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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记忆中的王统照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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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的杨洪承教授主编7卷本《王统照全集》时,我有幸受文学馆委派参与其中,做了一点儿跑龙套的工作。角色无足轻重是真的,要同包括作者亲属、出版社、主编甚至作者家乡——山东诸城的市委、市政府等各个方面打交道也是真的。多亏时任作协权保会主任的张树英女士及其部下荣杰女士的大力帮助(出文集事最初就源于她们的发动),虽然也曾遇到一定困难,但终于一一克服了。回忆这一段工作,从2007年年底接受任务,到2008年3月谈定工人出版社并于当月13日与之签订《〈王统照全集〉图书出版合同》,再到2009年5月21日上午“《王统照全集》出版座谈会暨手稿文物捐赠仪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同上述各方面人士打交道时不至于“露怯”,我曾以“恶补”方式读了一点儿王统照先生的书。目的虽很功利,收获却颇丰盈——完全是在不经意间走近了王统照先生,从而得以看到了一位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渊博与伟岸。他的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素养,他的广博的西方文学造诣,都足以让后人跂足望尘高山仰止。斯人已去,斯业长存——珍藏于文学馆的文献与文物,永远铭记着一个伟大人生的点点滴滴。

 

《曙光》创刊号

1918年秋天,王统照考入北京中国大学英国文学系。翌年季春,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王统照毅然投身其中,不只是在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等宏大历史场面中都留下了鲜活的身影,更可贵处在于运动退潮了他仍不退却,而是趁热打铁,组织起曙光社出版《曙光》杂志,把一腔爱国热情化作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创刊号中,他们《宣言》:“我们处在中国现在的社会里头,觉着四围的种种环境,层层空气,没有一样不是黑暗、恶浊、悲观、厌烦,如同掉在九幽十八地狱里似的。若果常常如此不加改革,那么还成一种人类的社会吗?所以我们不安于现在的生活,想着另创一种新生活;不满于现在的社会,想着另创一种新社会。但是这新生活新社会的基础,都建在科学上边。必须科学发达,文明才能进步。无论是群众的幸福,个人的幸福,也就可以随着文明的进步渐渐圆满了。所以我们发愿根据科学的研究,良心的主张,唤醒国人彻底的觉悟,鼓舞国人革新的运动。”

盘点文学馆馆藏,《曙光》创刊号只有一本。《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百年中文文学期刊图典(上)》介绍它:“《曙光》,月刊。民国八(1919)年十一月一日创刊。曙光杂志社编辑、发行。出版地北京。民国十(1921)年七月出至第2卷第3期终刊,共出9期。……该刊为综合性刊物。创刊号在文学方面有王晴霓、王统照、宋介的诗、小说、杂感等作品。”

创刊《曙光》,可以说是王统照文学生命的初始。因为植根于爱祖国爱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环境中,这个生命从一开始就沸腾着“另创一种新生活”“另创一种新社会”的热血。由此出发的编辑生涯,到其主政《文学》杂志而达到辉煌。

《文学》杂志创刊于1933年7月1日,终刊于1937年11月10日,历时4年零4个月,出版52期。第一任主编是茅盾,依次是郑振铎、傅东华、黄源等,王统照是主编行列中的最后一个。他到任不久,日寇铁蹄便踏破了上海滩,孤岛陆沉,抗日将士血染黄浦。王统照义愤填膺,连作《上海战歌》高呼:“这是我们国家的泥土,如今我们躲在这里,愧听前线上生命相搏!多少壮士,为国家血染江河,我们干什么呀!尽管怎样巧说。”然而,无论怎样的慷慨激昂,毕竟“书生报国惭无力”,只能“把笔愁为说部篇”,于是便有了最后一期《文学》九卷二号上的《编后记》:“生当现代,遇到异族侵凌,这空前的奇耻大辱,——真够得上‘是可忍,孰不可忍!’难道我们便压得住这一腔愤懑,容得住这当前的苦难,以潇洒的态度,幽闲的心情,眼看着‘河山变色’,无动于衷?……我们只是希求我们的作者:正视这血淋琳的‘现实’的时期,用组织巧妙的文字传达出悲壮的精种,激发读者的勇气。”这些出自王统照之手的文字,凸显了他自觉与中华民族抗日图存的伟大斗争取一致步调的战士身姿,表达了他“以笔为旗,以笔为枪,以期刊为阵地”的抗日决心。诚如学者刘东方在文章中所言:“纵观王统照的编辑道路,可以看出他的编辑理念与新文学的发展、时代的进程紧密相连,它也从不同的侧面,铸就了中国现代文学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优良特质。”

 

 “写许白云采药诗以示济之大兄”书幅

1936年7月,王统照从青岛去上海,接编《文学》月刊。他的好朋友郑振铎已先其一年多抵沪,而另一个好朋友耿济之则后其一年从苏联回国到了上海。“文学研究会”初创时期的三位“同志”,久别之后又重逢,相聚于黄浦江畔。正担任着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为学校网罗人才,王、耿二位自然都是最合适的对象。1937年年底《文学》停刊,王统照不久即被正式聘为暨大教授。耿济之丢不开他的翻译工作,则常常以“客座”身份出现于暨大讲坛。像当初一起参加五四运动、一起组织文学社团一样,三个好朋友又一起教书,一起写作,一起参加上海文化界的抗敌救亡活动。用他们志同道合的友情,写下了一段文坛佳话。王统照手书的“写许白云采药诗以示济之大兄”书幅,能为此见证。

许白云名许谦,字益之。浙江金华人。元代著名学者。尝以“白云山人”自号,世称“白云先生”。此人颇有前贤许由之风,一生远避官场,数次辞官不就。四十年不出里閭,而门生逾千,“四方之士以不及门为耻”。其授业解惑“随其材分”而使学生“皆有所得”,只是“独不以科举之文授人”,以为钻营科举会使人趋利忘义。身后与何基、王柏、金履祥等并称四贤,由“江浙行省为请于朝,建‘四贤书院’以奉祠事”。所著《白云集》、《诗集传名物钞》等,收入《四库全书》。其《采药诗》云:

 

亭亭北山松,宿霭荫深碧。苍根走虬龙,巨干蟠铁石。平生栋梁具,不受霜雪厄。

兔丝得所附,袅袅挂千尺。流肪入九地,千岁化琥珀。我欲掇其英,俯仰费搜摘。

红炉转丹砂,石髓变金液。但恐茫昧间,图骥不可索。意长时苦促,双髩日夜白。

刀圭或可试,习习在两腋。蓬莱三万里,讵谓弱水隔。他时来山中,故老应不识。

 

此诗名为“采药”,笔墨却只涉北山之松。那用“苍根”“巨干”“虬龙”“蟠石”支撑起来的“亭亭”屹立着的形象,显然是诗人的自我期许。其托物言志之意,一目了然。或许正是这一点,让王统照与许白云心有戚戚,故全诗照录,一气呵成。诗后题署:“癸未岁暮写许白云采药诗以示济之大兄并希法正”,落款是“弟王剑三学书”。

“癸未岁暮”即1944年春节之前。当此之时,上海已经沦陷数年。王统照、耿济之、郑振铎等一起退居租界“孤岛”,长期坚守不去。他们因为名声太大而屡遭敌寇查禁,又因为不肯委身事敌而只能隐名匿迹。生活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他们一面朝不饱夕艰苦备尝,一面却在谋划着成立一个“中国大百科全书刊行会”,意欲编撰一部属于自己的百科全书以振民族之声威。为了这项神圣的工作,靠经营一个小小的“蕴华阁”旧书店糊口的耿济之不辞辛劳,特意翻译了《苏俄大百科全书序》、《苏俄小百科全书第二版序》以及《如何利用苏俄小百科全书》等文章作为编著工作的参考资料。王统照选在此时写许白云诗以赠,安知没有一份感动一份颂扬寓于其中?

“采药诗”写成之后,不知为何竟羁留书者手边,直到1948年10月才偶然翻出。此时耿济之早因积劳成疾而于1947年3月2日离世。睹物思人,王统照挥笔写下一段百感交集的文字:“下文乃与济之同在沪上度苦闷隐避之时期所书,今逾五年而济之已故,当时未以此字奉赠,徒留款识可认旧迹耳。”缅怀之情,溢于言表。随之将此题记与诗幅裱成一轴,妥为珍藏。

 

致臧克家函

1957年1月,《诗刊》创刊,臧克家出任主编,随之多次向王统照先生约稿。此时的王统照,除了担任着山东省和山东大学的多重职务之外,还当选为中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协常务理事。这些也许在他人看来只是个名份的头衔,在他眼中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与嘱托,因此为初创的《诗刊》写诗,也就成了他自觉中的一份责无旁贷的工作。“无诗”,怎么办呢?只好退而求其次,“谈诗的文章也可以吧?”——这,便是写给臧克家一封 “九纸长信”的缘起。

信是在“久病后又值初夏阴寒,俯案写十分钟的字便须休息”的情况下分数次写成的。信末签名“息愷”,日期是1957年6月12日。但信成后并未立刻付邮,放至16日又补写一段:“我还拟赴京开会(少或不参加小组会,多休息),随山东的代表们同行,定十?号早抵京,住哪个饭店不知,有说是前门饭店的。到后再告。”信中提到的会议,应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1954年9月进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他称赞“这是几千年来第一次伟大的团聚”;对自己的人大代表身份,他看得十分神圣而庄严,曾满怀虔诚告诫自己:“咱应该千百个小心珍视自己的这个人民代表的称号和意义!咱应该千百倍考量,怎样才能符合全国人民委托给咱的希望!”所以,即使病体已不支,他“还拟”赴京开会,能不缺席就不缺席。然而,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王统照心脏病猝发,于同年11月29日病逝于济南,“九纸长信”也便成了“绝笔”。

如今,这封长信已由臧克家捐赠文学馆。信中首先肯定诗坛的成就,在于“无论对于正在开辟的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带,交通繁盛的大城市,耕牧发达的新农村,诗人们都有叙写,有描绘,总言之,不缺少情感洋溢对新社会热爱和对祖国尊护的诗声”。但以他的“更高的希望”衡量,又感到“我们的诗坛”在“歌颂,描绘,叙述和表达那些重大的社会变动”和群众“如泉流,如火燃”的奋发情绪方面还是“太少了,太薄弱了”,“比之这些年来我们所经过的剧烈震动的时代,相差太多!”“为什么我们不能完全做到‘真体内充’?为什么数十年的新诗坛到现在还不敢自称是‘积健为雄’?”

这封信言辞慷慨,情真意切,看得出他是太爱这个国家、太爱这个时代了!他的这种感情,在他的诗句中表现得更坦荡更热烈:“空前此事业,伟大亦庄严!我今幸生今日之中国,得见滚滚浊流即改观。此何等大业,岂独生赞叹?此何等工力,岂可一旁看?一手一足俱有关,一诗一文代歌宣。”他的意思非常明确:伟大的时代要用伟大的史诗来描绘,当代的诗人们要承担起这个使命。当然,他并不推托自己的责任:“说到这里,先应自愧!”——因为“自己以前也写过一些非诗的‘自歌’”,因为他还没能写出来不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

然而,王统照先生不该遗憾的,因为他毕竟看准了新诗的方向,并身体力行为之努力过。其他暂勿论,单说他的《黄河黄与黄河清》,以358行之巨叙写治黄工程,神思湍飞,大气磅礴,实际上已颇具史诗品质。他写黄河之宏阔:“两千多年黄河黄,九千多里黄河长。黄河之水来天上,黄河远上白云乡。”写黄河之奇诡:“自高下落何曲折,溯源泉流变多方……洪峰来时逼堤岸,数十日后一苇航。”写黄河之灾患:“黄河自古为巨患,欲从根治鲜良方。……河南、山东每岁防汛急,有多少生命资财为河偿。……一九三八尤难忘,蒋匪决口毒心肠。豫皖苏省四十五个县,黄沙深埋黄泛乡。八十九万男女数,随流永去查无方。”写治黄之伟业:“沉沉古国早清醒,照明万象东方红。……泱泱立国启大风,施政布策何英明。……一九五四洪水流量甚高急,安稳度过无决冲。”写黄河黄变黄河清后的情景:“昔年贫薄今充盈,昔年荒苦今繁荣。文化物质两俱增,田野亦多弦歌声。惟有在此世代中,害河一变利河称。谁言河清不可俟,古昔格言今无凭。前人未作之事业,吾辈身为极光荣!党所领导无难事,群众同心废俱兴。”……

总之,读罢王统照先生谈诗的信,再读读他写的诗,真的不能不被他的激越昂扬的情绪所感染,从而不能不为身为炎黄子孙而骄傲,不能不为有幸生在新中国而自豪。王统照曾称颂闻一多“是热烈爱护祖国的中华民族的精英”,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诚如臧克家所说,“王统照先生是新文学运动以来,以创作实践来充实新文学宝库最勤奋最努力的作家之一”,他“是人民最忠实的代表人物”,他“爱新社会,爱得这么真挚,只顾工作,不想到自己”。所以,在《悼念王统照先生》一文中,臧克家发出了这样的呼喊:“揩干了眼泪,我面向青天,心里质问而又祈求似的这么想:这样一个热爱新社会,愿为社会主义祖国多尽一分力量的人,应该让他再活十年,即使五年也好呵!”

——心有同感,便以此作为结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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