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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舒乙
  来源:中国文化报 [ ]

编者按:两年前的今天,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舒乙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为了缅怀舒乙先生,我们特别推送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副馆长周明先生的文章,以此追念舒乙馆长,并感谢前辈们为文学馆建设所作的贡献和付出的心血!

 

新冠疫情的肆虐,让我对时间也模糊起来,倏忽间,舒乙同志去世已两年了。

八年前的一场脑溢血,让舒乙一直躺在病床上,直到去世。这对身体一向很好、一直充满朝气的舒乙来说,无疑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悲哀。我曾多次去医院看望,每次看都感到难受。他躺在那里,眼睛盯着天花板,浑身插着管子,不认人,也不会讲话。夫人于滨同志和家属一直非常辛苦地照顾着他。他的离世令人悲痛,也是文化界的一大损失。然而我想,这对于舒乙同志,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我和舒乙同志共事中国现代文学馆直到他退休。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作协全委会开会期间,舒乙同志突然找到我,动员我去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说他和李凖馆长商量好了,理由是“你在《人民文学》工作了几十年,对当代文学和作家比较熟悉,而文学馆正缺熟悉这一块的”。我忘记当时是答应了他还是说要听从作协党组决定,然而不久,新上任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同志找我谈话,决定了我的新的工作去向——中国现代文学馆。从此,便开始了我人生的最后一份职业生涯,和舒乙同事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因之熟悉了他的母亲、老舍先生的太太胡絜青老人。晚年的胡絜青曾承受了老舍先生过早不幸辞世的巨大创痛,历经坎坷,而能够坚强地生活,健康长寿,并在书画艺术事业上取得了非凡的成绩,这是值得庆贺的。在以后的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去给老人家拜年,连续几个春节,我都有幸贴上老人家书赠的大红“福”字。记得在她96岁那年,我和吴福辉照例去拜年,我不敢奢望再得到她的赐“福”。当我们恭恭敬敬地作揖、叩首之后,她开怀大笑,高兴地说:“也祝福你们,祝福你们!”说着让舒乙取出两幅已写好的大红“福”字赠予我们,真是喜出望外啊。

舒乙同志不但与父亲一样热爱文学事业,也承继了母亲的才华,在工作之余创作出大量的随笔和书画作品,出版过10多部著作,办过大型书画展。我记得他的其中一部著作《大爱无边》,就是集随笔和书画作品于一体,很受读者欢迎。

 

 

周明(后排左)与舒乙(后排中)、吴福辉(后排右)看望盛成夫妇

 

怀念舒乙同志,我最想说的是两个方面。其一是他继承了老舍先生对北京的熟悉、对北京的宣传和对北京的热爱。特别是对北京古建筑非常熟悉,每到一地,他都能讲出这些古建筑的来龙去脉,如何保护、如何修复,头头是道,提出的都是具体意见,彰显出他的智慧。

上个世纪末,为了改变北京市民的居住条件和城市面貌,危房改造和安居工程以及房地产开发在整个城市火热起来,的确解决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城市面貌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随着进一步的发展,问题也显露出来:伴随着商业街区和高楼大厦的崛起,那些古老的、民族特色浓厚的胡同和四合院开始大规模地被推倒,一个区域一个区域、成片成片地消失在城市改造的浪潮之中。作为世界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北京古城风貌将不复存在了。记得当时,这种现状急坏了舒乙,他不但联络政协委员在北京市政协会上递交提案,而且还在报刊上撰文呼吁。《小院的悲哀》《拯救和保卫北京胡同、四合院》《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紧急建议》《把美留在人间》《有个公园名字叫老舍》《老舍的丹柿小院》等10多篇文章先后发表在《北京政协》《长江建设》《中国政协》《北京日报》《文汇报》《北京地方志》等报刊上。这些文章的关键点都集中在保护北京胡同、四合院上。其中他和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弥松颐、李燕等同志联合撰写的《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紧急建议》里提的10条建议,在市政府责成首规委、市文物局和市规划院限期制定保护古都风貌的规划中,几乎全部汲取。激动万分的舒乙当着市长们的面喊道:“我要给你们叩头了!”这里还特别要写的是冰心先生的故居。位于北京平安大街北侧的中剪子巷33号院,曾被冰心先生称为“我灵魂深处永久的家”,从1913年初秋她迁居北京后就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923年夏天赴美留学。在这座小院里,冰心许多重要的作品如家庭问题小说、组诗《繁星》以及最初的《寄小读者》,都是在这里创作完成的。大家共有一个心愿——能否将其列入保护范围并在条件成熟时办一个冰心纪念馆。此事得到舒乙同志的响应,他和文化界别的政协委员一起递交了保护这一院落的提案,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虽然后来未能如愿,但舒乙一直没有放弃,在各种场合向有关领导呼吁。

写到这里,再说说舒乙同志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特别是新馆建设倾注了很多心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筹建新馆期间,舒乙已经是花甲之年,但工作起来完全不知疲倦。他精力充沛,脑子里始终装的都是新鲜的想法和思路。在他的策划下,中国现代文学馆曾专门引进影视人才,对老一辈作家进行追踪采访,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他还主持策划巴金、茅盾、老舍、冰心等一系列展览,非常出彩、有声有色。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离不开巴金老人的奔走呼吁。早在1979年,巴老就已开始萌生建立文学馆的念头,1985年1月,他提出建立文学馆。1993年和1995年,鲐背之年的巴老又先后两次写信给江泽民同志,请求他的帮助,解决新馆建设问题。同时,他还先后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捐款25万元、捐赠藏书和资料近万册。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建设过程中,我和舒乙等同志几次赴上海、杭州,当面给巴老汇报建设中国现代文学馆进展情况,每次老人家都特别认真听,还不时道声“谢谢你们”,并表示新馆建成后,将和冰心、萧乾相约,前去剪彩开馆。现在回想,如果没有巴老,中国现代文学馆就不会建成开馆,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界的一张名片。自然,将巴老与中国现代文学馆融为一体就成了我们的心愿。应该说在新馆的建设中,许多设计的创意,都与舒乙同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们几个天天在外面跑,看古建筑,看新设计,就是想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筑中尽量吸收中国传统古建筑的优长,吸收一些新的设计理念。所以,现在新馆里所呈现出的亮点,大多蕴含了舒乙的智慧,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馆门把手用的巴金老人的手模,正是他的创意——从与巴老握手开始,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走进一座新颖别致的现代化、园林化,极具浓郁民族风格的艺术圣殿。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徽设计的红底白字的逗号,一是表达中国现代文学始于标点符号的诞生,二是表达对作家与作品的收藏和研究永远不会终结。石头上的逗号是天然形成的,然而赋予它以新的含义,这仍是舒乙的贡献。还有一尊尊矗立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园林里的雕塑,大都是舒乙请来我国顶尖级雕塑家完成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等等这些文坛大家,每一位先生都神采奕奕,各自的特质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雕塑作品的完成,自然是雕塑家艺术创作的结晶,但舒乙也付出了不少心血,从设计构思到选用材质,到选取位置、如何摆放,每一步他都给出了合理的建议及安排。


1995年3月27日 舒乙为巴金讲新馆设计

 

如今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毫不谦虚地讲,是一座珍藏历史、珍藏文坛记忆,展示中国现当代文学辉煌成果的文学殿堂,其馆藏之丰富、珍品之多,堪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的“聚宝楼”。馆内收藏的作家手稿、签名书、照片、书简、字画、录音录像资料等等珍贵的历史印记,已超过了90万件。其中就有老舍出题、齐白石创作的最有代表性的《蛙声十里出山泉》等世人广知的四条屏,还有傅抱石、林风眠的画作等16件重磅作品,是舒乙与姐姐舒济和妹妹舒雨、舒立毫无保留地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成为镇馆之宝。最近,闻悉于滨同志又在筹划将舒乙创作的部分书画作品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想这也能了却舒乙同志的心愿,这里能使他追求的事业延续下去。


2013年4月24日,老舍、胡絜青珍藏字画捐赠仪式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怀念舒乙同志,想写的事儿还有许多,可叹我也年迈,笔力不逮,只好打住。记得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巨石影壁的背面,刻有巴老的一段话:“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美的丰富矿藏,是塑造青年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别人。”多么精彩的表述啊!这是老一辈作家留给世人动情的表述,也表达了舒乙和我等这一辈人共同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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