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有许多珍贵文学档案，勾连起作家的革命人生轨迹，组合成为“革命作家成长档案”，这些档案回答了战乱年代知识分子如何在战火中找寻信仰、在组织引领下实现精神突围，完成从“流亡者”到“文艺战士”的蜕变的问题，其中刘白羽本人捐赠及家属遵照其遗嘱捐赠的档案文献，包括《“作家与生活”提纲》《永远应该到前面去》《文学起步》《梦延安》《誓言》等手稿，与馆藏《中流》《烽火》《七月》《文艺突击》《抗战文艺》等刊物，共同见证了文学战士刘白羽的精神轨迹。他曾在遗嘱中郑重嘱托：“我的遗物是永恒不死的，我将我的手稿，我写的书，我编的书，我写作的桌椅及文具，我获得的奖章、奖状，我保存的各种艺术品、字、画。我所有的照片，以及我最爱的书，都全部集中交给国家——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份遗嘱彰显了刘白羽将个人文学记忆汇入国家红色记忆的赤诚初心。
2026年正值刘白羽诞辰110周年，这位革命作家在前线中淬炼出的战士风骨与始终滚烫的爱国之心都能在档案的字里行间、纸张墨迹中找到最真实的佐证。
《中流》《烽火》《七月》均为抗战时期原版刊物，隶属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文库，为作家捐赠文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刊物诞生于物资乏的战线年代，印刷简陋、发行量极小，又历经查禁与流散，完整留存至今者寥寥无几，极具版本学价值。它们不仅是内容的载体，其物质形态本身也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刊物团结了一大批有着进步思想的作家，见证着刘白羽的文学成长轨迹，记录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的“第一反应”，留下了文人流散的历史痕迹，构成了革命作家刘白羽“从流散中新生”的第一现场。
时代塑造了刘白羽。刘白羽中学一年级时，东北沦陷，他意识到“绝不能生活在敌人的铁蹄下”，即燃起了最朴素的爱国之情。在1934年考入北平民国学院文学系后，他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和学校罢课斗争。1936年发表处女作《冰天》，刘白羽走上文学道路。同年，他在上海文化界结识张天翼、邵荃麟等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其文学创作也逐渐跳出个人叙事，转向书写民族与时代。1937年10月，刘白羽在《七月》第1期发表特写《逃出北平——流亡线上“四等亡国奴”的命运》，作品从叙写一位遭到欺负的老年旅客开始，进而叙述北平人沦为“四等亡国奴”的屈辱与愤懑，反映出的则是爱国青年刘白羽心灵上的悲痛与创伤。特写源自其目睹北平沦陷后的真实经历，带有“口述式流亡档案”的意味。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白羽决定前往上海参加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的工作。同年9月，他在《烽火》创刊号上发表了散文《家乡》，抒发了国破家亡的沉痛情感。10月在《烽火》第8期上发表了杂感《战争已经展开了》，坚定表达投身抗战的决心与战斗意志。
这个阶段刊物刊载的作品，见证了他从“书写个人苦闷”转向“记录民族怒吼”的过程，还原了刘白羽奔赴延安、迈入革命圣地前的思想轨迹，使其贯穿始终的“前线意识”有据可查。
手稿档案记载了作家真实的创作心态，能够勘探其鲜活、丰富的内心世界，还原创作时的真实心境。馆藏《梦延安》手稿为刘白羽晚年带病坚持写下的，字迹有些模糊，篇幅也不长，却饱含对延安的深沉思念，较正式出版物更显赤诚。他在手稿中写道：“二、三两句吟于延安，数十年苦思终未成诗、六次病中高烧昏睡，恍然间回到延安，朦胧中竟收终篇，醒来忆起延水清。一片凉意，格外感人。”在《誓言》手稿中，他表达了作为老战士的奋进之志和对党的赤诚之心。这是一位革命作家对自己精神起源的最终确认，呈现了其延安经历如何内化为其终身不变的信仰。
《“作家与生活”提纲》档案
写于晚年的手稿，其档案价值在于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回溯性叙事链”，提供回忆性档案视角。手稿是刘白羽亲身经历转化为心理事实、再升华为审美表达的物质媒介，延安征程在刘白羽整个文学历程中，都具备“创作发生学”层面的核心意义。手稿中反复出现的延安意象，源于他当年那段充满艰险与朝圣意味的奔赴之旅。
刘白羽抵达延安的路线与方式，在同期的青年作家中颇为特殊，更像是一次几经周折的个人突围。当时多数奔赴延安的青年走的是“西安八办—安吴堡—延安”的路线，刘白羽却辗转多地，先是到济南、郑州，后在西安与救亡演剧队结伴西行，最终抵达临汾刘村八路军总司令部。在这里，他听到了彭雪枫有关抗战形势的报告，深受触动。在彭雪枫建议下，他赴汉口等待介绍信。等待期间，刘白羽独立完成了《游击中间》的创作，并与王余杞合写了《八路军七将领》，在这部合著中，他创作了《任弼时》《彭德怀》《彭雪枫》《肖克》，也将自己奔赴延安的经历写入其中。
拿到彭雪枫的亲笔信后，他立即赶回临汾，却险些因停留潼关而错过革命队伍。此时临汾形势十分紧急，次日受到轰炸，军民紧急撤离。时值冬季，黄河冰面断裂，冰下激流奔涌，成为奔赴延安的最后一道天险。刘白羽不顾艰险，踏过浮动木板与碎裂冰层，冲破险阻抵达延安。正如他在《红玛瑙》中写下的文字：“带着两肩尘土，一颗真心，踏破黄河两岸的冰雪，在这崎岖的小路上，第一眼看到延安，那一刹那间，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
刘白羽的这场冒险，恰恰预示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永远在前线，一直在战斗。在延安，刘白羽见到毛泽东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到敌后去打仗”。1938年5月，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刘白羽承担了重要任务，即陪同首位到访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员埃文斯·卡尔逊深入前线，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战况并开展文艺宣传。他迅速从“抵达者”转变为“出征者”，带队深入前线。
馆藏刘白羽相关档案，记录了他加入抗战文艺工作团、开展文艺抗战的过程，同时也记录了抗战文艺工作团这一革命文艺组织模式的“延安创制”，具有独特的文学制度史价值。抗战文艺工作团推动了文艺工作者奔赴前线，刘白羽也用行动实现了从文学青年到战士作家的转变，其从初至延安到奉命出征的历程，则是时代热潮中一个微小却意味深长的缩影。
1938年5月，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一次开赴前方，第一组的成员是刘白羽、林山、欧阳山尊、汪洋、金肇野5人，其中有小说家、诗人、翻译、剧作家、摄影家，大家各有所长，形成了一股蓬勃的文艺力量。《抗战文艺》第1卷第7期《抗战文艺工作在边区》中评价道：“这次成行，在十月多的抗战中，还是第一次文艺工作者有组织的赴战区工作。”在组建之初，其导向和主要工作内容就十分明晰，即负责建立各地文艺通讯网，搜集地方抗战现实材料，编写文艺通讯报告以及开展文艺宣传工作等。与其他文艺组织如西北战地服务团长期扎根前线进行文化宣传的“文艺轻骑兵”功能相比，抗战文艺工作团更像“文艺侦察兵”，短期深入、带回情报，把前线的声音带回延安。
《梦延安》、《永远应该到前线去》、《文学起步》档案
历经3个多月，穿越日军封锁线，行程3000多公里，刘白羽等人不仅陪伴卡尔逊深入了解前线抗战实况，还带回了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在即将抵达延安前，他们就备受瞩目，“用最有效的方法，处理那些血肉换来的材料，这又成为白羽同志们今天的主要任务之一了。”抗战文艺工作团在1938年8月举办了“战地文化资料展览会”，“于二十一日起，在文协正式展览。每天前往参观者不下四五百人。”展览会展出了大量摄影作品、书籍、报刊等，引起广泛关注。
文艺工作者们成为行动主体，通过工作团的流动机制，初步与地方政治文化网络建立了互动关系。工作团也形成了一种持续运作的机制，继第一组之后，又陆续派出多组，形成“接力式”出征，雷加、卞之琳、吴伯萧、周而复、萧三等作家先后奔赴战地。刘白羽本人还作为第四组组长，与成员莎寨前往陇海线一带工作。工作团也为文艺组织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成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活跃于战场上、非常著名的“文工团”的原型。刘白羽是工作团工作模式的开创者与探索者，在前线积累的大量创作素材也内化于他的文学创作之中。深入战地的经历，既见证了刘白羽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担当，也塑造了他的精神底色。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朝鲜战场，刘白羽始终以记者、战士、作家的多重身份出现。这种身份的复杂性，正可追溯至抗战文艺工作团在延安的出征。
无论是争上前线、表达抗战决心的文学呐喊，还是回忆延安岁月的篇章，抑或彰显终身革命信仰的誓言，都是刘白羽人生关键节点的精神写照。这批历经战火的期刊与充满感情的手稿见证了知识分子“延安道路”的内化过程，也让刘白羽的延安征程不再是抽象的文学叙事，而是可考证、可感知、可传承的红色记忆。在刘白羽诞辰110周年之际，深挖这批文学档案的价值，既是对革命作家的深情缅怀，更能让我们透过实物史料，重温革命文学的初心使命，感悟文艺与国家、民族、人民同频共振的精神力量，让红色文学遗产在新时代持续传承、熠熠生辉。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办公室干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