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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古拉山和一个女人
[ 作者:王宗仁] [ ]

山总是屹立在海拔百米、千米甚至数千米的地方,蓝天也仿佛被它挤得摇摇欲坠了。这时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山是个巨人;但是,当我置身于山中,看到没有女人支撑它时,我又想说另外一句话:这个巨人是很脆弱的。 

是的,越是山高的地方,往往越是女人不去的世界。 

我始终认为,40年前慕生忠将军的那句话不仅震醒了噶尔木,也撼动了包括唐古拉山在内的中国西部高原。 

他说:“青藏线上离开了女人,是挂不住男人的!” 

一句本不该他这个身份的人说的话,蕴含的人生体悟无疑更深了。他是站在一面山坎上讲这话的,本来山坎比他高得多,此刻却被他踩在了脚下。 

当时,是风雪放肆狂吼的1954年深冬。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青藏公路——刚通车,西部建设需要大量人才,老将军正要动员筑路大军在世界屋脊落地生根时,没想到修路民工纷纷打点行李准备杀回老家去,有的索性连招呼也不打就拉上骆驼逃走了。 

他们的老家在甘肃、宁夏、陕酉,甚至还有更靠内地的省份。 

民工大逃亡的事刺痛了筑路总指挥慕将军,他在说了那句石破天惊的话以后,从山坎上走下来,拦住一个扛着行李卷正走出大门的民工: 

“你们干什么去?” 

“回家。老婆已经第三次警告了,再不让她生娃娃,她就要另找汉子了。” 

将军又拦住了一个青年人,问了同样一句话。 

回答:我都30岁了,还不知道搂着女人睡觉是啥滋味呢!总不能让我当一辈子光棍吧! 

修路人眼里流出带血的泪水。 

这看起来难以改变的现状,迫使将军出台了一个大胆的举措: 

动员民工在噶尔木娶媳妇,家家落户,生养娃娃。 

他没想到这个举措仍然不见明显的成效,将军按捺不住心头的怒怨和焦虑,只好铁面无私地采取组织措施了:共产党员带头。 

第一个接受“政治任务”的是来自宁夏的回族青年马珍。他回乡探亲前,将军动员他: 

“回来时把婆姨搬来,在噶尔木给咱种娃娃,生后代。” 

老实巴交的马珍把头一扭,说:“我不傻!就这地方,谁愿带婆姨谁带去。” 

“让谁带?我就让你这个共产党员带头!” 

马珍不吭声了。党员这两个字比什么都圣洁。 

就这样,马珍成为最早在昆仑山安家落户的人之一。把妻子留在噶尔木的帐篷里,他到昆仑山中的纳赤台养路段当了段长。他是第一代噶尔木人。 

据说,在将军这一层高级将领中,慕生忠是较早地具体参与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正因为这样,他讲话的调门总不是那么无限拔高,都很实际,很人情味。 

到了60年代初,由两顶帐篷起家的噶尔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高原小城了,有人称噶尔木为“昆仑山下的明珠”,也有人称它为“小上海”。你很难用一个具体的数字说清这里面有慕将军的多少功劳,但是你又不能不承认他无法否定的作用。 

即使是到了这时候,将军当初提出的让女人在噶尔木生娃娃的设想还是美好的愿望。青藏公路沿线的兵站和地方运输站,仍然是冷冰冰清一色的男子汉世界。不过,他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实现宏愿了。正是那个年代,他被卷进了在庐山端出来的所谓的彭总那个“反党集团”里。 

两千公里青藏运输线上,没有一个女性。 

骆驼草干卧在没有雨的寒风里。 

那时,我在线上跑车,总觉得日子很苦,很涩。即使行驶在雪山上也有在沙漠里跋涉那种干渴的感觉。 

车轮碾出了一声声叹息: 

女人啊,你在哪里? 

我很喜欢在甘、青、宁、新地区传唱得很广的独特民歌“花儿”,它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高原风韵。我们汽车团在噶尔木扎营后不久的一天,我沿着噶尔木河向昆仑山方向散步,听到一位回族歌者在漫“花儿”,悲悲切切,让我好不酸楚: 

撅头挖了大黄根, 

想你尕脑盖子疼, 

帽子有哩戴不成。 

镢头挖了菜籽根, 

想你眼睛珠子疼, 

眼泪有了哭不成。 

镢头挖了桦木根, 

想你耳朵根子疼, 

了者你着听不成。 

镢头挖了石榴根, 

想你脚底板子疼, 

离开你了活不成。 

…… 

这是一支想女人的歌。歌声是从黄土梁子那边传过来的,听得见漫“花儿”的声音,却瞭不见人。我能辨出那是一个老者,也许他唱了几十年情歌了。 

也怪,后来我每次从这儿经过时都能听到这漫“花儿”的歌声,只是嗓音一次比一次苍老,悲凄! 

高原上打光棍的男人,心里都长出荒草了! 

再后来,“花儿”声断了,我们就在那个地方看见了那座女兵坟…… 

关于那个女文工团员的故事我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是后来的战友们讲给我听的。 

那位女演员从京城出发随团去西藏边防演出,被高山反应挡在了昆仑山上,高山反应无情地袭击体弱的她,使她连神儿都提不起了。当时的兵站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有女人来住站,所以修盖的全是一个模式的可以住一个排的大房子。现在猛然间来了一个女病号,又不能及时送到西宁或兰州,只能临时给她收拾住处。 

于是,在兵站那一排圆木帐房之外,便有了一顶单独存在的军用帐篷。女文工团员就在那里面休息。照顾她的只能是个入伍才一年的男卫生员。 

昆仑兵站来了一个女文工团员的消息很快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青藏线上的角角落落。那晚,兵站聚集了五个汽车连队。谁也不去想她是因病来到了昆仑山的,大家只知道她是个会唱歌的女人。 

军用帐篷的灯亮在了兵站每一个人的眼里。那晚没有人不朝它瞭望。 

最先走近帐篷的是两个从甘肃天水入伍的汽车兵。他俩久久地站在十米开外的地方,望着帐篷里的灯。他们没有走进帐篷的奢望,也没有要和女文工团员搭话的胆量,只是盼望着她能出来,看上一眼就满足了。要知道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女文工团员是啥模样啊! 

想看一眼女文工团员的当然不止这两个天水兵了。住站的兵都像他们一样怀揣着这样一个羞涩的美好愿望。 

于是,又围上了几个兵;又围上来了几个兵…… 

他们只是远远地站着,谁也没有勇气近前一步。 

帐篷外面的响动,自然惊动了里面的主人。女文工团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惴惴不安地开了帐篷门,想探个究竟。当她看到一群兵围她而站时,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不顾体虚、气喘,笑盈盈地走出来,说: 

“欢迎大家到里面来坐。” 

没有谁挪动脚步。 

她再次诚恳邀请大家,仍然无人进去。 

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话:“我们想听你唱歌!” 

唱歌?这使女文工团员有点为难,撇开她是舞蹈演员不会唱歌不说,只瞧瞧眼下她被高山反应折磨得六神不振的蔫乎样儿,能唱吗?她正犹豫着,这时又有几个兵同时起哄: 

“我们要听你唱歌!” 

面对这些坦率、朴实的兵们,她不能对他们说她不是歌唱演员,也不能把自己的病情讲出来。这些可爱的战士们一年间难得看到一次演出,有的甚至当了三四年兵也没有和文工团照过面。今晚,对于他们这个一点也不苛刻的要求怎么好意思拒绝呢? 

女文工团员这时好像忘了自己是个病人,便张口唱起了歌儿…… 

这一夜,昆仑山上这个一向冷寂的兵站,变得热闹非凡。听歌人和唱歌人的交融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默契。女文工团员后来完全不像个严重的高山病患者了,随着兵们的欢呼掌声,她唱了一支又一支歌儿,而且越唱兴致越高,越唱越想唱。兵们把巴掌拍红了也不知疼。 

歌者和听者都疯了。青藏线上何曾有这样一个男女狂欢之夜?后来兵们看到女文工团员是强打起精神唱歌了,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帐篷…… 

这是绝对可以想像得到的结果:女文工团员的高山病急骤加重,唱完歌后,她就躺倒了,再没起来。 

第二天,她长眠在了帐篷里。 

对于她的死,没有人怀疑是高山反应所致。但是,汽车兵们却都有一种负罪感,是他们没节制地让她唱歌,使本来有病的她病情加重,催着她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她的坟就在昆仑山一个向阳的山坡上。最初,那坟很小,你如果不大注意,就很难看得到。后来,过路的汽车兵们都知道了女文工团员的故事,便每人都捧来一掬土添在那坟堆上,使它越来越大,渐渐地变成了一座小山了。 

山坡上的女兵坟,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召示。它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有一个勇敢多情的女性打破了青藏高原沉寂而单调的生活;同时它也召唤那些有志气的血性女儿们,到世界屋脊上来创造多彩的生活。 

女兵坟把太阳抬得很高,很高…… 

昆仑山的风雪一年四季狂吹着。今天吹走了远方的海市蜃楼,明天吹走了的还是海市蜃楼。 

一切都是那么遥远,只有茫茫的雪原…… 

单调得像凝固了似的现实,突然又被一个美丽的传说唤醒。 

那天,我出车刚回到营房,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是青藏办事处宣传处文化干事李廷义打来的。 

“我看到《人民日报》了,写得很好,向你祝贺!”话筒里传来他抑制不住的兴奋的声音。 

“你说什么呀?祝贺?”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惠嫂》嘛,登在《人民日报》上。” 

我一下子明白了,哭笑不得。 

说起来这是一件令我十分尴尬的事。原来,前一天,《人民日报》登了一篇小说《惠嫂》。作者是青藏公路管理局的王宗元。小说讲述了不冻泉养路段惠段长的爱人热心为过往司机服务的故事。王宗元、王宗仁,一字之差,且都是写青藏公路上的事,这样人们把王宗元误认为是我就不足为怪了。 

说实话,《惠嫂》这篇小说的影响面毕竟是有限的,事情的爆起是后来有人把《惠嫂》改编成了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这个影响就海了!尤其是在青藏线上,谁能不看这部电影? 

直到前两年,北京晚报的李凤祥还把《昆仑山上一棵草》误认为是我的作品。我不敢假王宗元的名字,赶紧声明纠正。 

王宗元的贡献在于他给青藏线的男人国世界里送来了一个女性,惠嫂这个人物一夜之间在两千公里线上传开了,那情景绝对不亚于后来徐迟写了《歌德巴赫猜想》以后,陈景润的名字一下子被国人知道了。与陈景润不同的是,这个惠嫂是王宗元用笔塑造出来的,现实生活里根本没有惠嫂。 

天国是虚无,天堂是幻影。 

青藏公路沿线仍然没有女性。 

我永远都忘不了,我们连队在长江源头兵站广场上第一次看《昆仑山上一棵草》时的那种充满渴望而懊丧的复杂心境。 

那晚,天空飞着雪片。我们从西藏亚东执勤回来一到源头兵站,就听说了放映“一棵草”的消息。大家忙忙火火地整完车,扒拉了几口饭菜,就坐在了广场上。不用说,电影看得很解渴,但说句心里话,扮演惠嫂的演员长相实在平平,明显地带着陕北农村妇女的气味。可以得到安慰的是,她说话、办事利落,到位。对来往于不冻泉养路段的汽车司机那股热乎劲,真烫人心!尤其是那个她扯着调皮司机的耳朵让他老老实实去吃病号饭的镜头,把我们的心扯得痒痒的,谁都巴不得惠嫂也揪揪自己的耳朵,吃一顿惠嫂亲手做的病号饭。 

那一夜,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了一个十分美好的梦。 

次日,我们投宿不冻泉。兵站与养路段一墙之隔,我们连的驾驶员都到养路段去找惠嫂,结果没有,连个女人的影子也没有。只有几间半地上半地下的圆形帐房冷凄凄地挺立在寒风里,几个脸膛被高原风雪吹打得像藏民一样的道班工人,在昏暗的酥油灯下打扑克…… 

我们很失望。大家的心还沉浸在电影的镜头里,越是这样就越失望。 

是王宗元欺骗了青藏线人,还是青藏线人的痴情太重? 

我们不愿意在岩石与虚无之间看见一棵虚张声势的树,只希望汽车的轮子在冰雪地上展开翅膀时,能感受到大地的芳香。 

鲜花,照样开在天幕。 

月亮,也可以是归鸟的巢。 

终于有那么一天,我们的生活中真的来了一位“惠嫂”时,我们却变得那样惊慌,手足无措…… 

一切美丽的故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突然发生。 

当我们在唐古拉山顶上被一场意外的大雪围困得寸步难行的时候,一位年轻漂亮的大姐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这些野性的汽车兵们一时间变得像野兔见了雪豹一样规矩起来。 

她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出现在她的服务对象面前,使我们始料不及,也使我们喜出望外。 

当时,我们已经把横在车队前面的一道雪墙铲得所剩无几了,大家刚放下锹和镐,准备喘口气,最后来一个“冲呀”突围出雪山。这时,有消息灵通人士宣布了一个绝对属于爆炸性新闻的消息: 

“战友们,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温泉兵站来了一位女招待员,她马上就要和我们见面了!”…… 

他下面的话被我们随之而起的狂叫声淹没了。 

一阵撼天动地的欢呼之后,雪山突然变得鸦雀无声。大家都企盼着,等待着。 

“发布消息的人呢?接着往下说呀,那位女招待员长得怎么样,能不能描画描画!” 

就在这时候,一辆小嘎斯车兜着一阵旋风“吱”一声停在了我们车队旁边。 

司机下车,随之一个女同志很麻利地一跳,站到了地上。 

今天,在我凭着记忆描绘这位第一个在青藏线上出现的汉族女性时,心情仍然是抑制不住的激动。她把青藏公路那页惨淡而伤感的历史揭过去了,是她结束了西部这块高地的一个时代。她的勇敢和伟大是我不管过去和现在以至将来都十分钦佩的。我会尽量地把那天她留在我脑海里角角落落的印象都搜罗出来,展现给读者。这是珍贵的历史瞬间呀! 

当她落落大方地站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立即都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神话的环境。 

她帮着司机从车上把一个用棉被拥着的保温桶抬下来,放到地上。这桶里装着足够我们十多台车驾驶员填饱肚子的饭菜。她十分麻利地掌起勺,一边给我们舀饭一边说: 

“弟兄们,都先给我停下手里的活儿,喂饱肚子,身上有了劲还愁没活儿干吗?” 

她完全是一家之主的说话语气,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当中一个有胆量的驾驶员说了句实话: 

“我们早就不干活了,在列队欢迎你哩!” 

她一点儿也不气恼,笑着说:“是吗?我怎么没听见锣鼓家伙响呢!对啦,我已经有了感觉,手心直痒痒,原来弟兄们惦着我。” 

转眼功夫,她已经在我们还来不及擦掉手上的油腻的当儿,就把饭菜一碗一碗递到我们面前。 

她说:“天气冷得咬肉,肚子添一碗热饭热汤,比身上加件棉衣还管用。你们就放开肚子吃吧,不用担心饭不够吃,你们一共才18个人,我是按加倍的人数下米做菜。我还发愁剩下来又得让我们抬回去呢。” 

就凭这一颗心,我们身上能不热乎吗? 

看着我们一个个吃了个肚儿圆,她脸上溢满喜色,好像这么多饭菜是从她喉咙咽下去的。 

“吃饱了,喝足了,大家一齐动手,把碗筷收拾到保温桶里,咱们准备下山。” 

“篓子班长”恋恋不舍而又无可奈何地说:“谢谢你的好意了,你只能先走一步了,我们还得修车呢。” 

“篓子班长”说的就是他自己的车。我们铲雪开路时,他一直没有停止鼓捣车上的毛病。 

她马上接上去说:“车没修好我怎么能抽身就走?我陪你修车。” 

她说着就撂拨掉大衣,露出了蓝底碎白花的棉袄。“篓子班长”忙把手拦在她的大衣上: 

“哪能让你实打实地干,你站在旁边看就行了。” 

“你真以为我会修理汽车?太抬举我了,我只能当个不够格的小工。” 

她真的给“篓子班长”当起了助手,递扳手、送钳子什么的,蛮在行的。 

真邪了大门,还是那个油路的毛病,刚才“篓子班长”捣鼓了快三个小时,就是来不了油。这会儿,他拿起扳手敲敲打打,只用了几分钟,通了。油“哗哗”淌得好顺畅,神了。 

她一直不换眼地瞅着“篓子班长”的一举一动,使人感到她脸上那笑容是专给“篓子班长”的。 

下山时,她不坐自己的嘎斯车,非要挤在我的驾驶室里不可。我说,我是个邋遏兵,驾驶室大脏了。。她一笑说,让我也蹭些光嘛。我握着方向盘,四轮生风,一路快跑,一个小时就撂到了温泉兵站。 

她下车时问我们:“小弟兄们,肚子还提意见吗?只要想吃饭,我马上就去做夜宵。” 

我们同声回答:谢谢啦,咱现在最需要的是好好睡一觉。 

她打开客房门,捅开了火炉子。 

借着炉火,我看见她棉袄上那些碎白花格外耀眼。 

雪停。我隔窗望去,夜空皓皓。月牙儿像一个香蕉苹果坐在唐古拉山巅…… 

半夜里,睡在我旁边的“篓子班长”,捅了捅我的胳膊:“还没睡着?” 

“你呢?”我反问。 

“也睡不着。” 

“我们都得相思病了!” 

他没有再说话,寂静的夜在火炉里烤着。 

他又问我:“你看她长得怎么样?” 

我当然知道他指的是谁。我不经意地说:我根本没看清楚她的脸。 

他说,我也是,只顾忙乎着修车。 

寂静的夜压人心胸。 

过了许久,他又对我说: 

“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也许从今天起我们青藏线上这些兵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 

这当然是我们所企盼的事,但是毕竟很渺茫。 

他接着说:注意打听打听,她是怎么来到温泉兵站的,还有她爱人的情况…… 

这之后,我就渐渐地睡着了,他也打起了呼噜…… 

满屋子鼾声。 

鼾声抬高火炉,格外香甜。 

……睡梦里,我走在穿山而过的雪路上,无声地拾起雪花,好玩地扔过山去。我沿着那条大风洗不掉的车辙,又走了一回唐古拉山。 

她一直陪着我。还是那句话:挤一挤,让我蹭点光。 

一惊,我醒了。 

她正用根长长的铁棍捅着火炉,我觉得一股暖流直淌进了我的心里。 

“吵醒你了?”她轻声地问。 

“没有。刚才做了个梦。”我当然不会告诉她做的什么梦。 

她继续捅着火炉。动作轻微,几乎听不到声音。只见那铁棍被炉火映得通红通红,像刚从红颜料缸里蘸出来似的。她白嫩的脸膛被炉火镀上了一层淡淡的胭红,显得美丽而动人…… 

我心里热热的,那烧透了的炉中炭把我从头顶暖到脚梢。 

捅好炉子后,她离开炉子稍远了一点儿,我才看清了她苗条的身段,还有那件蓝底碎花的棉衣。这件合身、得体而又朴素的衣服越发使她显得紧凑、精巧、大方。我有个感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衣衫比这件更能显示这位女性的魅力了! 

后来,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我们几乎都看到她穿的是这件棉袄。大家一看见那些碎白花就动心地说:“看,那是一颗一颗的小星星哩!” 

身居高原,夜空里的星星对我们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夜里想家的时候常常梦见妈妈坐着星星来高原看我们。星星使我们想念远方的亲人,星星也使我们排除掉想家的牵挂。星星还能使我们感受到明天的曙光。难怪在当时乃至今天不少作家在写到高原战士的思乡及寂寞心情时,总少不了这么一句话:“白天兵看兵,夜晚看星星。” 

星星,你是高原兵们悬在夜空呼唤亲人的小铃铛。 

按照“篓子班长”的叮咛,我开始给女招待员建立“档案材料”。 

我们这些走南闯北的汽车兵有“包揽天下消息”的本事,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所需要知道的事情。也许这些消息有不少是“马路露透社”的,但是我们仍然感兴趣。 

女招待员叫什么名字,没有人告诉我,我也不去打听。今天回想起来使我不解的是,当时远输任务很紧张,我们一年中起码有十个月的时间在路上跑,每月给我们提供了至少有三四次与她见面的机会,我怎么就没有问问她的名字叫什么?她经常对我们这些跑车的驾驶员说,你们大都是我弟弟那样的年龄,干脆都叫我大姐吧,我会知道怎样当好大姐的。我们一想,对,叫大姐好。如果叫名字吧,有点涩口,叫嫂子又觉得见外。还是叫大姐好,又亲切又自然。谁能说我们这一伙胎毛未落的猴娃娃不是她的弟弟呢!特别是她给我们拍掸身上的尘土或抚掉我们头发上的草屑时,我们一个个顺从得尤其像她的小弟弟。 

我们毕竟制造了一桩遗憾的事。今天我在写她和我们相处的那一年多日子里的事情时,不得不用“她”来相称。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会称她为大姐的。 

据说,大姐为了来高原,还和家里人闹了一场别扭呢! 

她的家在哪里?说法不一。一种说法她是冀中平原人,另一种说法她是沂蒙山区人。看来她是从革命老区出来这一点没有错。大姐的爱人叫杨孝山,温泉兵站炊事班长。这是个抗美援朝时参军的老兵,50年代中期转战到了青藏高原,调到温泉兵站先是警卫班,后又调招待班,我们50年代末来高原执勤时他已经在炊事班蹲了两年。1960年,大姐从老家来温泉兵站探亲,看到了分别六年的丈夫。当时她26岁,长得秀气,水灵,很招人喜欢。两个月的假期,她把大部分时间泡在了炊事班,和丈夫一起忙着做饭、淘米、洗碗,招待过往兵站的客人。 

我当时在噶尔木地区跑短途运输,没有见到大姐,据战友们讲,那两个月温泉兵站的粮食比预定计划超了200斤,可是上下唐古拉山的车辆事故却比往年同期减少一半。谁也不敢说,这就是大姐的功劳,但是她的出现给过往汽车兵带来的朝气和鼓舞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其实,这一点儿也不为怪,一个长期封闭的男子汉世界里突然来了一位女性,当然会发生可喜变化的。 

大姐的假期满了,谁也舍不得她离开。站上派了两个代表送了一程又一程,不愿分手。后来他们在公路上拦了一辆去西宁的顺路车,她已经坐上车走了,送的人还立在路上像雁一样伸长脖子瞭望。 

那次分手时,大姐留给大家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以为我就那么甘心离开温泉吗?我跟孝山已经商量好了,这次回老家把家里的事安排一下,办个证明,就回到温泉跟弟兄们一起工作。” 

第二年春天,她在丈夫的支持下,顶着家中众亲人的重重阻拦,辞掉了小学教员的工作,来高原落了户,在温泉兵站当了一名招待员。离开老家时,父亲流着眼泪对她说:“孩儿,你太任性,家中这么多人,你问问爸爸、妈妈、公公、婆婆,谁同意你走?大家劝你的话说了一箩筐,你为什么一句都听不进去?” 

她答:“只要孝山不反对我上高原,我对于自己的选择永远都不后悔!” 

来温泉兵站的当天夜里,送走了前来耍热闹的战友,屋里只剩下了小两口,杨孝山便实实在在地问了她一句话: 

“温泉兵站海拔5000多米,条件这么艰苦,你到这里来,到底是爱这里的战士还是爱我?” 

她故意说:“我不说,要你告诉我。” 

杨孝山像开玩笑又似一本正经地说:“我看你是爱那些来往兵站的战士。” 

她问丈夫一句:“爱战士怎么样,爱你又怎么样?” 

孝山说:“一个不爱战士的女人,她怎么可能爱自己的丈夫呢?” 

大姐撒娇地笑了。 

杨孝山又说:“我总是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这里的苦!” 

她问:“你呢,身体吃得消吗?” 

“我,一个壮壮实实的小伙子,吃铁咽钢也没问题。” 

“那你就帮着我吃铁咽钢,还怕它消化不了吗?” 

两人紧紧地相拥…… 

我必须提醒我的读者,有关大姐的故事在后面都有意无意地和“篓子班长”连在了一起。这究竟是喜事还是祸事,当时我确实无法下断论。就是30年后的今天,我在回忆着叙述那段往事时心情仍然难以平静,也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我只能按照事情的本来进程慢慢地向前推进,你跟着前行,自然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大姐像一片彩霞出现在青藏公路通车不久的雪线上,从此,这个干渴、寂寞、单调的世界里有了色彩。人心扬起了风帆,车轮鼓起了春风。 

我不认为我这样形容太夸张,凡是在那个僻远、荒芜的地方呆过的人,都会感受到女性魅力的奇特作用。 

我永远都忘不了我们心里淌着哗哗小溪的那些滋润而欢愉的日子。 

温泉这个地方,正像杨孝山给大姐描绘的那样,海拔高,终年积雪不化,严重缺氧。人呆在这儿浑身上下没有一块舒服的地方,头疼,气喘,耳鸣,咽不下饭,睡不稳觉。高山反应厉害的人往往越不过“温泉”这道关。 

汽车兵有句口头禅:温泉不留人,留人要你命。 

我们发怵的这个地方,一般情况下,停车加点油,吃一顿饭,油门一踏撂过了山,在唐古拉那边的安多买马兵站见了。 

自从大姐的身影出现在温泉兵站以后,这个鬼地方的狰狞面目在我们眼里彻底改变了。高山反应退让了。过去躲都躲不及的地方,现在大家争着去投宿,去吃饭。 

大姐用她的绚丽普照着一片又一片格桑花。 

汽车兵们揣着一腔说不清道不明的愿望,像上足发条的闹钟一样不知疲倦地在风雪高原上奔驰着。车子还在阿尔顿曲克草原上行驶,开车人的心就飞到了温泉兵站。为了那顿可心可口的饭菜?为了在那生着旺旺的火炉的客房里伸展四肢舒舒服服地睡一宵?为了看上大姐一眼? 

都有。 

大姐每次看到我们打好饭菜,坐在桌前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便给每个桌上端来一盆冒着呼呼热气的糊辣汤,说: 

“先喝汤,再吃饭!” 

“还有这个讲究?”有人故意问。 

“热汤暖心哩!” 

雪山上吹过了一股柔柔的春风。 

有几个驾驶员蹲在墙角里吃饭,菜盘放在地上,边吃边聊,好开心。 

大姐从炒菜间搬来几把方凳,加在饭桌前,然后来到那几个聊天的驾驶员跟前,说: 

“坐下吃饭吧,跑了一天车,让胳膊腿放松放松,身上好受!” 

有个战士跟她犟嘴,说:“大姐,我们蹲在地上吃饭一点儿也不累,能喝上大姐端的一碗汤,就是扛着碌碡上山也有劲!” 

大姐不语,光笑。 

又一个战士说:“不用说喝汤,就是闻闻汤味儿也够我们嚼三天的!” 

大姐一点儿也不恼,还说:“下次我把汤烧得再辣一些,看辣掉你的舌头不成!” 

“哇!”那个跟大姐贫嘴的兵,吐吐舌头,做个鬼脸。 

“篓子班长”说,大姐像我的妹妹。 

他坐在车场旁边的一个雪堆上,手里拿着一张妹妹的照片,这样自言自语地说。 

他手拿照片沉思的姿势,很像一种自然景物。 

我们围上“篓子班长”。有的说,你是想媳妇了吧!有的说,不是,他在想大姐呢! 

他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开玩笑,哪有拿妹妹开玩笑的。他说她确实很像我妹妹,越看越像。说着他站起来,十分严肃地说: 

“我一没结婚,二没想大姐,我就一个妹妹,她死了,死得好惨!” 

我们都不吭声了,静静地听他讲妹妹的故事…… 

“篓子班长”姓戴,名承欣,“篓子”是他的外号,意思是他很有知识,满脑子都是故事。这么一说,你一定认为他满有文化水。其实不然,他只是初小毕业。我们说他有学问是指他脑子里那些歪瓜劣枣特多。举个例子,唐古拉山下有条季节河,夏天山上雪水化了后河里就溢满水。到了冬天,因为积雪结冰,没有了水,河也就断流了。这个道理我们是后来才懂的,刚上高原时我们傻乎乎的,哪里晓得呀!我便去请教“篓子班长”,他一本正经地回答:“冬天河水哪里去了,你连这都不懂?你尿尿也不是一天到晚总在尿吧?只能是有了尿才尿,没了尿断尿,就是这个理!”我还真没敢笑,话丑理端,老班长也许没有瞎说。 

这就是“篓子班长”的水平,你不服也得服。 

“篓子班长”爱说爱笑,蛮打胡闹,给我们生活中添了不少乐趣。但是,在一个问题上他是绝对不会幽默的,那就是提起他妹妹的死,他准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给你讲起来…… 

他的小妹妹仅仅活了十岁,便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 

“篓子班长”大妹妹五岁,他是小妹妹的保护伞,到田里挖野菜,下河沟摸鱼虾,总是带着她。那年秋天,田野里的豌豆亩吊满了小刀刀似的豆角儿,实在馋人。“篓子班长”每天都要到地里摘半篮子豌豆,回到家里剥豌豆粒给小妹吃。那个季节正是麻疹发病的时候,一次小妹在跟着他摘豌豆角时染上了这种病。她整天躺在床上,高烧不退,不吃不喝,只是不住地哭叫着,把全家人的心都叫得酸疼酸疼。 

“篓子班长”摘了好多豌豆角,堆在床头,妹妹却一粒也不想吃,病魔折磨得她啥也难以咽下。 

全家人的心焦急得起火了。小妹的麻疹怎么也出不来,从早到晚地哭叫着。奶奶是过来人经得多,她说是麻疹没出来,内毒攻心,娃儿受不了。她让“篓子班长”逮个癫蛤螟拿回来,说癫蛤蟆是凉性的剪开它的肚子,敷在小妹的肚脐上就能去火。“篓子班长”满山遍野地跑着捉了好些癫蛤蟆,小妹的肚子上敷满了血糊糊的癞蛤蟆,把小肚兜都浆成了红色了。但是,她的麻疹仍然没有出来,最后竟被可恶的病魔夺走了生命。“篓子班长”一家人抱着小妹的尸体哭了三天。 

第四天,泪迹未干的妈妈送“篓子班长”上学,行至山野一片荒坟前,突然从草丛里蹿出一只野狼,只见那狼嘴里叨着一件破碎的红肚兜。他和妈妈一眼就认出来那是小妹的肚兜,便大声哭喊着扑向小妹的坟地…… 

小妹得的是麻疹合并肺炎,导致心力衰竭而死亡的。当时,如果打几针青霉素就可以保住她的命。可是,缺医少药的山乡呀。 

“篓子班长”的小妹已经死去十年了。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怀念可爱而可怜的小妹。从第一眼见到大姐那天起,他就惊喜地发现,大姐就是他再生的妹妹。的确,她长得太像小妹了,眉毛、眼睛、鼻子、嘴巴,没有一处不像小妹!特别是那微微向外突出的额头,简直是一个活脱脱的小妹…… 

听罢“篓子班长”讲完小妹的故事,我们的心被这辛酸的往事深深震撼。我当然不会相信大姐就是小妹的再生,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相信他对小妹的一片纯情。这是他对小妹沉淀了整整十年的怀念呀! 

我出于安慰他,也想帮他走出深陷的误区,便说:“班长,这你就不懂啦!大姐毕竟不是你的小妹,你小妹过世已经十年了。忘掉她吧,这样对你对别人都轻松!” 

我是站在另一个季节的深处看春天,这样看到的也许是朦朦胧胧的花,但是,那是真实的花。“篓子班长”听了我的话,未置可否,只说一句话: 

“真的,我现在觉得我离小妹近了!” 

温泉兵站的餐桌上。 

几个跑阿里的藏族司机醉成了冬虫夏草。 

大姐纯洁的脚步声像雪花落地…… 

10 

我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老觉得眼前有一个滑轮在滚动,一会儿从食堂滚到了小河旁,一会儿又从卫生所滚到了宿舍里……这个轮子就安在大姐的脚上,她的忙碌、辛劳就像这无法安停下来的轮子,给人的感觉,她生来就是为别人操劳的。从早到晚,从站里忙到站外,从车场忙到客房……何时是她的休息日? 

她对病号体贴入微的关爱和照顾,尤其令人感动。凡是报了病号饭的战士,她一概不例外地把特地做的挂面送到他们手中,若是比较重一点的病号,那挂面汤里肯定还会卧一个荷包蛋! 

大姐把这个荷包蛋做得十分讲究,别致,蛋清儿摊开,成小碟状。蛋黄半开半合地立于碟中央,几丝红萝卜绕蛋黄而放,活活地一朵荷花! 

病号们吃了这个荷包蛋后,给战友们炫耀说: 

“香哩!病好了,翻过唐古拉山没问题!” 

真神!荷包蛋可以包治百病。 

温泉兵站的病号饭有了很高的知名度,我们许多汽车兵都盼着能尝尝它,甚至有些本来就没病的兵也谎报病情,蹭一顿病号饭。于是,就有了这样两句顺口溜: 

走遍四千里青藏线, 

最爱吃温泉的病号饭。 

高原以外的人一定会提出疑问:一顿病号饭值得这么倾心醉倒吗?青藏线上的官兵却最清楚,这全是冲着大姐来的。其实那病号饭除了鸡蛋花样做得特别外,与其它兵站的病号饭没什么两样。 

大姐征服了青藏雪域这些“野性”的汽车兵们,大姐给了他们闯荡高原的智慧和勇气。大姐是兵们心中至圣至贤的偶像。 

这样,发生所谓的“篓子班长”泡病号这类本来不值得大惊小怪、却被一些人炒得沸沸扬扬的事情,就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了。我可以肯定地说,也敢作证,那天“篓子班长”确确实实身上不大舒服。那还是没有到温泉兵站之前,途中小憩检查车,他用扳手戳着腰部对我说:“他妈的,这回翻唐古拉山要出麻搭了,肚子好疼,头也像挨了砸一样不舒服!”我眼瞅着他是咬着牙把车坚持挪到温泉兵站站广场,然后连车也没有保养就进了卫生所。是我扶他找到医生的。次日,带队的连长不得不临时找了个副驾驶员开上他的车走了,“篓子班长”便成了掉队的病号,“泡”在了温泉兵站。 

这就是我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的纯客观的报道。谁还愿意得病吗?“篓子班长”确实是因病掉队了。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可想而知了:大姐像对待她遇到的每一个病号一样,用一腔热情接待了他。 

先是把热烫烫的洗脸水、烫脚水送到跟前,随后,端来了卧着荷包蛋的挂面汤。 

吃饱了,喝足了,两人才有下面的一段对话—— 

“你现在觉得哪里还不舒服?” 

“哪里都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就是肚子有点饿。” 

“想吃东西这是好兆头,你还想吃点什么?” 

“鸡蛋挂面就很好了,我在哪儿也没有吃过这么可口的挂面。” 

大姐便又端来了一碗卧着荷包蛋的挂面,“篓子班长”吃了。 

他说还没吃饱,大姐便端来了第二碗。 

他狼吞虎咽般地又消灭了。仍然不说饱,大姐只得再端来一碗……就这洋,直到第五碗鸡蛋挂面汤下肚,他才满意地说: 

“饱了!真解馋。” 

这时,他已经吃得满脸淌汗了。大姐问: 

“你的病呢,高山反应怎么样了?” 

“没一点儿事了,全好了!” 

“真的好了?” 

“是呀,一点反应也没有了!” 

“这么说,我们温泉兵站的荷包蛋确实能制服高山反应了?” 

“那还有假?我可以作证。” 

后来,“篓子班长”这一成功的“病例”传出去,使温泉兵站那本来就很神秘的荷包蛋,更加神乎其神了。几十年间,青藏线的汽车兵们为了对付顽症高山反应,发明了许多土方妙法,首屈一指的应该是大姐的荷包蛋。 

我们仍然回到大姐与“篓子班长”对话的现场,他们的话题继续着。 

“有句话,在我心里放了好些天,不知当说不当说?”“篓子班长”突然变得腼腆起来。 

“说吧,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咱们又不是第一次打交道。”大姐解除着他的顾虑。 

“我总觉得你像一个人!”他转弯抹角,不敢把话说明白。 

“天底下长得相像的人太多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嘛!”大姐仿佛预感到了什么,也许故意不想让他说出来。 

冷场。大姐耐不住了,催问: 

“你说,我长得像哪一个?” 

“我的妹妹!” 

“你妹妹?”大姐反问一句,沉思片刻,又问道: 

“你今年多大了?” 

“25岁。” 

“你怎么也不问问我的年龄?26岁了!天底下有妹妹比哥哥还大的理吗?” 

“篓子班长”不语。他寻思:我并没有说你就是我妹妹,只是说你长得像我妹妹罢了。 

过了一会儿,“篓子班长”又说:“你确实很像我妹妹。可是,我那小妹已经死了。如果活着,今年整整20岁。” 

大姐知道“篓子班长”心里难受,便安慰他说:“人已经去了,提她也没有用。失去了妹妹,这当然是很难过的事了。今天又有了个大姐,你应该高兴呀!” 

“篓子班长”抬头望着大姐,那目光透过睫毛喷散着希望的光茫。 

大姐说:“你不是说我长得像你妹妹吗?姐姐跟妹妹本来就应该长得很像嘛!” 

“篓子班长”抬脚一步,上前,叫了声“大姐”,便伏在大姐膝盖上哭了起来。当年小妹去了以后,他也哭得这么伤心。 

“大姐,我还要等三天我们连队才能返回来,这三天我不干活手太痒痒了!”他有点儿犯愁地说。 

“舍得流大汗还不好办!走,帮我背冰去!”大姐一把拽着他,快步而去。 

一条冰河正好把温泉兵站绕了半个圆。银白,透亮,站上的圆木房在寒风里抖瑟。 

11 

我相信,凡是那个年代走过青藏线的人,肯定会对大姐背冰的身影留下抹不去的印象。 

她脚下的小路,是一个孱弱女人蹒跚跋涉的脚印。 

或许人们永远也想像不出来,温泉兵站的用水、吃水全靠化冰而来,这里几乎四季冰封,每一滴水都僵在冰里。半绕兵站而过的那条小河,只有在盛夏很短的日子里山巅的雪水才会溢满河道,高原人脸上解冻的笑容还没完全展开,小河就又结结实实地封冻了。兵站雇了一名藏工给站上背冰,说不上是什么原因,后来那藏工走了。谁来背冰?炊事班的同志们,这里面就有大姐。 

每逢背冰的日子,她总是天刚蒙蒙亮就起床,直到天色麻麻黑才回到站上。她背着冰走一会儿,把冰靠在塄坎上歇一歇,喘几口气,又走。有人告诉她,找个扁担去吧,挑冰比背冰省力气。于是,她又天天挑着两筐冰走在雪山上,还是那么吃力…… 

那天,我开着车进站,老远就看见大姐挑着一担冰迈着碎步,便加足油门鼓起一阵风,追上去,与她并行。 

“大姐,上车吧!” 

“不用了,你快进站休息去吧。” 

她依然走她的路,只是含笑向我摇摇手。 

我知道,我再坚持她也是不会坐车的,便开车走了。倒车镜里映着她越来越小的身影。我总觉得她是挑着冰山在跋涉,我的心情很沉,很沉。 

这时侯,我似乎才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在风雪线上的欢乐、幸福,是大姐用沉重的脚步换来的呀! 

我一辈子忘不了大姐挑冰的形象。我把我的内疚心情透露给战友们,他们都说,是呀,大姐是不容易,我们都是罪人,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大姐的痛苦上。 

是不是痛苦,不好说。反正大姐是很艰难的。 

年轻娃娃是狗记性,很快就把好不容易悟出的那点人情道理扔在了脑后,又在无忧无虑地开着汽车在高原上撒欢了。那全是冲着大姐的,她是我们心中神圣的佛! 

现在,大姐领着“篓子班长”背冰。 

大姐说,没有那么多扁担,咱们都背吧。我觉得背比挑要来劲得多。“篓子班长”说,一付扁担没关系,我来挑,你空手走着就行了。我挑一担冰肯定比咱们俩背的还要多。大姐忙摆手:不行,不行!你是帮我干活的,我怎么好意思空着手走路? 

他们背了12趟,24堆冰码成一个小山,堆放在水房里。 

大姐用沾满冰渣的手,抹了抹脸上的热汗,对“篓子班长”说,谢谢你了。“篓子班长”忙说:“别谢我,我应该感谢你,这些冰最终还是让我们这些过往的汽车兵吃了,用了!” 

大姐说:“我现在不是以招待员的身份对一个汽车兵说话,而是以一个大姐和小弟的关系跟你聊天。” 

“篓子班长”无话可说了。 

12 

这是大胆的季节。 

既然温泉河不生长美女,那就让这梳理雪山的春风,带起裹着冰渣的水花四处飞扬,落到哪里让哪里溅起一朵如花的冰核吧! 

山巅的积雪消融了。 

路边一片又一片的潮阴地浸出了水。 

源头的小溪们醒了,亮起歌喉唱起来了。 

盘古至今,温泉河边第一次簇拥着这么多的藏族姑娘。她们身着花花绿绿各色氆氇藏袍,像快活的鸟儿,有的站在水中,有的立在岸上,还有的坐在河心的小岛上。一个个脸上乐开了花,嘴里漫着只有她们自己可以听清的藏家情绵绵、意切切的歌调。 

大姐突然出现在姑娘们中间。她还是穿着一件蓝底白碎花的衣服,不过,已经换成了单衫。下身是用同样布料做的裙子,非常合体。这时,她亮起了银笛般的嗓音: 

“姐妹们,在雪化冰消这短暂的日子里,我们都忙起来吧!” 

她把姑娘们分成三个一组、两个一伙的小摊子,然后下达任务:有的拆洗被子,有的翻新汽车坐垫,有的冲刷篷布和工作服…… 

哗啦哗啦的撩水声代替了说话声,丁丁恍恍的捶衣声压住了河浪的吼叫。在姑娘们停止了说话打闹以后,河滩霎时变得静悄悄的。 

一抹阳光斜射着照透了姑娘们勤巧的双手。 

唐古拉山所有透着春光的窗子都是大姐打开的。 

温泉兵站每年7月中旬前后不足20天的日子,是这片冰雪世界开放的季节。这时节男人可以赤身露腿,女人可以亮怀穿裙子,实际情况是,这些只是季节年轮里的文字记载。现实生活中,人们仍然捂着油渍渍的工作服,当然已经把棉工作服换成了单衣衫。 

在隆冬里结冰的岩石毕竟开出了花朵。 

大姐走藏村串帐房,身后绕着阵阵春风。她好不容易把几十个放牧点上的藏家女动员到这里来,也好不容易地收集起了汽车兵们的这些必须洗洗刷刷的衣物。她对兵们说: 

“雪山解冻的时候,牧人们不应该沉默。姑娘们的裙据摆动起来的时候,小伙子们不应该缩在帐篷里。来吧,天、地、水和人都跳起来,唱起来!” 

兵们便加入到了藏家女的洗衣歌声中。 

衣服洗净了! 

被褥刷绿了! 

坐垫漂白了! 

“拧干”的动作太有韵味了:男女各抓住衣物的一头,朝相反的方向拧去。于是,衣物便拧成了麻花,越拧越短,越拧两人的距离越近。这时候,藏家女的身段,特别是那腰肢处,也拧成了麻花状,美丽极了。最后,两人的距离更近,一不小心,那兵打了个趔趄,两头的人都拧倒在地上。 

哈哈……一阵开怀大笑! 

日偏西,河边草滩上晒着洗过的衣物。白的,蓝的,绿的,红的,那是朵朵格桑花,那是一片片落雨的云。 

几十个藏家的小月亮,这会儿仍然不会让自己的手闲下来,她们跟在大姐的身后,串到兵们的圆木房里,搜腾着她们能帮忙干的各种活儿。有的胆大的姑娘,竟搜出了兵们的内衣要拿去洗。兵们急得脸都胀红了,羞怯怯地说:这可要不得!分什么活儿嘛,这种事只有我们男人干得。大姐也认真地急了,说:嘴唇上茸毛还没退干的娃儿也知道羞了,那些姑娘论年龄不都是你们的妹妹姐姐的,讲什么隔着藏着的事?去一边呆着,就你们那屎屁眼儿大姐也洗得! 

古老的温泉河和今天的男男女女们终于流到了一个河道里。 

这个季节,雪山上的太阳举着冬天的嫩芽儿企盼着春天; 

这个季节,面对美女和春天,唐古拉山不会失掉对鲜花的比喻; 

这个季节,温泉兵站笑得最开心的要数大姐,还有大姐周围的那些兵们…… 

月亮,你今夜不要入睡。操琴的老阿爸没有锁在冰层下,他要给你伴奏。 

唐古拉山从终生负重的背上,给温泉河里卸下一个冻不死的风景点 

13 

这决不是夸张的话:三十多年来,大姐的容貌、身影常常栩栩如生地在我眼前浮现,一切仿佛都没有远去。 

芨芨草,孤立于旷野遥远的地平线上。她望着高原,也许她没有看到我,我却永远能望见她。 

今天,我坐在京城里我的借用于高原一地名而诞生的望柳庄书房里写这篇散文的时候,对大姐的怀念和敬重超过了任何时候,太不容易了!在那个年代,又是在那样一个地方,一个生长在内地脆弱的女青年,抛弃了家庭的温暖、称心的工作和对亲人的依恋,在遥远荒凉的世界屋脊,在女人不去的地方,开拓自己的人生之路,几人能做到? 

我越是深深敬重大姐,就越对她最后的结局不平。她的死出乎人意料的凄惨且突然。重石沉沉地压在我心上。 

那年月,任何一点儿树枝发出的嘎嘎响动都有可能被一些多事者渲染成狼嚎鬼叫。冬雨说来就来,根本让你躲闪不及。 

谁会想到,温泉河上那幅藏家女和兵们欢乐劳动、相得益彰的美丽图像,竟然成了有损军队形象的龌龊画面,还有,“篓子班长”也因为“泡病号”与大姐称姐道弟落了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而受到严厉的批判…… 

今天四五十岁的人还留着清晰印象的当年那场“兴无灭资”运动,风卷浪涌,军营高高的铁门也未能挡住它的波及而来的猛势。 

个人的挣扎永远是极其有限而微弱的动作。在青藏线上被我们这些兵们捧在手心怕风吹走了、含在嘴里伯化了的一朵玫瑰,只是闪烁了一下,就灭了。 

苦花开在沙漠上,沙漠显得更荒凉。 

大姐作为“叛逆”的典型,准备发落回乡,离开这个女人不该来的唐古拉山。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当儿,“篓子班长”…… 

14 

那天黄昏,太阳的余晖把唐古拉山镀成了桔红色的世界,我们车队停在温泉河边小憩。 

现在回想起来,那完全是一次不应该停车的小憩。三天前,在“途中行车的我们就听到消息,温泉河的水漫上了公路桥,汽车过桥时务必十二万分小心才能保证不出问题。接着,又传来了消息,兄弟连队头一天在过桥时一台车滑到桥下,所幸人员未伤亡。明明已经亮起了红灯,“篓子班长”还要多此一举地让车队停在河岸,只能在驾驶员心里投下阴影。 

河岸卜,一老牧人打着一把破伞慢慢地挪动脚步。天上并没有下雨。 

“篓子班长”那天的表现确实反常。我们谁都能感觉出来他心里像着了火一样的显得六神不安。我们自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对受到批判心里堵得慌,总想找个地方发泄。大家都同情他,再加上他每次做的那些在别人看来总有点邪门的事都有他的一套歪道理,他说停车小憩,我们便很顺从地跟着做了。那会儿我们是绝对不会想到后来能有一场灾难。 

“篓子班长”逞能了。他站在全班的汽车前给大家壮胆: 

“这逑河算个啥,龙王爷撒的一鞭杆尿!当年我在朝鲜过大江,在西藏平叛时跨冰河,那才叫考验呢……”我们乖乖地听着,确实谁也没有资格跟他攀比,在我们全连他都是天字第一号的开车能手,不过他把这河比作“尿尿”实在有点儿那个。开始过桥了,“篓子班长”坐镇在最后收尾。他要看着全部的车一台一台地过河,中途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有他在也会化险为夷。他开着车还不时地把头伸出驾驶室窗外,吆喝着哪台车该快哪台车该慢,如果谁不听招呼,他会吼破嗓子似的斥责几句。总指挥嘛,就该是这种气魄。别看他是班长,也有大将风度。还算顺利,全班的汽车稳稳当当地过了桥。 

这时,“篓子班长”不知哪根筋没有舒展,出了个歪主意:洗车。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的决策。洗车?这不是明摆着踩地雷吗?河水会把车和人一起吞掉的! 

“篓子班长”自有他的道理:“这次回去,咱们要办路线教育学习班。你们一出车就成了聋子、瞎子,不听广播不看报,林副主席提出了“四个第一”,团里已决定停车一周办班,人人都要参加学习。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统帅手中的方向盘,会把车开到修正主义路线上去的。现在,大家拿上脸盆舀水洗车,把车洗干净了再进学习班。” 

如果你觉得“篓子班长”这番话生硬,别扭,文理不通,那就对了。它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过来的人都听得懂。 

这是“篓子班长”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声音,也是比较完整的体现他思想的一份宣言。他的人生历史就在他讲了这些话后没有几分钟便划上了句号。温泉河依然没黑没白地流淌着。 

我们拿上脸盆正要舀水洗车时,从河面上漂来一头野驴。野驴的腿和肚子都吃进了水里,只把头露在外面。可以看出野驴不会浮水,它挣扎着,头不时地栽进旋涡里。我们发现野驴时它离我们大约还有100来米,转眼间就漂到了我们眼前。汽车兵虽然成年在高原上跑车,但绝大多数人没有见过野驴,这么近距离看到野驴的人就更少了。就在我们调动视觉的一切功能观赏野驴的时候,“篓子班长”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扔掉手中的脸盆,大喊一声“看我的”,就扑进河里逮野驴去了。 

实话说,我们当时虽然对他的行动有些惊异,却并没有考虑到会招来难以想像的恶果。“篓子班长”嘛,那么能说会道,又有丰富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经验,还降不住一头野驴?直到他漂游到野驴跟前,那野驴疯了一样扑向他时,我们才知道,糟啦,“篓子班长”根本不是野驴的对手。本来被洪水漫溺得濒临死亡的野驴,这时不知使出了什么法术,奇迹般地站在了水面上,一抬蹄就把“篓子班长”刨入蹄下,入了水。“篓子班长”自然不会示弱,他凭借高超的水性,一个鹞子翻身,又跃出水面,正准备与那野驴搏斗时,那驴重复了如前的动作,再次把他置于蹄下的水中……就这样来回折腾了三四次,“篓子班长”已经力不从心,失去了反抗能力。 

我们在岸上都急了,高声喊着要班长摆脱野驴去逃生,有的会水者已经做好了下水搭救班长的准备。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班长第五次被野驴溺于水中后就再没有露出来。野驴也随波逐流,浮过了桥洞…… 

这一切,只不过是在几十秒钟里发生的事情。 

我们跟着奔腾的河水跑出几里地,也未见到班长。那头野驴倒意外地获救了,它在漂出二里地以后,在一片较宽的河面上站住了脚,凭着它的一身驴劲,硬是走出了河道。当然,它不会跑掉,被我们逮住了。我们对它进行了报复性处理:宰杀,并让全连吃了它的肉。 

班长死后,部队对他做了这样的结论:违反纪律,私自下河逮野驴,致死身亡。 

他走得太仓促,连四季不离身的那件皮大衣都没有穿。大衣兜里寄给妈妈的信只写了一半,信上说,他近来情绪不好,夜里老是梦见妈妈。还说,参加完路线教育学习班,他再跑一趟拉萨,就可以回家探亲了。到时他把心里的话全掏出来让妈妈听。 

我们寻找“篓子班长”的尸体整整找了三天,在确认他已经不在人世后,战友们在那条河边挖了个坑,埋进了他那件大衣,这就是他的墓。 

给班长送葬的人全都耷拉着脸,默默不语。大家都觉得他活着的时候就装着一肚子苦水,死得也太冤,对他的结论更是不公。然而,谁也讲不出替他分辨的理由来。时代的烙印深深擎肘着每个人的言行。当时惟有悼念是我们高尚的专利。 

当晚。夜深人静。 

在“篓子班长”坟头约10米的地方,蹲着一个人影,号陶大哭。 

藏族老妇人的声音…… 

15 

冬尼亚雅阿妈是在那辆车刚刚开动时,她一下子跪在了公路中央,挡住了车轮。 

车上坐着被护送返回老家的大姐。送者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一位保卫干事。 

她的丈夫杨孝山继续留在温泉兵站工作。 

就是在这时候,大姐才从冬尼亚雅妈嘴里得知“篓子班长”出了事。她只觉得头“轰”的一声像被谁用冻着冰的石头猛击了一下,懵了。 

冬尼亚雅阿妈常年帮助大姐背冰,她什么事都明白。 

当汽车紧挨着阿妈的身子从公路上碾过的一瞬间,大姐清醒了过来,她扯破嗓子似的大声向车后说: 

“阿妈,‘篓子班长’是我清清白白的弟弟,你替我为他祭坟…… 

孤坟。瘦月。 

一连几夜,冬尼亚雅阿妈跪倒在地上,哭诉着。那是一种赤裸裸的、谁也无法抗拒的声音: 

“……好人呀……你不该走……你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汉家女……你肚里装着多少冤水……” 

哭着哭着,她竟漫起了“花儿”—— 

蓝布袄袄装棉花, 

棉花装上了压下, 

头顶石头腿跪下, 

大老爷你听着: 

汉家女娃娃到底把啥罪犯下? 

这是哭“篓子班长”吗? 

不,她在哭大姐的命苦。 

16 

当年,“篓子班长”遇难以至葬他于温泉河畔,我始终在现场,是见证人之一。 

用他的皮大衣做衣冠冢就是我的主意。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穿皮大衣,总觉得老班长一直在那大衣里面。当时,我对战友们说了这么一句话:班长是个冤鬼,总有一天我要为他写一篇文章。 

在离开高原的几十年间,我曾经十余次重返故地,却一直没有勇气写这篇文章。他是含冤而死,死不瞑目,写他必然要涉及大姐。我们为什么要用一支笔把这么多的冤魂惊动?还是让他们安安静静地长眠吧! 

90年代初,西安《女友》杂志社的刘三田小姐听我讲了大姐的故事,她非常激动,对这件事很有兴趣,再三鼓动我写出来,他们发表。我至今记得刘小姐的话:“写吧!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大姐,你把她写出来,让全国人民都叫她大姐!” 

这样,便有了发表在《女友》上的那篇散文《美丽的故事也会夭折》。 

这篇散文第一次把一个被泥土掩埋了近三十年的女人的故事公布于世。然而,她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消失而失去灼灼光彩,依然如宝石一般诱人。我收到了数十封读者来信,他们都赞颂这位第一个勇敢地闯进青藏高原的汉族女人。更多的来信则是打听大姐的姓名和住址,探寻她的近况,还有一位读者给大姐写了一封信,请我转达。 

这些问题或事情,我自然无法回答和做到。使我于心不安的是:在那篇散文里我把一个最重要、也最敏感的问题回避了,一个字也没有提到“篓子班长”,看了散文你会觉得仿佛地球上就没有这个人似的。我相信我的读者会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做的复杂心态。那是一个当年说不清道不白的问题,在我写散文的那年仍然是说不清道不白的问题。我的读者们请你不要忘了我写的是军营生活。即使到了今天,在我把大姐和“篓子班长”的故事和盘托出后,我也不敢保证所有的读者都能理解。 

我只想很真实地告诉大家:大姐从温泉兵站走了以后,青藏线上一下子变得死沉沉的。这样的气氛一直持续了好几天…… 

那篇散文问世后,还发生了一件我没有想到的事,一位读者帮我澄清了一个很重要的情节。 

他的名字叫郭立业。 

17 

那是《美丽的故事也会夭折》发表后的第二年,我重返青藏线。 

一天,我在噶尔木遇到20多年未见面的朋友郭立业,他是汽车团的修理工,当时已经退休,一家老少屈居于一间平房里慢熬岁月。我们谈起了《女友》发表的那篇散文,他十分坦率地说: 

“你写的有错!” 

“哪儿错了?” 

“大姐根本没有下高原。” 

“真有这事?” 

“当然啦!” 

“后来呢?” 

“死了,她淹死在温泉河里。唉……” 

老郭长叹一声,不再往下说了。 

我把老郭请到我的住处,恳求道:大姐是个苦人,她那受冤的心永远都不会平静的。我们活着的人都有责任把事情的真相揭示出来。 

我能看出来,让老郭讲这样的故事,他的心情是不会轻松的。最后,他还是讲了…… 

如果没有那天清早在温泉兵站以下50公里处巡逻的那位哨兵的机灵和勇敢,也许人们就无法知道大姐的下落了。那是个雾气蒙蒙的天气,视线不清,哨兵远远地就看见河面上漂来一个什么东西,虽然他还没有断定是什么,但是从看见它那刻起,他就觉得那是一个人。只是一瞬间,他便放下枪,扒掉衣服,跳下河里竭尽全身之力打捞上来一具女尸。那女人看上去顶多30岁左右,身上只穿了一件粉红色的内裤,袒胸露腿,皮肤白净,长长的头发被水浸泡得湿滚漉漉的,散盖在脸上。哨兵用手扒拉掉头发,脸露了出来,他不由得大叫了一声:呀,大姐…… 

郭立业讲完了大姐的下落,他干涩的眼角含着热泪。 

我有满脑子的疑点,却没有发问的力气了,这个女人悲惨的故事已经把我的心袭击得千疮百孔了! 

毕竟饱经风霜的老郭比我要坚强些,他说出了有关大姐下落的各种传说以及自己的看法:“你在文章中写到大姐被护送回老家离开了温泉,确有其事。但是,据说那辆送大姐的汽车走到昆仑山中的不冻泉抛锚了,停驶了一天一夜。我想,事情发生转机大概就在这一天一夜当中……” 

我没言声。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老郭不知为什么突然变得絮絮叨叨地健谈起来了。我根本无心去细听,恍惚中只听到他说:大姐是被认定投河自杀的,她的后事还是她的丈夫杨孝山办的,大姐的坟就在温泉河畔…… 

18 

1996年的夏天,我又一次回到青藏线。 

温泉兵站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兵站的遗址凄凄冷冷地袒露在炽白无力的太阳光下。人呢?房呢?车场呢?生活为什么荒芜得这样快?曾记得,当年我们就是在这儿泼洒了多少笑声和欢乐! 

我不愿意在这里久留。我必须立即拜谒大姐和“篓子班长”的墓。铺满鹅卵石的河滩像着了火一样干渴,我浑身热辣辣地不舒服。我走出去约10分钟,就到了坟地。 

出乎意料的是,我看到的是三座坟堆。再仔细一瞧墓碑,从左至右,依次写着:戴承欣之墓,大姐之墓,杨孝山之墓。霎时,如有五雷击了我头顶,麻木得几乎失去知觉。杨孝山之墓,大姐的爱人死后也葬于此地? 

我久久地站在三座墓前,心里填满悲伤、思念和疑惑。 

转而,我的心里又涌上来一缕安慰。大姐不会寂寞孤独了,有“篓子班长”和她丈夫整天整夜地伴着她;当然,“篓子班长”和大姐的丈夫,因为有亲人的相随也会欣慰。 

三颗心等待着苏醒。 

这时,我突然发现坟堆前面中间的地上蓬勃起三簇沙棘,郁郁葱葱,好不撩拨人心。也许这是这片荒芜的河滩地上推一的一处绿色。 

我相信它们在沙上的覆盖下,把根须紧紧地抱成一团。 

面对这三蓬沙棘,我产生了强烈地要写大姐的愿望。 

我必须把她曾经有过的辉煌生命以及因为这辉煌而带来的不幸遭遇写出来! 

有谁能预料山后还会有悬崖?又有谁能发现悬崖下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其实,生命比沙棘脆弱得多。 

尽管沉默的石头还在冷笑着,尽管路边的野风与凋萎的红柳同时消失。我依然要不懈地寻找生命的支点。 

温泉河呀,你浇灌了一块沉重而灾难的土地。今晚我回到阿妈帐篷的酥油灯下,给你献上一支苍凉的歌! 

这支歌也许会照亮唐古拉山最后的寂寞。 

昏黄的酥油灯照出一层灰暗的天地,我提笔写下了一行字: 

唐古拉山和一个女人…… 

选自第五届(2007—2009年)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获奖作品王宗仁《藏地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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