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
沈雁冰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文艺理论家与文艺批评家，是出版史上重要的编辑、报人，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传播者，是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在这许多身份之外，在茅盾的笔名下，他同时是我国左翼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其长篇小说《子夜》，是三十年代新文学重要的收获。
2021年是茅盾诞辰125周年、逝世40周年，也是茅盾开始创作《子夜》的90周年。今天重读《子夜》，以为纪念。
《子夜》讲了什么？
《子夜》动笔于1931年初，出版于1933年春。初版的封面装帧在书题“子夜”下，斜行衬着“The Twilight: 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字样组成的花纹。换言之，在“twilight”（“子夜”）之外，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副标题：1930年中国的一个罗曼史。
罗曼史（“romance”）是兴起于欧洲中世纪的一种文体样式，通常为长篇叙事诗，讲述骑士冒险故事。而在茅盾这里，罗曼史无疑是一个戏仿的用法。《子夜》中，我们能看到雪铁龙汽车和勃朗宁枪、狐步舞和回力球、咸肉庄和土耳其浴，小说的主角——工厂主吴荪甫——被描述为“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但小说所讲述的，却是在名为上海的商战丛林中，这个当代骑士冒险、然而一败涂地的故事。
吴荪甫经营的主业是缫丝，即收购蚕茧，加工为成品丝，供下游工厂纺织成绸。但吴荪甫的野心不止于此，小说开始后不久，他便与工商业的友人一道，谋划着新公司：益中。
按照吴的计划，益中是一个专门向工业贷款的银行；益中竞争的对象，是金融巨头赵伯韬，赵在上海聚拢了大量的资本，尽数投入公债、黄金和期货的投机交易，以至于实业方面遇周转不灵，每每无钱可贷。凭借益中，吴荪甫要改善中国工业受制于金融家的处境。
但吴荪甫的雄心是危机重重的。除了金融巨头的封锁，在北方，新旧军阀混战破坏着商品流通，在南方，村镇处处是农民暴动，城市中工人则组织着连绵不绝的罢工。“身边到处全是地雷”，几乎每一个困境吴荪甫都无力突围。到小说的结尾，益中的业务逐项搁浅，吴荪甫在与赵伯韬的金融斗法中损失殆尽，不得不关停丝厂，逃往牯岭。
1930年是怎样的一年？
但《子夜》不能简单被看作一本“商战小说”，在小说故事发生的两个月间，茅盾所试图展现的，是1930年中国的全景，也是20世纪历史的整体趋势。而应该说，1930年确实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相当微妙的一年，20世纪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纷争与变革的世纪。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政权迅速为晚清各地的军事实力派所接管。失势的国民党谋求与共产党的联合，到1926年，两党共同出兵，北上征讨北洋政权，史称“北伐”。然而，从孙中山逝世后，国共双方便摩擦不断，中国陷入了长达5年的混乱。
1、中原大战
1932年前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统治地位不稳固：西山会议派指责蒋介石不能彻底清缴共产党；以汪精卫为首的赞同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改组派则认为蒋介石未能贯彻总理遗志，已经成为了新军阀。北伐军中，桂系对未能夺得党权耿耿于怀；旧军阀中，山西的阎锡山、西北的冯玉祥，都在竭力遏制中央军的势力范围。
1930年成了北伐后国民党党内矛盾集中爆发的一年，与蒋介石角逐的诸势力在北方联合，共同起兵反蒋，史称“中原大战”。双方拉锯数月，相持不下，这就是《子夜》中吴荪甫和赵伯韬金融斗法的背景：只有战争能使公债期货产生大幅涨跌，而胜败反复则为金融投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与吴荪甫合作益中的政客之一唐云山，则显然是改组派成员，言必称“总理”。据他说，吴荪甫等人的危机是政治没有上轨道的缘故。……要政治上轨道，不是靠军人（指蒋介石）就能办到。办实业的人——工业资本家，应该发挥他们的力量，逼政治上轨道。……我们汪先生（汪精卫）就是竭力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真心要开发中国的工业。
吴荪甫的姻亲杜学诗则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什么民族，什么阶级，什么劳资契约，都是废话！我只知道有一个国家。而国家的舵应该放在刚毅的铁掌里……而且任何人不能反对这管理国家的铁掌！譬如说中国丝不能和日本丝竞争罢，管理“国家”的铁掌就应该一方面减削工人的工钱，又一方面强制资本家用最低的价格卖出去，务必要在欧美市场上将日本丝压倒！要是资本家不肯亏本抛售，好！“国家”就可以没收他的工厂！
这种观点后来部分成为蒋系的论调。
2、立三路线
此时共产党的领导人李立三认为，随着中原大战对经济的破坏，革命的高潮已经一触即发。应当首先取得“一省或数省”的军事胜利，这样，很快战火便会蔓延全国。进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将被唤醒。既然无产阶级是进步阶级，那么彼时，世界革命的最终胜利自然就会到来。1930年是这一蓝图关键性的一年，这一年的5月，上海被要求进行持续的经济斗争，7月，两湖一带的红军必须取得对武汉周边的控制。众所周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于这一年3月，应该说，这在最初也是“立三路线”的组成部分。
“立三路线”是《子夜》中吴荪甫丝厂罢工的背景，也是吴荪甫老家双桥镇骚乱的背景。小说中领导丝厂罢工的蔡真是个狂热的“立三路线”执行者，认为一切都可以用“工人斗争情绪高涨”解决：
怀疑群众的伟大的革命力量，因为你看不见群众斗争情绪的高涨！
正确的对付方法就是群众的革命情绪的尽量提高，群众伟大的革命力量的正确地领导。
我主张今晚上拚命，拚命去发动，明天再冲厂！背城一战！即使失败了，我们也是光荣的失败！
“取消派”也在工运中露了面——另一个领导者苏伦对罢工的观点是：
命令主义！盲动！我是看到底了！……工作是屁工作！总路线是自杀政策，苏维埃是旅行式的苏维埃，红军是新式的流寇！——可是玛金，你不要那么封建……
总罢工的前夜，抱怨着的苏伦一面是取消派，一面是用“封建”攻击女性的杯水主义者。
3、大萧条
更大范围的骚乱是世界经济危机。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大萧条”很快波及欧洲。与之相应，白银相对黄金急剧贬值。白银是当时中国的主要通货，由于白银的购买力下降，中国工业的进口原料价格随之上涨；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为应对本国的经济危机，多出台了贸易保护的关税政策，中国的出口贸易也受到了沉重打击。
但是，在此情况下，国民政府对民族工商业似乎并无扶助之意，以火柴厂为例：
生产火柴的主要化学原料氯酸钾、赤磷……除运到码头由海关征收7.5%的进口税，还要领因属于“爆裂品”而必需的运输护照，比如在江苏每5000斤填照一张，要缴纳护照费和印花税6.50元，另外每百斤还要缴纳“运单费”1元。
火柴制成后运销过程中还要承担高额赋税，等到制成火柴出厂运销时，又要逢关缴税，遇卡纳厘。
相比较而言，瑞典火柴行销我国只需缴纳7.5%的进口税，而不必缴纳各种厘金。（赵丹：《论<子夜>对1930年中国民族工业危机反映的真实性》）这导致不仅出口困难，民族工商业在国内市场上也无力与外国企业竞争。
以上种种，是小说开篇吴荪甫和他的实业伙伴们直接面临的困境，在这样的处境下，按照茅盾的调查，仅1930年，上海的丝厂由原来的一百家变成七十家。无锡丝厂由原来的七十家变成四十家。广东丝厂的困难也差不多。其他苏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各丝厂十之八九倒闭。四川丝厂宣告停业的，二三十家。
20世纪是怎样的一个世纪？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在1930年，这有其偶然性。但在茅盾看来，吴荪甫面对一切，是有其内在联系的，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次殖民地国家的本质处境。
还在20世纪之初，列宁就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
列宁认为，随着生产力发展，大规模的生产使得任何工厂主都不可能有充足的资金启动生产，应对市场波动。这催生了一种新事物：金融寡头。往往是银行，汇集了大量的社会资本，投资、借贷，从抽取利息，到决定企业的生死。雄厚的财力使金融寡头在社会上升期获取更多的利益，在萧条中更可能存活，并兼并那些破产的企业。“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赋。”
金融寡头使资本更彻底地与生产环节相分离，更集中，又更不可见。最终，它会在“帝国”“沙皇”“日耳曼民族”一类的概念中隐身，将资本主义政府改造为自身的政治代理。到国内市场已经饱和、劳资对立无法化解时，这个政府便会转向殖民扩张——这就是帝国主义。
首先是军事占领，继而是经济渗透，强迫殖民地消化宗主国产品，为宗主国提供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
此时，殖民地国家的资本家，就成了金融垄断下的高级工人。从宗主国一面说，他是“民族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他多少要维护殖民地工人的利益；从殖民地一面说，他是“买办”，因为他最终仍要剥削殖民地工人，并且是双倍的剥削。
帝国主义论是北伐前后中国最具动员力的理论，它为北伐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因为北洋军阀被认为是最大的“买办”——为了向列强支用军费、军火，他们往往出卖辖区的路权、矿权。帝国主义论直接催生了北伐的口号：“打倒列强除军阀。”
“民族资产阶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样，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能否真正“打倒列强”，就成了新政权的软肋。共产党指责国民政府的一大罪状就是与列强媾和，蒋系为了回避这一点，则只从北伐的口号里截取了“除军阀”，始终强调统一南北的绝对优先性。另一方面，汪精卫为代表的改组派，为了既与蒋介石政府相对抗，又与共产党相区分，开始片面地强调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
而吴荪甫，可以说，从头到脚都符合“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提法——实业家，从事有形的生产，雇佣本国工人，消化本国原料，成品销往欧洲，一切获益为本国所有。不仅如此，他还想凭自身的财力和手腕，扶助中国的一切生产业，并将之视为拯救中国的途径。在“民族资产阶级”论中，吴荪甫就是中国的希望。政府固然应当结束内战，工人尤其不应与之对抗。
《子夜》所要回应的正是这种观点。
传统的阐释认为，《子夜》的内在逻辑是，吴荪甫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最终不可能战胜代表赵伯韬代表的买办资本家。后者不仅是金融投机者，而且在小说最后，还代表美国计划收购中国本国的工厂。这就是说，所谓的民族资本，最后注定会被“买办”兼并。
但严格说来，茅盾所触及的问题可能更复杂。并非民族资本注定无法战胜买办，而是民族资本根本上就是帝国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本质上，赵伯韬受美国支持的“工业托辣斯”（今通译“托拉斯”）计划和吴荪甫的益中并没有多少区别，两者同样用金融力量控制制造业。那么，吴荪甫即使能推动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他仍然在用本国的廉价劳动力为宗主国加工本国的廉价原料；相反，如果这些工业为赵伯韬控制，又会发生什么呢？仍然不过是，本国的廉价劳动力为宗主国加工本国的廉价原料。
在最顺利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也只会走上日本、德国的道路，加入宗主国的阵营，成为对外侵略扩张、对内横征暴敛的法西斯分子，倘使不然，他们只会成为殖民地的宗主国总代理，对外输送利益、对内残酷剥削。在这一结构中，吴荪甫和赵伯韬也许有个人性格特质上的差别，但并没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差别。这也就是茅盾最初为《子夜》设计的结局，吴荪甫并未败于赵伯韬，而是在工农革命的威胁下与赵联合了起来。
按照茅盾后来的表述，“子夜”这个标题是指革命形势，这是最黑暗的一刻，但也意味着黎明正要到来。不过，就《子夜》呈现的形态看，茅盾所处理的正是所谓1930年的罗曼史，一个晦暗不明、云谲波诡的历史瞬间。
比起提供一目了然的出路——小说中立三路线下的盲动者无疑不足担此大任，《子夜》出版之际，也多有左翼作家认为这部小说立场不够鲜明——《子夜》所写的毋宁是那个更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一切世事都是资本流动溅起的水花，没有任何个人意志能更改世事的流向，除非他们潜入水下，追问那绝对的物质基础——价值由谁创造，利润由谁获取，产品由谁消费。
一种新小说
大体说来，《子夜》是一部相当冷静、以至于稍逊灵动的小说。按茅盾的说法，这部三十万字的小说，单是情节大纲就写了好几册。如果看一看现今保存下来的部分，就会发现，茅盾构思的基础完全是政治经济学的术语。
可以说，《子夜》依靠的不是捕捉情绪、氛围的能力，而是近于数学家的演绎与归纳，而这也可以说是茅盾写作的整体特征。有学者曾将茅盾与吴组缃、沙汀等人共同称为“社会剖析派”，所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茅盾的小说与吴、沙其实不尽相同。同样写社会关系，吴组缃和沙汀更接近人情小说、风俗小说，他们表现的对象，仍然是能直观感知的东西。但是茅盾不然，茅盾真正的写作对象是绝对超验的：资本。
资本的特征就是不可经验。它控制着人们的吃穿用度、甚至所思所感，但是资本本身不可见，它既不是黄金，也不是银行账户上的数字。这是资本的本质，也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本质。千百万人将自身的劳动投入自己无法控制的市场，听任不知何人规定他们的工资、工作时长、购买力、恩格尔系数和基尼系数，浮沉在变幻莫测的通胀与紧缩、匮乏与过剩间。增长不断持续，为的只是持续增长，和为艺术而艺术一样纯粹、虔诚、不可理喻。现代社会庞大的组织形态，使人再也不能仅从自身的所见所闻就理解自己的处境，一如资本远离了生产的任何一个环节，而掌握在不可见的金融寡头手中。现代是超验的，茅盾的写作对象，就是这超验之物本身。
在这个意义上，反而是《子夜》中那些竭力使用文学手段的部分，往往给人以用力过猛之感。吴荪甫据说是“紫酱色的一张方脸，浓眉毛，圆眼睛，脸上有许多小疱”，而这样的句子在小说中出现过多次：
他脸上的紫疱，一个一个都冒出热气来。
吴荪甫很暴躁地回答，脸上的小疱一个一个都红而且亮起来。
俄而他脸上的紫疱有几个轻轻地颤动。
紫疱仿佛LED屏显像管，随时使吴荪甫的脸现出情节需要的颜色。事实上他的脸永远在变色，有时忽青忽红，有时半红半青，似乎是一种特别功法。
用力过猛与作家的笔力有关，但也许更应该看到，塑造人物和环境，其实是传统欧洲小说的兴奋点，它关注曲折的人性，微妙的情绪——然而，茅盾所写的，是超乎传统小说以上的新型。人物的形象和深度心理并不能有效地再现资本，在不得不仍借助旧形式之际，它只能是用力过猛的。它需要新的结构方式，新的风格特质，然而它还远未捕捉到自身的可能性。
奈格里和哈特在2000年共同发表了《帝国》一书，其核心观点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帝国主义争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发生，资本正展开其全球流动，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地理分布，正在变为赛博分布：人们可能比邻而居，然而占据截然对立的政治经济学位置，从而分有迥乎不同的命运。
在这个意义上，《子夜》不仅是关于上个世纪的小说，也为理解和再现当今世界的复杂形势，提供了某种契机。
谨以此纪念茅盾诞辰125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