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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清明节前夕，我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同事照例向园中的文学大师雕塑献花。献花总是从正门西侧那尊鲁迅头像开始。
这尊雕塑是铁做的，色黑，有锈意。高二米余，纯用铁板焊成。站在它面前，能看见那些焊接的线，没有打磨平整，一片一片，一层一层。这尊雕塑的作者是法籍华人艺术家熊秉明（1922—2002）于1999年创作，是年熊先生七十七岁。
坐落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鲁迅头像
01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我向范迪安先生请教关于鲁迅雕塑的事情。范先生告诉我，1990年代他结识了熊秉明，那时熊先生回国交流频繁，先在多地举办书法讲座，接着开始美术创作，一来二去竟成了忘年交。范先生策划了他在中国美术馆的首次回国个展，名为“远行与回归”。文学馆这尊鲁迅像，便是那一时期的作品。
此前一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留欧同学会决定赠母校一座雕像。熊先生的夫人陆丙安想到，他此前用纸片拼贴过一件鲁迅像，可以放大用铁片焊制为浮雕。这浮雕至今藏于北大图书馆。从剪纸到后来实际采用的不锈钢焊，材质的转换酝酿着更大的创作。
1999年，文学馆新馆落成。盖新馆时计划在花园中安放十几尊现代文学家雕像，中央美术学院孙家钵教授负责物色人选。他一口咬定，鲁迅雕像最好请在巴黎的熊秉明先生做。馆方发出约请，熊先生应允了。他在《关于鲁迅纪念像的构想》中写道：“这是在我心里酝酿已久的形象。”其弟熊秉衡记他的话：“鲁迅的形象曾在我心底酝酿了五十年，现在终于做出来，是一件快意的事。”
五十年。从西南联大哲学系的学生，到巴黎的雕塑家，鲁迅在他心里住了半个世纪。
02
《鲁迅像》最引人注目之处，首在材质。
熊秉明对此有明确的选择。他在构想笔记中写道：
“鲁迅的纪念像当是铁质的。铁给人的感觉是刚硬的、朴质的、冷静的、锋锐的、不可侵犯的、具有战斗性的。”
舒乙当年聆听他的构思。熊秉明提出，材质一定要用铁板，只有铁才能充分体现鲁迅先生作为民族脊梁象征的那种硬骨头精神。
熊秉明的这个选择，当然有艺术史的缘由——二战之后，铜材匮乏，废铁利用催进了立体主义和抽象主义在雕塑领域的发展。铁，于是成为现代雕塑的材料之一。但更深的缘由，我以为是熊秉明读懂了鲁迅对铁的偏爱。
鲁迅的文字里，铁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呐喊》自序中那个著名的比喻——“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熟睡的人们即将闷死。这“铁屋子”后来几乎成了鲁迅思想的代名词。在《铸剑》里：“挤进一个黑色的人来，黑须黑眼睛，瘦得如铁。”写枣树，那脱尽了叶子的枝干，“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铁对于鲁迅，不仅是一种物质，更是一种精神质感：冰冷、刚直、拒绝修饰、不期待温柔。
熊秉明一定读到了这些。他说：“我以为他的文字和同时代的中国作家的文字有质地上的不同，另具有一种强度、坚度。”质地、强度、坚度——这正是铁的语言。
1999年夏天，熊先生以近八十岁的高龄从巴黎赶来，在北京郊区的工厂里，亲自动手放大样。用气焊枪切割铁板，用电焊枪组合焊接。天天如此，不吃午餐，连续作业，直到成形。舒乙随孙家钵教授去看他操作，大受感动，说那是一种“近乎宗教狂热一般的对艺术完美的追求”。塑像安装时，熊先生和夫人对基石的尺寸、高矮、颜色及安放位置反复测试、比较，甚至返工，一丝不苟。
我每天上班必经过这尊铁像，看到那些未经打磨的焊痕，常想起那个老人在焊枪火花中工作的样子。铁与火，本就该在一起。
03
熊秉明的雕塑创作中，反复出现的重要题材大体可分两类。一类以水牛为题材，造型厚实，块垒浑成，与大地相连，寄乡土之情。一类以鹤为题材，造型简约，作行吟之姿，托青云之志。这两类作品都体现了他融通中西的艺术语言，但仍以具象为根基。
鲁迅像有所不同。熊秉明自述：
“风格可以说是立体表现主义。我以为这样的质地和手法符合鲁迅的精神。”
什么是“立体表现主义”？他解释道：“立体派把自然形象加以几何化，线条与弧线构成。这变形的目的是使对象的特性更为突出而强烈。而德国表现主义在这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将这一选择与鲁迅本人的趣味联系起来：鲁迅生活的时代是德国表现主义的盛期，他欣赏并介绍过的版画家珂勒惠支、麦绥莱勒，都有此倾向。“所以我想我所做的风格是合乎鲁迅的品位的。”
风格的选择，根源于对人格的理解。
舒乙则从中国艺术传统中找到了另一种解读。他注意到，这尊像“神似，而不是形似，这是中国画的魂”。整张脸上只有一只眉毛，一只眼睛，加一个鼻子和一把胡子。而“它只有大线条，而没有细节的刻画，这是中国书法的魂。中国书法是线，没有片，没有面，有许多空，讲究稀疏，空灵，不满满当当”。
舒乙用了两个词：中国画的魂，中国书法的魂。一只眼、一只眉——这不只是立体主义的变形，更是中国画的“减笔”。梁楷的《泼墨仙人》、八大山人的翻眼鱼鸟，都以省略抵达传神。而“线”与“空”“稀疏”“空灵”，则指向书法美学——这正是熊秉明用力最深的另一个领域。他曾在法国大学开设书法课，著有《中国书法理论体系》。
我常想，这尊《鲁迅像》，在“立体表现主义”的表象之下，藏着一支中国毛笔。用铁来写，用焊枪来写。
04
《鲁迅像》最异于常规肖像雕塑之处，在于它的双重身份。熊秉明自己写道：这是一块“半浮雕，或者半圆雕，是一块中国传统的巍然独立的墓碑”。“它的造型是碑，同时又是鲁迅的头像。”同一件作品，正面看是头像，侧面看是碑碣。从后面看去——“一个微隆的大平面，并按传统的惯例刻有几行文字。”
这几行文字出自鲁迅的《野草·墓碣文》：“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墓碣文》写于1925年。鲁迅写的是一个人在梦中读墓碑。那座碑上刻着六段残句，“我”在狂热中看到寒冷，在天上看到深渊，在一切中看到虚无，在无希望中获得拯救。而墓中人最终的许诺是：待我化为尘土，你才会看见我的微笑。
熊秉明将这文字刻在雕塑背面。雕塑本身于是成为一块碑——既是鲁迅纪念碑，也是《墓碣文》中那块碑的物质呈现。这是一种套层结构：鲁迅写墓碑，熊秉明做墓碑，墓碑上刻着鲁迅写的墓碑文字。正面是脸，侧面是碑，背面是刻辞。走到它面前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躲不开鲁迅。
1999年秋，杨振宁先生来文学馆，在这尊像前“足足看了一刻钟，转了三圈”。他后来撰文说，这头像由“许多铁片造成了许多不同的面，一片一片地，一层一层地，用焊接线焊在一起，塑造出一个巍然凝聚着力量的金属立体”。他给出的印象是三个词：忧郁沉重，敏锐深入，绝不妥协。
杨振宁还特地记了一句：“头像面对东南。”又想象道：“阳光普照的时候，不同的平面当然各自明暗不同。”物理学家的敏锐在此显现——他注意到了雕塑与光线的关系。铁片以不同角度拼接，正是为了“借光”。早晨与傍晚、晴日与阴天，光影在棱面上行走，雕塑的表情随之变化。熊秉明对此没有明说，杨振宁的观察补上了这一笔。
2002年12月18日，舒乙在熊秉明去世后致唁电熊秉明夫人：
“熊先生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雕塑了一尊铁质的鲁迅头像，是先生晚年的代表作，它已成为北京的一个文化景点，受到普遍的好评和推崇，是我馆的骄傲，也是先生留下的一个高大的纪念碑。”
05
这尊鲁迅像完成至今，已二十余年。铁质表面在自然环境中逐渐氧化，颜色愈发深沉。
前些时候，我和范迪安先生微信联系。他说：“肖像雕塑终是艺术家与所塑对象心灵冥契、情感共鸣的产物。熊秉明先生所塑造的鲁迅，表现的是鲁迅伟大的灵魂，也是鲁迅可视的风骨。时隔20多年，雕像的金属材质被时间包了浆，更有了几分历史感。”
“包浆”这个词用得好。锈是侵蚀，是破坏。包浆是沉淀，是加持。铁没有被时间摧毁，反而被时间成全了。鲁迅的精神，本就该是这样的——在时间里不会朽坏，只会愈加深沉。
熊秉明晚年写过《看蒙娜丽莎看》，讨论观看与时间的关系。他说，一件伟大的作品，在不同的时代被不同的人观看，每一代人都看出不同的东西。如果他在天有灵，看到时间正在替他“加工”作品，应当是欣慰的。那尊铁像站在文学馆西侧，向着东南，一站就是二十多年。
鲁迅1934年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铁在风里雨里站着，为一种人格赋形。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那尊铁沉默不语。每年清明，我们带着花去看他。
（作者：王军，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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