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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馆巨型影壁上镌刻着巴金先生的一段话：“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他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做得更好、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为展示大师风范，让文学档案“活”起来，本报自即日起推出《人物·文艺家的故事》专栏，依托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手稿、书信、书画、珍本等档案，讲述其背后的故事，让读者透过一页页泛黄的手稿、一行行温润的字迹，触摸文学的温度，了解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人生、作品诞生历程及文坛交往佳话。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璀璨星空中，画家徐悲鸿与作家盛成是两颗交相辉映的星辰。一位是以“奔马”驰骋画坛，革新传统绘画的一代宗师；一位是以“辛亥革命六童子”之一著称，因法文著作《我的母亲》震动欧洲文坛的传奇作家。艺术与文学的跨界交融，耐人寻味。中国现代文学馆珍藏着一张1935年的老照片，黄山迎客松旁，两位正值壮年的友人倚石而坐，镜头定格了他们生命中难得的闲适时刻。
震旦相识 一见如故
1916年，徐悲鸿与盛成在上海震旦大学相识。后来，盛成在《谈与徐悲鸿的关系——致王震》手稿中写道：“我是在悲鸿入学后不久认识他的。”“1916年2、3月间，悲鸿来到震旦读书，就住在这座楼二层最东面的一间宿舍里，他的同屋是我的几位扬州老乡。一天，我上楼去看望他们，第一次见到了悲鸿，几位老乡见我们彼此还不认识，就热情地向我介绍，‘这位是画家，叫黄扶（即徐悲鸿），江苏宜兴人士’，我和悲鸿握手寒暄了一番，大家便一起聊了起来。”彼时，这位出身宜兴、早年随父卖画的青年，到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并非为了学位，而是为实现赴法国学习西洋绘画的梦想。徐悲鸿曾在自述中说：“吾因真得读矣，顾吾志只在法文，他非所措意也。”
当时，徐悲鸿与盛成虽年级不同，但共同的文艺志趣迅速拉近了他们的关系。1916年初夏，盛成购得一把杭扇，徐悲鸿见后主动提笔为其作画。“我记得在棋盘街买的一把杭扇，他见了之后，自动代我画的。”寥寥数语，描绘出二人关系已非常密切。1917年5月，徐悲鸿带着对艺术与爱情的美好憧憬，携蒋碧薇登上了东渡日本的轮船。而盛成也从震旦预科毕业，考入长辛店京汉铁路车务见习所参加工作，并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洪流中。
命运的齿轮总是在不经意间重合，赴法留学又一次成为他们人生的交集。徐悲鸿在日本因大量购买画作花光了积蓄，不得已提前归国。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派遣留学生赴欧学习，他抓住机会踏上远赴法国巴黎求学的邮轮。1919年底，盛成也满怀憧憬，登上“勒苏斯”号，前往位于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农业专科学校学习蚕桑学。该校与巴黎相距700多公里。翻阅相关史料，关于二人在法交往记录甚少。据学者王震编著的《徐悲鸿年谱长编》记载：“7月12日，宗白华慕名来访，二人神交已久，一见如故。陪宗游览卢浮宫和罗丹纪念馆。并把自己的老师及朋友盛成等引见给白华。”但盛成则在回忆录中写道：“归国后，去南京城北丹凤街看徐悲鸿。徐说，他在法国的时候很想见到盛成，可惜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机会。”徐悲鸿与盛成共同的留法经历塑造了他们相似的文化视野与价值追求。
知己情深 患难相扶
1930年，盛成从法国归来。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艺术系担任教授的徐悲鸿很是欣喜，一边为盛成寻找对象，一边为其安排大学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盛成在老师的推荐下北上，并于1931年到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外语系任教。此时，北大浓厚的学术氛围让盛成感慨：“北平是最好的居家之地。”可惜好景不长，10月，一封“母亲病故，速回”的电报，给了他沉重一击。
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盛成在悲愤中参军南下，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途经南京时，徐悲鸿专门为他书写壮行词一首，笔墨间流淌的豪情与勉励，成为其在战场上的精神寄托。一·二八事变后，盛成重回北平，转到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昆虫学。
此时，徐悲鸿已是名扬海外的画家，准备前往欧洲进行巡展，法国巴黎便是巡展的第一站。盛成得知后，考虑到徐悲鸿经费紧张，及画展支持者相关承诺恐难兑现，便动用关系为他在法办展铺路。盛成在《谈与徐悲鸿的关系——致王震》手稿中写道：“我写了许多信介绍法国朋友，尤其代我作十六页长序的瓦莱里。”临行前，盛成交给徐悲鸿两封信，一封是给瓦莱里的，另一封是给其秘书的。当徐悲鸿在法国办展遇到困难时，正是这两封信解了燃眉之急。最终，在瓦莱里的帮助下，画展才得以顺利完成。
《谈与徐悲鸿的关系——致王震》手稿（部分）
1933年，盛成准备出版《海外工读十年纪实》，徐悲鸿专门为该书设计了封面，描绘的是古希腊神话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用剑杀死九头蛇的画面。他以此画来表达盛成在海外工读的艰辛和获得的成就。1934年，盛成回到南京，与徐悲鸿同为中国文艺社理事。1935年，他们在文艺社组织的黄山之旅中，留下这张珍贵的合影——《秋日黄山之巅》，两位中年才俊并肩而坐，身后是苍松云海，眼前是壮丽山河。
1935年，徐悲鸿（左）与盛成在黄山迎客松旁合影。
1936年5月，徐悲鸿一方面为寻求文化救国的创作灵感，另一方面亦是为了摆脱政治和家庭纠纷，决定前往广西暂住。随后，盛成到此探望。据《徐悲鸿年谱长编》记载：“盛成来访，此时你来我往，接触频繁，畅叙别后之情和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并陪盛成游览漓江阳朔、芦笛岩、七星岩……并品赏了月牙小豆腐。”有朋自远方来，徐悲鸿必然是不亦乐乎。这次盛成的探望，不仅加深了两人的友谊，也为他后来在抗战中避居广西埋下了伏笔。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命运仿佛刻意捉弄这对挚友，让他们在动荡的时局中屡屡错过。1938年11月，当盛成携家眷抵达桂林时，徐悲鸿已在1个月前下南洋卖画救国；当徐悲鸿北上赴任时，盛成则准备西行兰州。1947年11月，盛成被迫前往台湾，他们至死都无缘相见。直至1978年的重阳节，他才得以落叶归根，感叹道：“让人想得心碎的祖国啊，我今天终于回到了您的怀抱！”2001年，盛成的家属将他撰写的《谈与徐悲鸿的关系——致王震》手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那些滚烫的文字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老友的深切怀念。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6年1月16日 总第4392期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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