有兴味的。应该看到,英国的这两位君主,是有相当艺术修养的,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鉴赏力很高的女人,像《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这出喜剧,某种程度上说,是她启迪莎士比亚写成的。相比之下,她手下的只会威胁杀头的宫廷审查官,就是一群饭桶了。而坚持变法的宋神宗,也是个比较有头脑的皇帝,所以,他比臣下高明,把这个案子由御史处理改由内廷更亲信的人责办,这才使莎士比亚和苏东坡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巨人。

多亏南宋的陆游,还有一位朋九万,因为当时的中央政府,各部衙门,从开封逃到临安,好多官方文档资料散落人间,他得以从内档中,整理出版了一本“乌台诗案”,使我们知道这宗迫害大师的史实。这书中收录了苏轼被捕入狱的全部文件,包括审讯记录,口供,和所谓的诗文证据。也看到那些反对他的政客,智商是如何的低。而越是智商低的人,一旦有权,整起智商比他高的人,是越发的起劲。但唯其脑细胞缺乏,才有种种低劣的发难,愚蠢的中伤,笨拙的攻讦,和没有多少水平的责词。他们兴高彩烈地抓住了他诗中的两句话:“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和其它一些叙述民众苦难的诗,以及奏章里的只言片字,告到了宋神宗那儿去,控他一个大逆不道。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有什么罪比反对皇帝的罪还大呢?别看这些人智商极低,但在关键时刻整人,并一下子上纲到极限,又显得很有天才。“龙就是陛下您啊,蛰龙,就是恶毒攻击陛下您已经入土为安了呀……”这时,既要有慷慨激昂和满腔义愤,还要有眼泪鼻涕和满脸忠诚。所以,无限上纲和隐射法,努力往皇帝身上牵强附会过去,便是所有低能儿,用来打倒对手的有效套路。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的皇帝在文化素质上,要高于他朝。赵姓皇帝对于文化人的使用、信任、提拔、尊重,也比他朝要好得多。像范仲淹、晏殊、司马光、文彦博、欧阳修、曾巩、梅圣俞,包括王安石和苏轼的弟弟苏辙,直到南宋末年的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等等,都做了很大的官,而且都是诗文大家。在中国当皇帝的几百人之中,曹操是算得上一位真正的帝王级作家,和他差不多等级的南唐中宗和后主,应该是懂得作家和创作规律的皇帝,但他们也不能像宋朝皇帝那样给作家这么高度的信任。神宗甚至把王安石请出来当他的当朝宰相,这在别朝别代,绝不可能的事情。皇帝高看作家者不是没有,不过绝大多数是当个消闲解闷的玩意儿罢了,不会在政治上多么重用的。南朝的谢灵运就是一个例子,皇帝对他亲近,不过像同他谈谈诗文而已,但他却想染指权力,结果,皇上一不开心,就把他给杀了。所以,像宋朝这样起用文人,予以政治上的使用,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很罕见的文化现象,确实是值得研究的。

这位宋神宗,接仁宗位后,一方面,支持新派王安石的变法,很想发奋图强一番,来扭转积弱之势。一方面,也很欣赏保守派苏轼的才华,表明了一个皇帝的文化品位,决定了他对待作家和作品的态度,以及做法。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懂得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是有人打个小报告,马上就要作家好看的主子。赵顼每次读到苏轼奏章的文彩处,便对臣下赞不绝口。读到他反映民间疾苦的词章,连吃饭都不香的,可见是怎样打动他了。

他当然不能相信这个诗人会反对朝廷,用诗文来诽谤他。但是,现在控制朝政大权的那些班官员,很害怕苏轼从地方回到开封的中央政府里来做事。只要他回来,就必然得到皇帝的重用,就必然要妨碍他们,使他们失去部份权力。存在这样的危机感,必然要抱成团地置苏轼于死地了。于是,告密他反对皇帝,便是让他在眼前消失的最佳之计,这也是历来一部份文人求诸最高权力,来收拾同行的简直可以说是无师自通的绝妙手段。

所以,在皇帝的周围,一旦有一批这样的小人,而且他们又联合起来,那也是很能左右局面,甚至左右皇帝的一股可怕势力。他们“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凌厉攻势,竟使得宋神宗也无法不按照他们的意见,把苏轼抓起来押解京师审问。曾参的母亲,听到有人告诉她儿子杀人的信息,一次,不信,二次,还不信,到了第三次,她不得不信了,在纺车上坐不住了。赵顼是皇帝,但也是人,人是很容易被重复灌输的信息,而改变观点的,至此,能不将信就疑嘛?

苏轼在写给这位文彦博的一封信里,说起过他家人对他写诗而受牵连的恨绝心情,读来令人心酸。“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遗吏发卒,围船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若此。’悉取焚之。”所以,他的家人不希望他写诗,“你可别再写诗了,拜托你了!”要他戒掉写诗的“毛病”,也是很自然的了。“要是你不写诗,哪会来抄家呢?”看起来,“抄家”一法,倒是早已有之的老古董了。其目的无非一是收集罪证,二是掠夺财富,三是打倒威风。对苏东坡这个一介书生来讲,一无油水二无威权,不过想从他的诗文里,再多找些证据,可致他于死命罢了。

社会公众对于天才,从来就是两途,一种是希望他成为巨人,一种则是努力把他践踏,化为乌有,而无其它。就在他被逮捕,被拘留,被审判的时候,杭州城里的老百姓,专门为他做了一场法事,祷祝平安。当他关在牢房里,狱卒敢替他把写好的诗,偷偷传递出来,可见真正的作家,即使在最阴暗的日子里,也不会孤独的。哪怕一些作品狗屁+卑鄙小人式的作家,动用全部花花肠子,想出一切办法,费尽吃奶力气,来整苏东坡的话,也不是所有同行都会跟他站在一条战线雪上加霜的。甘心为狗的作家,为虎作伥的作家,不是没有,但这种败类在作家队伍中终属少数,大部份作家的良知,还是有黑白是非的判断,他也许会沉默,但绝不苟从,更不会阿附。几百年后,我们重读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中这几句话:“取读轼(即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是多么让人感动啊!从这里我们不但看到前辈的礼让之情,爱重之心,击节赞赏之意,而且,还看到一种保护精神。前辈司马光在苏轼出守钱唐,临行来向老先生辞行的时候,“公曰:‘愿君至杭少作诗,恐为不相喜者诬谤,再三言之’”这番叮咛,言外之意,劝他别再为诗惹祸了,难道不是爱护他嘛?另一位资深政治家,也是文人的文彦博,同样劝他戒诗,虽是不得已言之,但其好意,无非让他以后在诗文里,切记不要再授人以柄,再倒霉了。这些政治家,久经宦海,深知苏轼的对手,抓不住他别的把柄,自然要从他的诗文中找碴挑毛病,置他于死地的。

但那些深文周纳,无所不用其极的文化小人,出于对才华的嫉妒,出于对巨人的畏惧,也出于一种职业打手的本能,必然要使出决非常人所能防范的的卑污手段。而对付作家,最有效的一手,就是从字里行间,望文生义,找出破绽,然后,牵强附会,无限上纲。在封建社会里,骂皇上是最大孽不道的,所以,也就从这里向苏轼开刀了。

由于这些无耻文人,更多是不学无术之徒,他们深知要在艺术上和大师较量出一个高低的话,是很费力气的。就不如用告密的办法来得快捷了,只消在皇帝耳朵旁嚼嚼舌头根子,或者在奏折里诬陷一笔,或者递一份无头贴子,也就是匿名信什么的,或者说与番邦有蛛丝马迹之嫌,等等等等。于是,对手给抓起来,关起来,天下就剩下他,那他不就老子天下第一了嘛?

而真正的作家,被存心挑碴的小人抓住把柄的机会,简直比比皆是。从古至今有几个文学家是关在自己的象牙之塔里,对世事不闻不问呢?尤其苏东坡是位十分关心民瘼的作家,要他保持沉默是办不到的。他在《次子由诗相庆》里写过:“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史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因此,从一个正直作家的作品里,找到他们认为反动的东西,还不容易吗?只要他们想找的话。

尤其当时那场变法斗争,苏轼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那么,在“乌台”里坐着的那些御史,十之八九是附庸巴结王安石的一帮小人,自然更要加紧收拾这位大诗人了。如今,他们咬住了这首咏古柏的诗定罪,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告他一个影射和恶毒攻击了。那不罪该万死?苏轼即使浑身长嘴,也难以辨解。而且所有这类文字狱,从来都是检查官兼法官,被告只有等待宣判的权利。看来上纲上线这一招,发明权也不是后来人的专利,倒是古已有之的。纲已经上到了皇帝这儿,除了皇帝说话,苏轼也就只有等死了。

其实苏东坡这首歌颂柏树顽强不息的诗,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能作出诬蔑皇帝的结论。“乌台”办事官员的这种说法,自然是十分拙笨的,可笑的,而且是荒谬的。但他们反复地在宋神宗面前控诉苏轼,一方面透出这帮小文化人,或者是半文化人,对于有才华的苏东坡的仇视心理;一方面也看出他们本着看家狗的哲学,在行事中的有恃无恐的精神状态。因为一条狗在吠叫什么的时候,吠叫的对象是无所谓的,吠对了,还是吠错了,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吠的本身,能够使主人看到它的尽责和忠诚,也就够了。

幸好这位皇帝,不是绝对的昏君,还算明白事理,没有被他们这份捍卫的忠心所感动,而且,他也不像时下一些人好自我对号入座。他认为苏轼尽管写了龙,这龙也不是他。诸葛亮还叫卧龙呢?那又怎么理解?

最后,到底把苏轼关在大狱里四个多月,才作出谪配黄州的决定,这一点,还真是亏了宋神宗的理智。其实仁宗的皇后去世时,国丧是要大赦的,但是这帮小人生怕苏轼在赦宥之列,还在和皇帝争,非说苏轼有反心,不但要杀他,甚至连司马光、范缜等反对新政的人,都开在建议要斩首的名单里。由此可以看到一心要整人的人,具有那种冥顽不化,不把人整倒整死,不肯罢手的坚决性。如果,对这些人抱有任何幻想,以为他们会在变化了的形势下面,而有所悔悟,那就太天真了。所以,大家才劝他戒诗,免得这些人找他的麻烦。有的人,劝他戒诗的同时,还向他讨诗,也真是让他哭笑不得。他在给《广西宪曹司勋书》里写过:“公某不作诗,又却索近作。闲中习气,不免有一二,然未尝传出也。今录三首奉呈,看毕便毁之,切祝千万。”便可知道,让诗人戒诗,无异于要他放弃生命一样。

他不是不想戒诗,也不是不知道别人想在诗里抓他的辫子,他自己写过:“饮‘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但他甚至关在大狱里,诗兴也是压抑不住的。“恶‘恶食诗更好,恰似霜松啭春鸟。’”有一次,他给他弟弟写诗,由想到了死而写出了深厚的兄弟之情。“是‘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笔锋一转,诗人仍旧写出了“百‘未满先偿债’”,“魂‘汤火命如鸡’”的满腔悲愤,看来诗人不但戒不住,而且还是忍不住而非爆发不可的。

关了几个月的大狱,这位大师释放了,步履踉跄地走在汴京街头。“出‘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闹人。’”有了一份自由,那诗情更是涌溢而来。尤其一杯酒,握在手里,“却‘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这时候,什么戒诗,什么诗戒,全不在话下了。于是他挥毫疾书出来:“平‘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中不斗少年鸡。’”这首诗,可见诗人的“毛‘’”全部都犯了。如果,落在那班文化宵小手里,不又是口实么?这大概就是诗人的天性难易的率真了吧?

他到底也没戒成诗,但他吃诗的苦头,却不仅仅是这一次。

公元一零八六年,哲宗继位,他重新起复,但他仍旧为他写的诗,倒了一次大霉。他忘了,天才是不大见容于小人的,尤其文化界,是小人很容易孳生的地方。小人一多,就要作耗了。旧时如此,现时不也如此么?君不见没有一册书者,可以当作家,没有一篇代表作者,可以称为著名作家,根本谈不上传世,也不是著作等身者,便封为大师,也是肉麻得很有趣的。还有更怪哉的,那些来自农村,或和土地因缘较深的作家,也许受到乡下修庙建祠的传染,来不及给自己建纪念馆,活着就给自己上香,盖棺论定了,也是蛮有黑色幽默之举。所有这些老不足吊的,少不经事的没有多大起子的作家,最大的起子,便是瞪着一双嫉妒的眼,诅咒比他强的同行,揣着一颗小人之心,把别人整治下去,好让他一手遮天,独霸天下。

这一年,苏轼到扬州竹西寺小游,在墙上写的一首“此‘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他没想到小人是墙缝里的蝎子,逮机会就要蜇人的。尽管小人自己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但这些是非之徒,绝对有本事在别人的文章上大做文章。其中“闻好语”三字,被认定是对三月里神宗的驾崩,表示出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云云。对死了的皇帝大不敬,也是死罪,这个帽子扣得够大的,满朝人都为他捏了把汗。

可谁都看得出“闻好语”系对上句的“大有年”而言,是对五谷丰登的喜欣。而且写这诗时,已是五月初一,所以,他在给皇帝的《辨谤札子》里申诉:“臣‘稍有不善之意,岂敢复书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时去先帝上仙已及两月,决非山寺归来始闻之语。事理明白,无人不知。’”虽然他请求皇上对这种“挟公然诬罔”,要“稍‘国法,所贵今后臣子,不为仇人无故加以恶逆之罪。’”

对立面当然不会放过他,幸而由于太后的干预,这件案子给搁置不问了,但指望皇帝公正,那就是诗人的天真了。没有诗人,皇帝是无所谓的,可失去了这些没有问题,也能够嗅出“问‘’”来的鼻子,皇帝的觉便睡不安生的。

 所以,诗人戒诗,正如要鸟儿不歌唱一样,是难以办到的。苏东坡到底还是在汴京呆不住,给发配了。不过,这一次可比黄州远得多多,先谪岭南,后放琼岛,真是到了天涯海角,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晚年。等到再想起这位伟大的诗人,他已经无法再回到京师了。半路上,这位大师永远离开了人间。

他给这个世界留下了诗,但他为这些诗,却付出了整个一生。

选自第二届(1997-2000年)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获奖作品李国文《大雅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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