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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东（王增如摄影，2023）
不该忽略这篇未完稿
李向东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4年第4期。
我很早就读到这篇小说，却一直没有引起重视，觉得只是一篇配合政治形势的应景之作。但是冷嘉老师把它全部录入之后，我仔细阅读了电子文本，一下对《杜秀兰》有了新的认识和感受，纠正了原先的错觉。
《杜秀兰》手稿
我最突出的感觉是，丁玲当时虽然遭受冤屈，身处逆境，却以乐观昂扬的格调，刻画、描写了一位健康、美丽、淳朴、听党的话、积极向上的好姑娘，小说里看不到一点悲观、颓丧、消沉的阴影。丁玲在《杜秀兰》身上倾注了赞美的情感，小说里有一段梳辫子的描写：“晨风跟着梳子在她的发上滑走，她的手一上一下，梳通了她的长发，也梳走了适间引来的一些不快。”[1]文字很形象，很美，我觉得这是丁玲从蒋祖慧梳辫子的动作中得来的灵感，蒋祖慧就有两条长辫子。丁玲把对于女儿的情感，倾注到杜秀兰身上了。
杜秀兰只有16岁，在学校里处处走在前头，是少先队队长，一心想到北京城里去念中学。但是当老师和校长动员她留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和文化建设时，她几番犹豫，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听从了，这将改变她的前途，是一种个人牺牲。她没有想那么多，也没有豪言壮语，只是听老师、校长的话，觉得有道理，信服他们。她很快就学会干农活，教农民学文化，和他们愉快相处，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骨干力量。农村里有了这样一批年轻人，才能提升农民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才能更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所以杜秀兰身上实际担负着一种历史使命。她是普通的，又是高尚的。这是丁玲想要表现的。
丁玲1954年在黄山
杜秀兰不像杜晚香，丁玲不是以某个人为模特，而是把采访中听来的素材凝集到一起，塑造出一个新人物。丁玲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访问苏联之后，曾经深有感触地写道：“苏联文学中慢慢出现了新人物了，不特不是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痛苦的人物，也不是高尔基小说中的人物……已经不是阴沉的人物，不是有些忧虑的人物，也不是《铁流》里面的郭如鹤，而是一种明朗的、新鲜的、单纯的、活泼的自然极了的人物。这些人物给我们新的启示，我们看出一个国家变了，人民的品格也随之而更可爱了。”她遗憾地继续写道：“这些人物在当前的中国的作品里还不能找到。”[2]丁玲作为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和著名作家，她一定非常想写出中国文学里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但是直到1955年底，她写的大多是讲话、报告、访欧散文。两篇文学创作《粮秣主任》和《记游桃花坪》都是第一人称，写“我”的观感，实际上应该算作散文[3]，《在严寒的日子里》是描写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故事。所以，《杜秀兰》应该是丁玲笔下第一个新中国社会主义新人的文学形象，她要赞美她，但又没有使用她那一时期常用的抒情笔调，而是用描写手法，还采用了很多对白。1955年8月，北京青年杨华等人成立志愿垦荒队，去黑龙江开荒种地、增产小麦，在全国引发巨大反响，这些有志青年的豪迈举动，对于丁玲写这篇放弃升学回乡务农的小说是会有影响的。
1958年3月陈明去北大荒之前在家合影
但是，《杜秀兰》真的就是一篇写知识青年回乡务农的小说吗？我觉得这并非丁玲想要写的主题。1955年10月，中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12月8日，陈明给在四季青的丁玲写信说：“明天开新社成立会，祝贺你有这末好的机会”。[4]这是当时全国农村的外部大环境。合作化是土地改革之后农村的又一次剧烈变动，丁玲作为参加过土改、写过土改，又那么敏感的人，一定会有强烈的感受。她曾经对徐光耀说过，她经不住生活的引诱，“一挨近生活，便有创作的冲动”[5]。外部环境氛围和内部思想情感交织在一起，我认为丁玲是要写一部反映合作化题材的小说。陈明1987年写过一篇《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九年有关丁玲的重要记事》，里边有一条：1955年9月到12月期间，“丁玲到西郊海淀区农村采访建立高级合作社的进展情况，并着手写短篇小说《杜秀兰》（未完稿）”[6]。他把采访合作化和写作《杜秀兰》这两件事连在一起说，并且中间用的是一个逗号，就是说二者是相关联的。
陈明1955年12月写给丁玲的信
但是，目前丁玲完成的文本里几乎没有涉及合作化，只有种瓜老汉说，成立了合作社，土地连成片，才有了几百间暖洞子，又成立了西瓜队，这是说合作化的好处。丁玲说她跟白刃一起听取区乡干部介绍情况，同模范人物谈经验，还在一户顽固的老农家里做思想工作，这些都没写进小说里面。我想这是因为，目前的文本只是“未完稿”，丁玲接下去就会转入合作化的主题，而杜秀兰会在推广合作化成立高级社中间，发挥积极作用。
丁玲在四季青合作社与种瓜能手交谈
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毕竟丁玲没有写完。为什么没有写完？这就要说到丁玲写作时的处境和心情了。我很长时间都不理解：丁玲在八九月份挨批判，被捏造了一大堆罪名，还戴上反党集团的帽子，年底12月份竟然有心情下去采访，写小说？现在我是这样理解的：九月开完批判丁玲、陈企霞的会之后，作协党组给中央写了报告，丁玲在等候中央的处理意见。她知道那个报告里面绝大部分材料都不属实，经不起调查，况且好几位中央高层领导人都熟悉她，了解她的一贯表现，她以为中央不会认可、不会通过这个报告。她对“反党集团”冤案的处理结果抱有幻想。陈明12月8日写给丁玲的信里说，我知道你这两天在乡下“会生活得适意，工作得愉快”。[7]她在四季青农村时应该心情很好。
陈明12月底听完中央报告的传达回到家里，丁玲要给他念自己写的小说，陈明记述的那个情节很有意思。陈明心里是沉甸甸的，而丁玲则是兴冲冲的，她一定对自己写的文字很满意，要与陈明分享。转过年，丁玲得知中央批发了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报告。这时她的精神垮了。1956年2月她跟陈明躲到勤务员夏更起的老家曲阳去过年，她说：“我就是一具活尸”，“有时很痛苦，有时也很麻木”。[8]这样，《杜秀兰》注定写不完了。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年10月，中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初稿写毕，我忽然想起与《杜秀兰》写作时间贴近的丁玲的另一篇文章，找出《丁玲全集》第七卷，翻到《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一点感想》，果然有与《杜秀兰》相似的话语。
1955年7月，丁玲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最主要的议程是决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丁玲发言说：“我曾经到过工厂”，“我看到过那像无底洞的大炉，它无休止的吞食着铁块，钢水在里边翻滚沸腾。开炉了，整个现场紧张起来，展开了一场新的斗争。工人严肃地把守在各自岗位上。火光刺眼，火花四迸，火的洪流，钢铁的溶液，瀑布似的奔流出来。它走过小沟道，走到车箱，走过许多地方，它变成红的砖，然后变成板，变成条”。[9]
在《杜秀兰》里，这个钢水浇注作业的场景，通过林健老师之口，成为教育、鼓励杜秀兰的话语：“我们西南方是石景山，石景山有大的钢铁厂、发电厂，烟囱像树林子那样，高压电线像大的琴弦似的，那些大高炉呵！呵！我一定要带你们去参观，那才伟大咧，火红的铁水，像瀑布似的，像浇麦地的水似的就那样后浪推前浪的流在一道小沟里，还流到车箱里，一会儿就变成钢，就变成钢板、钢条，或者是机器的零件。”[10]
由第一个五年计划激发起来的对于国家经济建设成就的欢欣鼓舞，在丁玲心中从7月延续到12月，这应该也是她写作《杜秀兰》的原动力之一。即便身处逆境，但一深入生活中，一接触底层劳动人民，一想到国家建设的美好前景，丁玲就会暂时抛弃个人的忧怨，焕发起创作热情。她在《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一点感想》中谈完经济建设的成就之后说：“我更深刻地感到是人改变了这一切；而改变了的社会又促进人的改变，而且变得更快。……人在清洗自己身上遗留的个人主义的肮脏，人把为人民服务当做天职，人在以劳动为幸福，人们都团结在一起，为人类为后代辛勤劳累，献出自己一切力量。人们付出了，却把这付出当做光荣、当做人生的目的。”[11]这也是《杜秀兰》所要传达给广大读者的。
1981年7月，丁玲（左二）、陈明（左三）与王增如（左一）、李向东在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场招待所
注 释
[1]丁玲：《杜秀兰》，整理稿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4期。
[2]丁玲：《西蒙诺夫给我的印象》，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8、359页。
[3]丁玲在1979年8月为《丁玲短篇小说选》写的后记里说：“全国解放后，为了工作需要，我写了一些散文、评论。这本集子里选取了其中的两篇，一篇是五十年代写的《粮秣主任》，一篇是七十年代末写的《杜晚香》。有的同志认为，从文学体裁上看，这两篇都可以说是小说；另外有同志建议，把这两篇放进去，可以从中看出几十年来我走过的创作道路，‘从莎菲到杜晚香’。我同意这种见解，就把这两篇选进来了。”参见丁玲：《〈丁玲短篇小说选〉后记》，《丁玲全集》第9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
[4]据笔者收藏的原信复制件。
[5]徐光耀1952年2月23日日记，《徐光耀日记》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页。
[6]陈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九年有关丁玲的重要记事》，《我说丁玲》，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7]据笔者收藏的原信复制件。
[8]丁玲：《致陈明（1956年2月16日）》，《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
[9]丁玲：《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一点感想》，《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9页。
[10]丁玲：《杜秀兰》。
[11]丁玲：《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一点感想》，《丁玲全集》第7卷，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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