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2年11月20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市委宣传部、湖南省委宣传部主办的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于北京盛大开幕。这是中国作家协会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部署,更是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努力构建文学事业新发展格局的有力举措。在文学盛典即将到来之际,中国作协各媒体平台将陆续推出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专题报道,这既是优秀文学作品的巡礼,也是对优秀写作者的致敬。敬请关注。
2022年8月25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各类别评奖委员会经过投票表决,产生了获奖作品。其中,许小凡译《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杨铁军译《奥麦罗斯》、陈方译《我的孩子们》、竺祖慈译《小说周边》、薛庆国译《风的作品之目录》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5部获奖作品涵盖了传记、诗歌、小说、随笔札记等不同体裁,涉及英语、俄语、日语、阿拉伯语等语种。获奖者中,有已过古稀之年的资深出版人、翻译家,也有凭借首部文学翻译作品就获此殊荣的后起之秀;有横跨文理两界的诗人,也有穿梭于教学、研究和翻译等多个领域的高校学者。他们和文学翻译之间有怎样的故事,如何游弋于两种语言之间,成为不同文化间的信使?中国作家网特别策划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得主系列专访,逐一呈现每位译者的翻译人生。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得主系列专访
杨铁军:翻译是一项拓宽视野、锤炼语言的事业
杨铁军的经历堪称“奇特”。当发现博士阶段的理论学习脱离文学性,意味今后从事教学工作可能让他更加远离“写作”时,果断选择了肄业,转行到计算机专业。转业之后,他很快恢复写作,并在工作之余开始翻译诗歌。在他看来,翻译也是写作的一部分,是一项可以“拓宽视野、锤炼语言”的事业。从弗罗斯特开始,经过谢默斯·希尼、佩索阿、特德·休斯,再到沃尔科特……多年的积累,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奥麦罗斯》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今后,他将继续为中国读者带来更多优秀的西方诗歌作品,最新翻译的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的《生活研究暨致联邦死者》已经交稿,正等待面世。
“对我最重要的,始终是写作”
中国作家网:我发现您的求学经历里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您在美国读比较文学博士的时候转向了计算机专业,是什么原因让您做出这么大跨度的转变?事实上,您在转行后,仍然从事诗歌写作和翻译,这是不是意味着您热爱的始终是文学?您在访谈里谈到,你厌恶的不是文学,而是文学理论,它戕害了您对写作的热爱。
杨铁军:那时候我在爱荷华大学的比较文学系已经读了四年,课程基本都已修完,就差毕业论文了,但我对自己所学的东西越来越感到厌烦。四年里所学的大量理论,包括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解构主义、人类学等,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不存在文学性。文学研究关心的是文本所反映的具体历史境况下的权力关系。既然文学性不存在,那么写诗有什么意义呢?只是给理论提供剖析的文本?那做广告,甚至写小纸条岂不是更好?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出国四五年,几乎没写什么诗,觉得自己陷入了极度的焦虑。对我最重要的始终是写作。自从我开始写诗以来,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写作进行的,我想象不出不写作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既然写作遇到了麻烦,那么肯定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理所当然”地把问题归咎于与写作相互冲突的那些文学理论。其实后来想,这也许只是一个潜意识里的借口,虽然这个借口有其现实的紧迫性和合理性。写作上的焦虑,以及我对所学理论的不满导致的焦虑,交织在一起,越来越强烈,互为因果,也无法去细究了。
中国作家网:您会感谢当时做出的这个决定吗?如果没有转行,您觉得现在的自己大概会怎样生活?
杨铁军:如果没有改行,我大概率会在美国的某所大学里教书,或许之后也会回到国内大学教书,写作大概也会继续,但是作品的面貌应该会有很大的不同吧。
那时候的选择,现在想来其实不是选择,在我现在的认识里,生命就是一条路,虽然这条路是曲折的,似乎还有很多岔路,但是你的选择其实一开始就已经做好了,除非你每次都掷硬币解决问题。即使掷硬币,也是一样,马拉美有一本诗集题目就叫做《骰子一掷……》,很多事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只是到生命的后期你才能翻牌而已。
中国作家网:我个人非常佩服您。您是运城地区的高考文科状元,先是学习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后来又轻松跨入计算机行业。这两个专业好似分列文理科两极,一端需要极强的感性思维,另一端则需要极强的理性思维。两者在您身上会发生冲突吗,您怎么协调这两种思维的差异?
杨铁军:我之所以不学比较文学,就是觉得我所学的东西和我的写作之间,有解决不了的矛盾。改行计算机后,很快就恢复了写作,也许并不是巧合。写作状态好的时候,往往也是工作效率高的时候。所以,我并没有强烈地感觉到两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至少对我来说,基本都是想象中的。当然,后来我回国到上海以后,工作繁忙,强度太大,两者确实有时间上的冲突。
中国作家网:创作和翻译,都是从阅读开始的。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诗歌的?可以分享下您最早的阅读记忆吗?
杨铁军: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二的时候开始写诗。大学期间看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派”文学,当时能找到的几乎都看过,对西方的哲学也有很大的兴趣。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每天看一二百页,花了大约半年的时间看完,其间还模仿普鲁斯特写了一些观察性的文字。当然读的比较多的还是诗歌翻译。
我一开始写诗,学的是里尔克的物像诗,然后很快就转到了T.S.艾略特、布罗茨基,学他们的语气和说话方式。我很喜欢布罗茨基分节的沉思诗,后来写诗,很多时候也以之为楷模,写出了自己的东西。
中国作家网:后来开始翻译诗歌呢,基于怎样的契机?从一开始,您把翻译当作个人爱好,还是说把它作为一项可以持续终生的事业?
杨铁军:大学的时候我就翻译过美国诗人阿胥伯莱,但是当时英语水平太有限,那种翻译基本没有意义。真正开始翻译是很后来的事,那时候我已在美国工作多年,一度迷上了弗罗斯特,每晚睡前都要捧着他的书看一些,于是就试着译了几首,贴在网上,经北大葡语系的闵雪飞推荐,上海九久文化的何家炜邀约,出了一本弗罗斯特诗选。
我把翻译看作我写作的一部分,所以严格说来,翻译不是“个人爱好”,而是一项拓宽自己视野、锤炼自己语言的事业。
在“史诗已死”的时代,复活长诗的生命力
中国作家网:您翻译了沃尔科特、弗罗斯特、谢默斯·希尼、佩索阿、特德·休斯……这些诗人跨越整个二十世纪,风格有很大的不同。在选择上,您是否有自己的特殊考虑?
杨铁军:这些人的共同点在于,都在不同层面对我有挑战性,都可以让我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中国作家网:《奥麦罗斯》在2019年就获得了第四届袁可嘉诗歌奖·翻译奖,今年又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您有想过该书会得到这样高的荣誉吗?这些奖项对您又有何种意义?
杨铁军:完全没想到,之所以能获奖,可能还是得益于沃尔科特这本书的魅力吧。这些奖对我的意义还是很大的,是对我多年努力的肯定,让我更有把事情做好的动力了。
中国作家网:《奥麦罗斯》是一部真正的史诗,堪称“现代版的奥德修斯漫游记”。请您谈谈这部诗集最让您惊叹的地方吧?
杨铁军:从写作的角度来说,和很多大诗人一样,沃尔科特把握住了自己的文化处境和现实遭遇,这是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做到的。这种把握是沃尔科特诗学的根本所在。有了这种把握,不管他写的是史诗,还是短制,都能立得住。
中国作家网:如果从现代诗歌史的角度来考察,《奥麦罗斯》处在怎样的位置?沃尔科特当初为何要创作这样一部鸿篇巨制?
杨铁军:《奥麦罗斯》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在一个“史诗已死”的时代,复活了长诗的生命力,拓宽了长诗的道路,把“长诗”从艾略特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从沃尔科特的诗学发展上来看,他很早就找到了自己的主题,但在形式上,却一直在求变。他是一个不知疲倦、不断开拓的诗人。《奥麦罗斯》并不是沃尔科特的第一部长诗,却是他最成功的作品。可能就是因为他在其中给一贯的主题赋予了一个完美的形式吧。这部史诗有一个荷马史诗和加勒比现实的叠映结构。这种结构很有匠心,但又显得很自然,很理所当然。结合沃尔科特的一贯诗学来看,与其说这种“匹配”的完美是一种诗学的偶然,是“妙手偶得之”,不如说是沃尔科特一生诗学追求的必然结果,是“瓜熟蒂落”。
“绝不写自己没有体验的东西”
中国作家网:您曾在文章里写到,自己早期的诗歌从抽象入手,把物减缩为观念的图像,后来开始“恋物”,把情感投射到物上。诗歌史上,是否存在偏好抽象与偏好具体两条诗学路径,这与法德欧陆哲学重思辨、英美分析哲学重经验是否又有关系?
杨铁军:我早期的诗歌受里尔克的影响,物的意义在于其象征,也就是其非物的层面。后来我成了经验主义者,看重的是物的质感,所以我渐渐远离法、德的抽象和浪漫,偏好英美的智性经验主义。以前我写花不是花,写树不是树,现在我写花,就是一朵具体的花,写树,就是一棵具体的树。比如河桦,在我回国前几年的诗里经常出现,因为我每天散步都会碰到。我这些年的写作讲究具体可感,“以修辞立其诚”,绝不写自己没有体验的东西。
中国作家网:许多诗人都身兼译者的身份,“诗人译诗”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您觉得相较于专业译者,诗人在翻译诗歌时具有何种优势?
杨铁军:“诗人译诗”的优势在于对汉语诗歌语言的把握,如果这位诗人能写出像样的诗的话,那么他翻译的时候走偏的可能性肯定会小一些。
不过诗人翻译的劣势也许更引人注目,因为很多诗人其实外语并不过关,有的更是差得很远,对原文的理解有偏差不说,更可怕的是有些人对诗有一种预设,认为诗就得让人看不懂,如果读者能读懂,就不算好诗。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他们完美地误读了原文,并以之自傲。
中国作家网:在您看来,在翻译和引介外国诗歌方面,中国文学界还能做哪些工作?让“中国文学走出去”还有哪些路要走?
杨铁军:现在我们对外国诗歌的翻译还停留在“重量不重质”的阶段,这个好像是大家的共识吧,希望不久的将来会有一种两者并重的出版机制。
我觉得“中国文学走出去”本身也需要反思。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无论是自己推介还是外国汉学家翻译中国文学,除了解决“有无”的问题,还要考虑扩大文化影响力同时可能产生的误读。我们能做的是立足于自己,写出好作品。
中国作家网:最近一段时间您有在翻译的新作品或即将出版的新书吗?
杨铁军:我最近交稿了洛威尔的《生活研究暨致联邦死者》,应该很快就会出版。
中国作家网:您打算一直从事诗歌翻译吗?是否想过涉足其他文类,比如小说、散文?
杨铁军:是的,我还会继续翻译诗歌,不过,我也不排斥翻译其他文类,如果有合适机会的话。
杨铁军:山西芮城人。出版有诗集《且向前》《和一个声音的对话》。翻译著作包括弗罗斯特《林间空地》,谢默斯·希尼《电灯光》,佩索阿《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 》(获选 2019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特德·休斯《诗的锻造》,沃尔科特《奥麦罗斯》(获得2019年袁可嘉诗歌奖·翻译奖,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阿肯色证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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