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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2025年9月1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山河迹忆——手稿里的抗战中国”展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展览中，1938年盛成《台儿庄手稿及纪事》、1939年王礼锡《笔征日记》、1946年闻一多《九歌（古曲翻新）》、管桦《小英雄雨来》等国家一级文物集中亮相。萧红《生死场》、老舍《四世同堂》、臧克家《津浦北线血战记》、冯至《十四行集》、徐光耀《小兵张嘎》等经典文学作品的初版本及手稿，《解放日报》《抗战文艺》等战时报纸期刊，管桦珍藏的传家宝家书，萧乾在“二战”时期欧洲战场上使用过的防毒面具也都进行了展示。这些抗战文学珍品文物，既是对烽火岁月的深情回望，也是对民族精神的赓续传承。
黑暗的一页：文学的警示与悲愤
日本对华持续侵略，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空前巨大的灾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顽强反抗。
陈天华《猛回头》，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大地沉沦几百秋，烽烟滚滚血横流。伤心细数当时事，同种何人雪耻仇？”陈天华的《猛回头》以白话文呐喊，成为清末最具影响力的救亡读物，唤醒无数国人。这本书以民间说唱风格的弹词形式创作而成，其句式多采用“三、三、四”字结构，节奏鲜明、韵律回环，读来朗朗上口：
我中华，原是个，有名大国……为什么，到今日，奄奄将绝？这原因，真真是，一言难尽。待咱们，细细数，共做商量。
作品直指国家危亡的根源——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其中写道：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这种将通俗形式、平实语言与深刻思想、激昂情感融为一体的表达，使《猛回头》成为宣扬爱国、推动革命的重要读物。据当时再版公告称：“是书以弹词写述异族欺凌之惨剧，唤醒国民迷梦，提倡独立精神，一字一泪，一语一血，诚普度世人之宝箴也。初版五千部，不及兼旬，销罄无余，因增订删改（视原本约增四分之一）再版。”时人回忆称：“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湘中学堂，更聚资为之翻印，备作课本传习。”
九一八事变发生十天之后的一个深夜，27岁的巴金写下了诗歌《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1931年11月10日发表于《小说月报》。这首诗是对日军侵略暴行的无可遏止的揭露与控诉，诗中写道：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哭泣是一件很可羞耻的事。这里躺着一具一具的血腥的尸体，那里躺着一堆一堆的建筑的余烬。抢呵，杀呵，烧呵！——在一阵疯狂的欢呼中，武士道的军人摇着太阳旗过去了。
……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哭泣是一件很可羞耻的事。
……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哭泣是一件很可羞耻的事。眼泪，眼泪，眼泪……我们的眼泪；哀泣，哀泣，哀泣……我们的哀泣。屠杀，屠杀，屠杀……武士的屠杀；狂欢，狂欢，狂欢……武士的狂欢。武士的酒……我们的血泪；武士的肴……我们的骨肉。
……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哭泣是一件很可羞耻的事。我们的眼泪已经流得够多了！这给人做枪靶子的生活也过得够多了。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人的血，我们的胸膛里有着人的心：我们要站起来，像一个人。
……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哭泣是一件很可羞耻的事。
巴金《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载于《小说月报》1931年第22卷第11号
全诗共三节，每一节均以“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哭泣是一件很可羞耻的事”作为首尾呼应，形成一种回环往复的节奏。巴金以充满理性光芒的爱国热情，展现出强烈的情感张力与不屈的精神气魄。尽管题材紧密关联现实政治，这首诗并未忽视艺术表达。全诗在构思与语言技巧上极为讲究，通过强烈的节奏感与鲜明的意象营造出震撼人心的气势。例如第二节中，“眼泪”“哀泣”“屠杀”“狂欢”等词的重复与并置，形成语言层面的强烈对比与节奏推进，不仅强化了情感表达，也凸显了诗歌的核心主题——从悲愤走向抗争。
这一时期的文学，从甲午战争后的启蒙呐喊到九一八前的危机预警，以思想觉醒为抗战文学埋下伏笔。它们证明：当民族生存遭遇威胁，文学是最早觉醒的力量之一，为即将到来的抗争积蓄着精神能量。正如展览中引用的秋瑾诗句：“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白山黑水之间：流亡者的笔与火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将白山黑水推入深渊，日本帝国主义开启了长达14年对东北人民的奴役。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东三省沦陷后，一群文学青年流亡关内，用文字控诉侵略者的暴行，记录同胞的苦难与不屈。怀着对民族命运的深深忧虑和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他们以富于东北地方色彩的笔触，展现了在日军铁蹄下受难与反抗的人们，这批青年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东北作家群”。“东北作家群”贡献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坛最具说服力的一批新人，他们的作品也是这一时期真正赢得读者认同的抗战文学之一。
面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萧红在短暂的十年文学生涯中，以笔作刀枪，与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拼搏，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等100多万字的文学遗产。
1935年，萧红泣血而著的《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三，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笔名“萧红”首次使用。“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不仅是书中人物的呐喊，更是亿万中国人的共同誓言。
萧红《生死场》，容光书局1935年版，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生死场》的封面由萧红自己设计：一道黑色的粗线把封面斜切成两半，上半部分是东北三省的地图，是深色的，反阴文写着“生死场”三个大字；作者的名字，一半在东北的黑暗中，一半在明亮的地方。鲁迅自己出钱印制了这部小说，并亲自作序，说这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图画。《生死场》如同一把尖刀，剖开了那片黑土地的真相，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同胞的亡国危机感、抗日救亡的紧迫感。
现场展出的作家陈荒煤手稿《生死场外忆萧红》中写道：“看罢《生死场》电视剧，我觉得被一阵阵东北草原上凄冷的秋风浸透了心头，感到有些窒息，双手都凉了。因为，我被唤起了第一次阅读《生死场》小说时那种强烈的感受，特别是回忆我第一次见萧红时的情景。”陈荒煤和萧红第一次见面是在1936年夏天、《作家》杂志创刊号出版不久后举办的一次宴会上，他曾紧紧握住萧红的手，谈论起她发表的短篇作品。
萧军的《〈八月的乡村〉1955年再版后记》手稿占据了展柜的核心位置，指引观众注目这部文学史上东北作家群领军人物所创作的长篇小说。1935年8月，《八月的乡村》作为“奴隶丛书”之一，由奴隶社首次出版。
鲁迅在为此书撰写的序言中写道：“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1932年，萧军在哈尔滨正式投身革命文艺创作。次年，他与萧红合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跋涉》。1934年，两人离开东北前往青岛，一边编辑《青岛晨报》，一边继续写作。正是在青岛期间，萧军完成了后来成为其代表作的《八月的乡村》。这部作品生动展现了东北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的悲壮历史。
萧军《〈八月的乡村〉1955年再版后记》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八月的乡村》书后附有奴隶社的“小启”，其中写道：“我们陷在‘奴隶’和‘准奴隶’这样的地位，最低我们也应该作一点奴隶的呼喊，尽所有的力量，所有的忍耐。‘奴隶丛书’的名称，便是这样被我们想出的。”该书的封面由鲁迅委托青年版画家黄新波设计，整体采用红色基调，寓意东北大地上抗日烽火的蔓延。画面描绘了一支人民革命军高举红旗，沿崎岖山路向前线进发、英勇迎敌的场景。书名“八月的乡村”几个字则由萧军亲笔题写。
此展区还展示有“东北作家群”其他作家的作品。李辉英的处女作《最后一课》致敬法国作家都德的同名名篇，讲述了吉林沦陷前东北人民的愤懑与反抗的决心，尽管艺术上尚显稚嫩，但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李辉英的《万宝山》是首部抗日题材的长篇小说，以“万宝山事件”为原型，揭露侵略者暴行，讴歌东北人民的抗日战斗精神。骆宾基的长篇小说《边陲线上》、舒群的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等真实再现了东北人民的遭遇和反抗。《东北作家近作集》出版于九一八事变五周年，集结了“东北作家群”不同文体的作品，显示了这一群体的文学风格和题材倾向，是“东北作家群”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事件。
这些来自白山黑水的文学遗存，既有战斗者的豪迈，也有流亡者的悲愤；既见个人风骨，更显民族气节。它们证明，即便在最严酷的环境中，文学依然能够照亮黑暗，成为抵抗侵略的精神火种。
烽火中的文艺长城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彻底点燃了全民族的怒火。枪炮声激发了作家们的爱国热情，一系列以卢沟桥为题材的作品由此诞生。中国剧作者协会仅用三天时间便创作了话剧剧本《保卫卢沟桥》：“我们有笔的时候用笔，有嘴的时候用嘴，到嘴笔都来不及用的时候，便势将以血肉和敌人相搏于战场，我们不甘心作奴隶，我们愿以鲜血向前！”随后，陈白尘的《卢沟桥之战》、张季纯的《血洒卢沟桥》、胡绍轩的《卢沟桥》陆续诞生。危急存亡时刻，笔就是枪，台词就是子弹，他们守住的不仅是文化阵地，更是全民族解放的希望。
诗人流火说：“怒吼吧，卢沟桥！我们抗战的日子已经来到。忍辱负重亦非一日，祈望和平亦非一朝，可我们得到的是，卢沟桥的无理取闹。如今已有二十九军的崛起，用铁血回答敌人的横暴！听啊！杀敌的喊声起了，健儿们的鲜血正洒在北国的荒郊！”作家们走出书房，走向人民大众，投身到火热的民族救亡运动中去，抗战文艺创作形成多中心发展格局。展览“抗到底”展区，通过延安、重庆、桂林、昆明、上海、港台等不同地域的文学文物，立体呈现了抗战文学的全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延安及各边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大批青年作家来到此地。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后，作家们深入调查研究，文学创作气象随之面貌一新。在当时的延安，以大家看得懂的语言和生动故事情节呈现解放区全新面貌、凝聚抗战力量的作品不断涌现。
赵树理是解放区文学代表作家，是我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农民的作家之一，他以其新鲜活泼、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开创了“山药蛋派”。《小二黑结婚》通过一对年轻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故事，反映解放区的新气象，一经发表就家喻户晓，半年卖了4万册。
而贺敬之等作家的《白毛女》，则是当时抗日根据地新的文学创作机制的产儿。1945年6月10日，《白毛女》在延安大礼堂首演当天，不光礼堂坐满站满了人，连窗户外面都被观众围满了。陈赓就因为没有抢到票，一边坐在窗户上看，一边大骂“黄世仁应该被枪毙”！当剧情发展到喜儿被救出山洞、合唱响起“逼成鬼的喜儿今天变成人”时，全场观众不约而同地起立，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这部剧在多个方面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艺术体验：演员对角色的精彩诠释、舞台美术的写意风格，尤其是那些激动人心又朴实动人的音乐唱段，演出后很快就在群众中流传开来。
《白毛女》的上演成为当时延安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劳动群众，成为街谈巷议的焦点。有人感慨：“这戏演的都是实情！咱们是从旧社会熬过来的，看到那姑娘的苦处，谁能忍住眼泪？”一些劳动英雄观剧后，忆起旧社会被迫卖儿卖女的往事，纷纷表示：“过去的苦忘不了啊，如今有了共产党，穷人才真正翻了身！”还有人自豪地称之为“翻身人看翻身戏”。
演员们也因这部剧而为群众所熟悉。他们在街上常被孩子或老乡认出，被指认为“白毛女”“杨白劳”，甚至反面角色“穆仁智”和“黄世仁”也引起强烈反响。有一次演出中，饰演黄母的演员李波在完成该角色戏份后，换装扮演另一群众角色登台，结果几位观众认出她来，低声议论要揪她出来。李波听闻后立即退场，未再登台。
贺敬之等《白毛女》，海洋书屋1948年版，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大批文艺力量随文化机构西迁重庆，使之成为大后方文学的中心城市。很多作家在山城留下了一批蔚为壮观的抗战文学作品。老舍《四世同堂》的手稿格外引人注意：这部百万字巨著是用毛笔书写在粗糙的土纸上的，页面整洁，字迹工稳，很少涂改。在动笔之前，整部小说的结构、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可能早已在作者的脑海中反复酝酿、推敲了无数遍。卢沟桥的炮声响起，生活在北平城小羊圈胡同里的祁老爷还以为用缸堵住门、存够几个月的米和咸菜，就能回到原来平静安逸的生活。《四世同堂》以祁家四代人为主线，贯穿抗战全过程，刻画了100多个人物在民族积弱和国家危难之际的挣扎、苦闷和觉醒。从苟安，到彷徨，再到奋起抗争，老舍的笔剖开了那个时代颠沛沉浮的家国命运。
老舍《四世同堂》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与老舍的市民叙事形成对比的，是闻一多的《九歌（古曲翻新）》手稿。诗人将屈原的悲愤与抗战激情相融，“国殇”篇中“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的诗句，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闻一多鼓励学生们到少数民族聚居区去采风，并把民间优秀歌舞手们请到联大来演出。这种新颖的形式轰动了昆明，同时也触发了他用歌舞剧的形式演绎屈原《九歌》的想法，从而创作了《九歌（古曲翻新）》。排演前，闻一多有邀请郭沫若改编《九歌》为舞台朗诵词的计划。他遭特务暗杀后，郭沫若毅然拨冗担任《闻一多全集》的编辑，并作序惋惜闻一多的牺牲，称赞闻一多研究古籍“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赞赏他“钻进中文里面去革中文的命”的治学态度，评价他是“屈原之后的又一个人民的诗人”。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大批文化人南下桂林，使得此地一度成为抗战“文化城”。艾青著名的诗篇《我爱这土地》就是在这里写就的。这一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猖狂践踏中国大地，诗人目睹沿途溃退的士兵与颠沛流离的百姓，在民族危亡之际，将整个民族共同的情感体验凝结为这首诗。它道出了亿万民众心底的呼声，承载着深沉而广阔的思想力量。作品中，诗人以一只“鸟”的视角，抒发对土地刻骨铭心的爱——它不断为这片土地、这些河流、那“激怒的风”与“温柔的黎明”而歌唱，直至生命终结，即便死去，也要将身躯融入这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结尾“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语言质朴平实，却蕴含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成为广为传诵的经典诗句。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则暗喻着民族未来充满希望的光明前景。整首诗意境高远、思想深刻，被誉为中国新诗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艾青《北方》，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版，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晋察冀边区的文艺创作更具民间气息。管桦的《小英雄雨来》手稿与他父亲鲍子菁的手札构成动人组合。1944年牺牲的鲍子菁在信中催促战友“速去指挥部”，自己则将“进占小张各庄，再向东与日寇周旋，再接再厉，百折不挠”。这份手札被管桦珍藏多年，《小英雄雨来》中“上夜校”这一经典情节，其灵感正来源于管桦父亲的真实经历。鲍子菁在参加革命前曾任教员，他竭力宣传抗日，还为根据地小学编写课本。他所在的夜校设于破旧豆腐房，每当局势稍安，星光点点的村落里，灯火通明的窗内便会传出孩子们齐声诵读“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之声。这感人至深的场景，成为小说中最具生命力的片段之一。
“管桦的传家宝家书” 展区
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与时代激流的冲击下，管桦自幼便怀有报国之志。他本希望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军事以便亲赴前线，但因其尚未具备实战经验，未能如愿。随后，他考入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投身文艺学习与创作。时值抗战艰难阶段，白色恐怖弥漫，为保护家人安全、隐蔽个人身份，他将原名“鲍化普”改为“管桦”，并曾对同学笑言：“我喜欢树木，等胜利了，就去管一片桦树林。”这个名字，后来一直陪伴他的文学生涯。
1943年，管桦加入冀东军区政治部尖兵剧社，不仅参与实际宣传工作，也创作了大量歌词、剧本、小说与通讯报道。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他不断锤炼写作能力，陆续写出《还乡河之夜》《辛俊地》《将军河》等一系列作品，成为冀东抗日根据地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其中，《小英雄雨来》更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
这篇小说最初以《雨来没有死》为题，于1948年在《晋察冀日报》发表。在创作初期，管桦曾将稿件送请鲁迅文学院研究室主任周立波审阅，周立波读后深受感动，称赞其“有骨头有肉”。小说一经刊出便广受好评，不久被选入小学语文教材。1955年，管桦又将其扩展为中篇小说。作品中那些生动的场景——芦花戏水、星夜苦读、智救交通员、苇荡雏鸭与五谷飘香的田园风光，以及质朴的方言运用，无一不源自作者对故乡的深刻记忆。雨来不仅是管桦自身少年经历的投射，也是那一代在战火中成长的孩子们的缩影，真切传达出冀东人民坚定的革命情感、不屈的战斗精神与朴拙而坚毅的英雄气质。
国际视野中的中国抗战是展览的重要维度。萧乾在“二战”欧洲战场上使用过的防毒面具，与他亲笔题赠巴金、萧珊的《人生采访》版本并置展出。作为《大公报》驻英记者，“京派”作家萧乾曾亲历诺曼底登陆、纽伦堡战犯审判等关键历史时刻，他的作品向国内描述了伦敦遭遇德军轰炸的情景，其特写被视为“欧洲发展史的重要见证”。
文学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更是精神的塑造者。1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广大爱国作家以笔为枪投身抗战，使抗战文艺成为教育群众、发动群众、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些跨越80余载的文学文物，从民族危亡的呐喊到胜利曙光的期盼，从个人命运的书写到民族精神的淬炼，共同构成了抗战文学的完整图景。当战火远去，这些手稿、图书、期刊、书信依然散发着力量，提醒着我们：伟大的抗战精神是我们的精神血脉之一，也是民族精神的一份永远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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