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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李国文:在调侃中迷失
[ 作者:张宗刚] [ ]

李国文的散文往往嬉笑怒骂,快人快语,但却在对司马迁、李白、王安石、海瑞等历史人物不加节制的调侃臧否中,流露出历史观的虚无与价值观的错位,发散着市侩气和犬儒气,彰显人文情怀的缺失。作者无视特定的历史语境,率尔操觚,轻薄为文,悍然解构了知识分子身上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立功立德立言的人文精神。李国文散文呈现出的价值盲点,某种意义上正是当下庞杂喧嚣的社会文化语境的映射。  

李国文先生是资深望重的文学前辈,早期曾以众多的长、中、短篇小说名世,如今年逾古稀而笔耕不辍,特别是近年来,李国文发表了大量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散文随笔,结集为《大雅村言》、《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唐朝天空》等多部著作,面世后一版再版,颇有影响,迎来其个人创作上的又一个井喷期。其中《大雅村言》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获得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应该说,李国文的随笔嬉笑怒骂,言之有物,对历史知识驾轻就熟,这种快人快语,引人入胜,是当下许多中国文人做不到的。但值得警惕的是,李先生这几部著作,在对笔下人物的随意调侃臧否中,不时流露出历史观的虚无与价值观的错位,他那些借古讽今的文字,颇多“嬉皮”色彩,而往往丧失了宽厚与包容。

《金圣叹之死》一文称金圣叹为“脓包型文人”,写道:“他到玄庙观哭庙去,是不是有点弗洛伊德因素,想在漂亮的女道士面前露一手,也未可知的。文人,一抓住能在异性面前表演的机会,无论老者少者,在性激素的催情作用下,便禁不住要搔首弄姿,引人注目,这也是古今通病了。”《牵犬东门岂可得乎?》以艳羡的口吻提及晋代文学家陆机:“这位风流才子型的、知名度又非常高的公子哥儿,我想他一定很自负,因为他具有名气、才分、金钱、权势四大绝对优势。我遍数当代作家,兼备者简直找不到,不是有才无名,就是有名无才,不是有钱有势而无才无名,就是有名有才而无钱无势。当然,勉勉强强,降低条件,也不是不能挑出几个,可不是地瓜,就是土豆,不是獐头鼠目,就是歪鼻斜眼,真有黄鼠狼下豆鼠子,一代不如一代之憾,让人扫兴得很。”一腔莫名其妙的心火,读来灼然可感;一副求全责备的口气,让人满头雾水。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中,某种浓厚的怨怼之气澎湃而来,这使得作家那些借古讽今的文字不无含沙射影之嫌。

《从严嵩到海瑞》把清官海瑞说成“屁事不顶”的“道德大主教”;《李太白之死》说李白“渴嗜权力,追逐功名,奔走高层,讨好豪门”;《王安石之死》说王安石“他相当小人,而且,很伪君子”,是“以怪待价而沽,以怪欺世盗名,以怪招摇过市,以怪不可一世的文人”;《方孝孺之死》说方孝孺“傻不叽叽”,“偏执、拘谨、认死理、不知好歹”;《唐朝的声音》调侃嵇康“想在杀头前作闭幕秀”……诚所谓恶俗之气,弥漫文本。《王国维之死》则说王国维投湖的缘由“是那些仨瓜俩枣的银钱往来,是那些油盐酱醋的生计家事,是那些牵涉到个人、家庭、儿女等等狗屁捣灶的成堆问题”,认为王国维死得“油脂麻花,不干不净,搅七念三,卑微困顿”,“但他没有想到,由于这样一种死法,效果倍增,影响弥远……一下子,拥有了很大的知名度……王国维从此成为比所有国学大师都要大师的圣人。”作者不去挖掘王国维之死所体现的悲剧精神、抗争意识、文化意义,反而一味消解神圣,亵渎死者。尤令人瞠目的是这样一段话:“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多少学者名流,教授权威,文化大师,学术泰斗,被折腾得痛不欲生,可从未听说有人起而效仿王国维,毅然跳湖。其实,他们住得离颐和园都不远,即使没有洋车,腿去也就半个钟头。”在不加节制的冷嘲热讽中,流露出鲁迅笔下衍太太式的阴暗心理。

作者每写到文人倒霉,分外来劲,必欲冷嘲热讽而后快。《司马迁之死》认为司马迁身上体现了知识分子自高自大、不甘寂寞、呆傻愚笨、充满表演欲的通病。司马迁一生追求自由、价值、思想力,富于浪漫气质和反抗精神,他因坚持真理而惨遭宫刑,这样一个飞泪溅血的故事,李国文竟以如此幸灾乐祸的腔调道出,全无对一位壮怀激烈的文化先贤应有的理解、同情、怜惜和崇敬。它让人想起发生在法国的一则真实故事——某中学化学女老师考试时,让学生计算二战时需要多少二氧化碳才能毒死犹太人,题目是:“希特勒把犹太人关在封闭房间里,灌入毒气来杀害他们。如果房间空间是50立方米,需要多少二氧化碳才能达到千分之五的致死率?如果人们平均需要20分钟才会死亡,每小时需要输入多少二氧化碳?”法国教育部为此责令女教师停职反省,身为犹太人的女教师不服上诉,说自己这样做是为了让孩子们知道希特勒的罪恶云云。在此,李国文犯了和那位法国女老师同样的错误:以轻佻的态度,挑战人类道义与良知的底线。该文结尾处写道:“生在哪年,是不重要的,死在哪年,也是不重要的;活着,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方孝孺之死》也说“无论如何得想方设法活下来,哪怕当癞皮狗,哪怕当三孙子,也在所不惜”,《张居正之死》则提倡做人“留有余地”、“见好就收”、“激流勇退”。这类发散着市侩气和犬儒气的话语,无疑远离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与王朔随笔集《无知者无畏》中《我看老舍》一文的不谈人格、气节、精神,一味崇尚活命哲学的痞腔痞调何其相似。在对严肃的知识分子精神的解构中,彰显创作主体人文情怀的缺失。《从严嵩到海瑞》分析明王朝普遍的贪污现象时说:“既然贪污是官员的一种生存手段,贪污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贪污是这种病入膏肓的社会的必然伴生物,不贪白不贪,贪也不为耻,还有什么必要洁身自好呢?”这样一种刻意为之的反讽语调,极易引起歧义和误读。李国文先生的失误,大约就是沉溺于正话反说的快感中不能自拔,终至于随心所欲而逾矩,忘乎所以而失度,得意洋洋而失控,引得读者侧目。何况李国文的随笔,往往只是围绕既往历史以曲笔做文,貌似激昂高亢,实则并不敢真正直面现实正视黑暗。在避重就轻、大言讨巧、安全优雅地保持批判距离和自我身份方面,李国文很像余秋雨。

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观念。尽管历史上这些仁人志士不乏时代的局限性,但他们那种敢怒敢言热血澎湃的“有知者无畏”的精神内涵与风骨气节,毕竟体现了求真向善崇美的精神。指出历史人物身上的不足并加以剖析批判是完全可以的,但无视特定的历史语境,率尔操觚,轻薄为文,统统作一刀切式的调侃,某种意义上便与王朔那些只求口腔快感式的文字相通了。平心而论,李国文意在挖掘文人阴暗面的随笔文字不乏大气,对于当下文化人的人格建构也不无镜鉴,但一味追求淋漓痛快,笔无藏锋,难免词气浮露,思想的冲击大为削弱;尤其李先生行文的油腔滑调,刻意将历史人物小丑化、漫画化,使得在他那里,历史与历史人物成了小孩子手中的变形金刚,全无一点正经。在指桑骂槐指鸡骂狗中,古人很不幸地成了李国文的箭靶子。在一种源于文章自信的倚老卖老心态的支配下,李国文无往而不反讽,处处黑色幽默,悍然解构了知识分子身上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立功立德立言的人文精神。这无异于在倒洗澡水时,连澡盆中的婴儿一同泼掉。

《得意与忘形》写北魏重臣崔浩在编撰北魏《国史》的时候,“务从实录,以彰直笔”,惹得皇帝大怒,尽诛清河崔氏。作者感慨崔浩的悲剧在于他个人的得意忘形:“这个得意忘形的崔浩,路便走到头了。其实在作家中,也有类似的人物。还记得在‘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即使坐在沙发上,也是四肢展开,呈‘大’字形的张狂,眼睛抬得很高,凡人不理,谁也不在他的话下,连地球也看扁了。等到大难临头,灾祸迭生,风云莫测,吉凶未卜时,便魂飞魄散,六神无主,瑟缩发抖,惶惶然不可终日;请他坐在沙发上,也只敢欠着半边屁股。”将当代作家中的轻狂之徒,和历史上秉笔直书不畏强暴的崔浩相提并论,把私人怨愤与历史公义一锅烩,可谓南辕北辙。《阮大铖之死》写道:“吴应箕、陈贞慧、侯方域、黄宗羲等复社名士,又贴出联署的《留都防乱公揭》,彻底揭发阮大铖为珰奴、为蟊贼、为乡愿、为赃官的罪行。这实在是中国文人互斗史上最奇特的一篇文字。窃以为‘文革’期间的大字报,若是溯本追源,老祖宗应该是在这里。”几位正直的复社名士则被李国文称为“红卫兵”。这种把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与寻常文人间的勾心斗角硬性对接、正邪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荒唐甚矣。

作家推想王安石如何对苏东坡“文人相嫉”《王安石之死》,万历皇帝如何对张居正怀有“男人的嫉妒”《张居正之死》,李清照公爹赵挺之因为“诌不出几句像点样子的诗词”而对他的儿媳妒火中烧《花自飘零水自流》……李国文推人度事,不从崇高处想,专从低俗处想,不从正面着眼,专从反面揣测,让人看不到亮色、光明与希望,看不到任何神圣的可能性;故其文字虽圆熟老辣,纵横捭阖,却因了荒腔走板,时时散发出市侩气息。究其实,作者衡量评骘历史人物,用的不是知识分子话语和人文眼光,而是市井话语、世俗眼光。也许在李先生看来,人文精神有真有假,但用市侩意识来消解他所认为的“假”人文精神,总不免流于以毒攻毒。多少年前,李先生的后辈王朔早已将这方面的文章做猛做足;其实,李国文批评的,只是一部分文人(知识分子)而非全部文人(知识分子),只是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某些方面而非所有方面,正如王朔调侃的那些知识分子,其实只是伪知识分子而非真正的精英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一样。

某种程度上,李国文的文字有意师承鲁迅,却仅得鲁迅文章讥诮调侃之皮毛,未得其峻洁磊落之风骨,不期然中与鲁迅精神背道而驰。作者在《唐朝天空》一书中如是自陈心迹:“(我的文字)难免被人撇嘴,难免惹人不快,固然,因此而骂我者颇众,但到了这把年纪,恕我不敬,也就只能去他妈的了。”(见《大浪淘沙》一文)洒脱则洒脱矣,毕竟有违务实精神。“老夫聊发少年狂”,李国文著作中所呈现出的价值盲点,某种意义上正是当下庞杂喧嚣的社会文化语境的一种映射。近十余年来,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不断解构着文学的原创性与个性化,兼以新儒学、后现代、新左派、自由主义诸般文化思潮对启蒙精神的分进合击,欲望化叙事、身体化写作、下半身写作等现象的层出不穷,导致中国文坛的光怪陆离泥沙俱下。在散文创作领域,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丧失也便势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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