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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丨严家炎先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第三代学人”的影响——在“严家炎学术文献展暨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这欢庆严家炎老师九十寿诞的学术座谈会上，我首先想谈谈严老师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贡献。如果说王瑶、李何林、唐弢等第一代学者是学科的开创者，第二代学者则是学科研究传统的构建者。在第二代学者中，对此作出最大贡献、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严家炎老师和樊骏先生。他们被称为“学科的警察”，以“严上加严”的态度与作风，为学科的健康发展，起着学术警戒的作用。严老师对于我们这个学科有一个评价，说现代文学研究发展路子比较正，学风也比较正。应该说，严老师对于这样的学术正气的培育，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我今天是作为严老师的学生代表来发言的，我要重点谈谈严老师对于我们第三代学人的影响。其实我自己就是被严老师发现，并且一直受到他的保护的：我在《我的感激和感想——在“严家炎学术思想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文艺争鸣》2022年第1期）等文章中多次谈到这一点，就不多说了。今天要说的是，严老师的三篇文章对于我一生学术的影响。
我在《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00期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4期）一文里，谈到20世纪80年代初学科重建时，有几篇指导性的文章：王瑶先生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确立了学科“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的“质的规定性”；乐黛云先生的《了解世界文学研究发展状况，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打开了学科发展与世界联系的通道；而严家炎先生的《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后收于《求实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则完成了学科“历史品格”的重建。严先生在文章里，用大量的事实，说明“随意修改历史，隐瞒事实真相的不科学、反科学的做法”，已经产生了历史科学本身的信用危机。因此，大声疾呼要“敢于说真话，敢于如实反映历史”，强调“只有真正实事求是，现代文学史也才有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只有从历史实际出发，弄清基本史实，尊重基本史实，把认识统一到作品和史料的基础上，这样总结出来的经验和规律，才比较牢靠，比较扎实，也才有助于我们较好地转变学风”。这里所说的“以接触原始材料作为研究起点，强调从史实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学风”，不仅是严老师此后几十年一以贯之的基本学术思想、作风，而且也是许多学术前辈共同倡导与身体力行的，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文学研究界，形成了一个传统。严老师正是这一传统最有力的开创者和坚守者之一。
严老师第二篇影响深远的文章是《走出百慕大三角区——谈二十世纪文艺批评的一点教训》，此文写于1988年12月。我们知道，一旦进入百慕大地区，轮船会沉没，飞机会出事；严老师认为，“五四”以来，中国的文艺批评，学术研究，也有这样的危险区，他称为“异元批评”，又称“跨元批评”，“在不同质、不同‘元’的文学作品之间，硬要用某‘元’做固定不变的标准去评判，从而否定一批可能相当出色的作品的存在价值”。比如，用现实主义标准衡量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的作品，反过来用现代主义标准衡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作品，等等。严老师针对这样的认识误区，做出了一个重要判断：“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多元并存。”虽只一句话，却确立了严老师的基本学术观点，学术立场、态度和方法，即以揭示现代文学“多元并存”的历史复杂性和丰富性为己任，以开阔的视野、宽容的态度，看待现代文学的不同追求的作家与流派，并以多元的、变动发展的标准去衡量不同质、不同“元”的文学作品。严家炎先生的这一“多元并存”的文学史观念和方法论，对于学科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文学流派研究和通俗文学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基础。他自己也是这两个领域重要的开拓者。他对于茅盾、吴组缃、沙汀等的“社会剖析的现实主义”，路翎等的“体验的现实主义”的概、命名，被广泛接受，几成定论。他对于新感觉派和金庸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他对于鲁迅创作方法多元性的揭示，“复调小说”的概括，也都是鲁迅研究的重要收获。这里所说的小说流派研究、金庸研究、鲁迅研究，再加上对于丁玲的研究，构成了严家炎先生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四大贡献。当然，严家炎先生的主要贡献，还有他五十年一贯地对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以及对于整个学科的推动。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严家炎先生的这些研究，在学术界也有过不同意见，曾经引发过一些争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关于金庸的论争，关于七月派小说的论争。在论争中，严家炎先生坚持用事实说话，据理力争，其基本立场就是要维护文学的多元并存和文学研究、批评的多元性。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严先生是态度鲜明、坚定，绝不含糊的，这和他在学术上的宽容是相辅相成的，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此，我在《除了严格，更难得的是平等》（《名作欣赏》2020年第1期）中做过论述。
在关于“五四”新文学的评价的论争中，严家炎先生发表了《不怕颠覆，只怕误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文章不长，却有重要的意义。严先生认为，“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意见，自来就有。新儒学、后现代之类的颠覆，也不必多虑。值得注意的，我以为倒是对‘五四’的误读。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责备‘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都是不符合史实的误读。对‘五四’反对派的意见，也要防止和警惕误读，并非一讲‘五四’毛病就是‘颠覆’”。他的态度是：“我们赞美‘五四’，继承‘五四’，又超越‘五四’。”“不怕颠覆”，表现了严先生的开阔心态，在他看来，历史与现实的一切，当然也包括“五四”，都是可以批评的；“只怕误读”，是他一贯地从事实出发的态度，对于建立在误读基础上的批评，是要论争、辩驳的，其所依据的，依然是事实。因此，严先生晚年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引起争议的重大问题的重新考释，写了一些很有分量的文章。
而“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则为现代文学研究者在面临新的挑战时，所应有的态度，提出了一个原则：一方面，要坚守学科的基本立场，维护和继承“五四”新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不要将其凝固化，不回避所存在的问题，要有新的发展和超越，这样就可以使学科的发展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势。在我看来，严老师所提出的这一“既坚守，又开放”的原则，对于现代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是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的。
可以说，严家炎先生三大学术思想：坚持从史料出发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与作风；多元共生的学术史观和方法论；继承、坚守又超越“五四”的基本立场，影响了我一生的学术研究与学风，一直到今天。在《有承担的学术：中国现代文学学人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中，我提出：“在一定意义上，‘学人’的影响比‘学问’的传授更重要，更根本，更带有基础性。”严先生就是这样的学人。我要在这里表达对于老师的感谢和敬意。
本文刊于《文艺争鸣》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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