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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在1949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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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战役结束之后,解放战争狂飙突进胜利在望,新生政权恰如朝阳一轮即将喷礴而出。值此之际,中共中央邀请著名民主文化人士,陆续取道香港进入解放区,参加中华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共商国是。文化名人郑振铎自然是被邀者之一。

郑振铎(1898-1958):作家,翻译家,文学史家,艺术史家。笔名西谛、郭源新。福建长乐人。“五四”运动参加者之一。曾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担任过上海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主编过《小说月报》、《公理日报》、《世界文库》、《民主周刊》;出版过《鲁迅全集》。1949年后曾任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有《文学史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等学术论著,以及《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等文学创作和《印度寓言》、《高加索民间故事》、《希腊神话》、《俄国短篇小说译丛》等大量译作留世。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翌日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此是后话。 

1949年初春,郑振铎自沪抵港,等候组织安排乘船北上。此间他修书一封,以不满四百字的篇幅,向友人报告了他在香港紧张忙碌然而乐在其中的一段短暂生活,于不经意间为历史留下了一页切实而真确的记录。收信人之一的巴金将这封信悉心保存了三十多年,最后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为史贵初文计,特将全信抄录于此:


巴、靳、嗣群、西禾兄: 

临行匆匆,未能告别,歉甚!到此后,心境殊为轻松!天气很热,已似初夏。熟人们甚多,常见的不外乎从前的几位,和家宝住得很近,也常见。之琳已见到。吴性裁也已谈过,关于研究宋代服饰事,他也颇能了解,请西禾兄和王天木兄积极进行。要用的参考书,如买不到,请向敝寓取用(和内人接洽)。我在此行踪不定。不久,即将南行,暂请不必来信。老巴出书的劲儿,大家佩服之至。数日来,应酬颇多,又要忙着买些应用的东西,不知忙些什么,一眨眼,一天就过去了。《文艺复兴》事,请靳兄多多帮忙。 

玩的地方,此间本来不多,曾登山顶,已一览无余。最远的到过青山,沿途乱山起伏,流水澄碧,渔家数户,小艇二三,颇有野趣。颇想起西湖的景色来,却是山和水紧联在一起,不似西湖之游山须更入几里也。嗣群兄想已开始办公。在此和柯灵、伯郊谈及,他们都很起劲,愿意设法在此多投股本,惟稿子须设法多拉些耳。匆此顺颂 

著祺 

                                                                 弟铎上 

                                                            二月二十六日


初读此信,扑面而来的是一大堆重量级人名,其中除巴金、家宝(即曹禺)现如今天下无人不识之外,余者也都绝非等闲之辈:靳以,原名章方叙,笔名靳以。天津人。曾与郑振铎合编《文学季刊》、与巴金合编《文季月刊》、与叶圣陶合编《中国作家》等。有《群鸦》、《残阳》、《火花》、《红烛》等小说、散文集多部留世。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去世前正在编辑《收获》。嗣群姓康,1930-1940年代为上海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经理。西禾姓陈,曾用名万岳。福建福州人。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执导过《家》等电影。之琳即诗人卞之琳,吴性裁为执掌文华影业公司的实业家。王天木是文物学家,曾任职于南京博物院。柯灵是作家,其时正在香港《文汇报》工作。伯郊本名徐文垌,先后担任过上海市银行经理与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总而言之,此信所涉之人,不是文坛俊彦就是财经巨子,写信人的社会活动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再读此信,则可知在1949年之初,郑振铎正忙于组织开展两项工作:一是关于宋代服饰的研究,二是关于《文艺复兴》的编辑。《文艺复兴》是1946年1月10日创刊于上海的一份文学月刊,郑振铎、李健吾编辑,上海出版公司发行。撰稿人除编者外还有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郭绍虞、汪曾祺、沈从文、戈宝权、赵景深、靳以、臧克家、沙汀、骆宾基、周而复、辛笛、朱自清、季羡林、隋树森、冯沅君、马叙伦、吴晓铃等。该刊以创作、评论、研究、翻译并重,巴金的《第四病室》、《寒夜》、钱钟书的《围城》、李广田的《引力》、艾芜的《乡愁》等中长篇小说都发于其上。出满20期后,该刊于1947年11月1日停刊。后又有《中国文学研究号》(上、中、下),分别出版于1948年9月10日、12月20日、1949年8月5日。《中国文学研究号》汇集中国古典文学重要研究成果,是继五四时期《小说月报》和1930年代《文学》编辑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后的第三次。信中所言“文艺复兴事”,当指1949年8月5日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号(下)》。

值得一提的是,此信无节无段,一气呵成,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昂扬振奋的节奏,读之如见执笔人激情勃发奋勇向前的匆匆步履。特别是结尾处对香港新界青山之游的描写,诗情画意中明显透露出“殊为轻松”之心境。“在最艰巨的境地里,在最困难的生活里,工作和希望是默默地在发展着。生活是不断地除旧布新的。有生命力的人永远是滋生崛长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郑振铎写在《迎一九四八年》里的散文诗句,仿佛箴语一般,春天真的说来就来了!一向对自己国家的积贫积弱抱有切肤之痛的一介书生,谁人能不为之欢欣鼓舞呢?就在此信写罢的第三天——1949年2月28日,郑振铎就和众多在港民主文化人士一起,登上了一艘挂着葡萄牙旗的“华中轮”离港北上,开始了神秘而充满了期待与向往的“知北游”征程。未来的岁月里,将有许许多多更为重要的工作在等待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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