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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夏衍修改《鲁迅传》事有关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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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初,上海文化界启动了电影《鲁迅传》巨片的创制工程。因为是“中央亲自抓”,所以各方力量迅速云集,组成了一个从创作到摄制再到角色饰演都由“大腕”担纲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辛辛苦苦工作几年,最后留下了半部经过反复修改的剧本——《鲁迅传》(上集),整个项目竟以“流产”告终。文学馆手稿库现藏信函一纸,所谈正是此事。因未见相关文章中有提及此信者,想是它多年来深锁环琅所致,故不计其过长,全文照录如下。

 

陈鲤庭致杨仁声的信

杨仁声同志:

我们来京配合“鲁迅传”定稿工作,迄已三月,目前夏改稿已经交出,对原作帮助很大,但又发生一些新的情况和困难,因特汇报如下,并希指示。

事实经过:1、夏衍同志于8月3日交出最后一章,10日全稿清理完毕,交稿时当着白尘同志说明:请他看一遍,并表示他算是脱手了。2、看稿后白尘表示已经认不出来是自己的“房子”了,要算是定稿,他就很为难。但他有思想准备再综合一道,月底前,他是有时间的。差不多同时,他通过荃麟同志向周扬、默涵同志反映了他的意见和心情。3、摄制组原来计划两个作家都不愿再搞,那就准备接过来,自己动手综合了。但原作者既已提出了意见和做法,那就不能重新考虑。当即用电话向夏部长婉转反映了情况,并于次日(10日)面谒请示,顺便说明我们原来的打算和目前的新问题。夏部长表示改稿仅供参考,他已经勉力完成了中宣部交给他的任务;再次声明:由于时间和身体关系,以后不可能再作什么了;说明改稿所以改动大了,主要是为了贯彻周扬同志等所提的若干原则;关于今后怎么办?他也作了些指示:着重要我们向默涵同志、上海市委宣传部和电影局汇报请示。4、就在次日(12日)晚,默涵同志因公离京的前夕,争取到向他汇报了夏、陈双方的意见和摄制组对这两稿的看法(另附)。默涵同志了解了有关方面的情况后表示:即使夏衍同志改得很好,照夏公原意也还是要尊重原作者,何况白尘已经提出了他的看法;因之,他同意荃麟同志的意见:让白尘再综合一道。默涵同志同时指出:他同意夏衍同志说的,要动也必须遵守周扬同志讲的原则指示,默涵同志并且阐述了这些原则,强调了这些原则是不管作家的风格如何都要予以遵守的。并且表示,这一次对两个稿本(指陈三稿和夏改稿)他一定看,而且指示光年、荒煤、文殊等同志也看,等他回来开个小会给作者提意见;但是,他又强调大家都在等着“鲁迅传”,不要错过时机,要白尘跟我们先依据这些原则精神充分交换意见,可动,就先动起来,不必等待了。(林指示全文详见附件)。5、听了林默涵同志的谈话后,我们即把记录送给夏衍同志,同时也将谈话大概告知白尘,并摸了一下白尘的想法,他表示假如要动,那就先以十天透彻交换意见,然后给他请一个月假——据估计这是可能的。

经过就是这样,可以看出:稿子一时还定不下来,也不可能把两稿交给我们来处理;作家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所牵涉到的情况相当复杂:这里有怎样贯彻中宣部所提的指示原则问题;有怎样尊重作家和搞好作家的关系问题;也还有怎么做才对制片工作最有利、最经济的问题——这一方面还没有敢强调提出:一则尚未向上海领导请示;二则过早提出,将更增加局势的复杂性。

为了供京、沪领导和创作组等有关方面对两个稿本有所比较,从而迅速作出相应的决定,或明确表示态度和意见,在摄制组留京全体同志的建议和协助下,已将夏改稿付印作为四稿,同时将夏衍、林默涵同志的谈话记录也打印出来连同稿本送领导核阅;又默涵同志还要求将上海、北京对陈三稿和夏改稿所提的意见都研究一下,因此我们正在把已有的意见整理汇编,备供参考。此次稿本,文件的送发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以防止产生副作用,如夏的谈话记录送发对象是夏衍同志自己指定的。

默涵同志何时回京不可知,估计约十天左右,尽管他嘱咐先动起来,但是原作者还是希望他们和他谈一次;摄制组因为正在向上海请示中,目前除沟通情况、及时汇报意见,并努力解除作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下一步工作铺平道路之外,尚未定下一步的积极行动(例如要不要给白尘请假之类的问题都未定局)。

摄制组初步意见:假如同意再搞一稿,作者和摄制组真能彻底交换意见,那么,事实上是可以相当缩短将来导演分场本的时间的。当然,定稿时间肯定是延长了。

所耿耿于怀者,白尘曾为写作三稿病倒,而夏公则在忙、病交迫情况下,无私地帮我们作修改工作,两人都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作出了贡献,而终于不免彼此感觉“为难”,至于关系紧张,则主要由于我们在修改过程中提出意见多、又穷于折衡的缘故。

事实与情况汇报如上。关于整个工作的进度问题,夏衍同志说过:希望请您和市委石西民同志、陈其五同志决定。我们殷切希望您在看到稿本和林、夏两同志的意见后,能得到您的具体指示和局、厂领导方面的意见,特别希望明确以下两点:

1、对于再让白尘同志再搞一稿的问题有何意见?2、对我们目前和今后工作做些指示。

目前我们正在为进一步工作试探情况,铺平道路,待接到您的指示后,如同意再搞一道,那么,除了在月底前征询北京必要意见并和白尘同志彻底交换意见外,拟在九月初起为白尘同志请一个月创作假。我们则回上海听取必要的意见并同时作其他准备工作。这是设想,一切有待指示决定。此致

敬礼!

                                          鲁迅传摄制组  陈鲤庭  于北京

                                                1961年8月17日

 

 

信文内外的人和事

这封信,是《鲁迅传》剧组递交中共上海市电影局党委书记杨仁声的一份工作汇报。署名人陈鲤庭,我国第一代电影艺术理论家,著名导演。曾经创作了发挥过重大宣传作用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导演了《屈原》、《幸福狂想曲》、《丽人行》等享誉海内外的影片,在《鲁迅传》巨片中负导演职责。信笺是从本子上扯下的2张16开活页纸。钢笔浅蓝墨水横向书写。每行字50个左右,虽密密麻麻却清清楚楚,1900余字竟无一处修改,可知是在草稿上反复推敲琢磨后的抄写件。下款中“鲁迅传摄制组”六个字颜色较正文深重许多,字体也与正文完全不同,应为信成后临时签署添加。

此信写于1961年8月17日。在此之前,围绕《鲁迅传》已经做了大量工作,《鲁迅传》剧本执笔实际上也已两易其人。据葛涛撰《塑造鲁迅银幕形象背后的权力政治》一文记载,剧本雏型是叶以群写的《艰难时代——鲁迅在上海》。此稿1958年12月写完,1959年3月改毕,但仍不满意,想推倒重来。1960年初周总理听完汇报后指示:“既然要重写,我看拍上下两集,表现鲁迅的一生。争取明年7月先拿出上集,作为向党成立四十周年的献礼。”由此开始,《鲁迅传》进入紧锣密鼓阶段,工作进程仍见葛涛文:1960年1月7日晚上,石西民指派张骏祥和叶以群邀请夏衍、林默涵、邵荃麟等人开会,商量如何落实总理的指示。会上决定成立创作小组和顾问团,夏衍任顾问团团长。1960年4月8日,夏衍召集创作组开会,讨论剧本提纲。1960年4月16日,夏衍又召集顾问团开会,讨论剧本的提纲草案。1960年6月,创作组写出了《剧本详细提纲》。1960年6月18日,夏衍到上海传达了顾问团对《剧本详细提纲》的意见。1960年11月27日,陈白尘写完了剧本的上集(第二稿)。1961年1-2月,《人民文学》刊登了这个剧本。1961年3月6日,林默涵召集在京的顾问团成员和部分专家开会讨论该剧本。1961年3月17日,创作组赶赴杭州向周扬汇报。1961年3月19日早上,周扬找叶以群和于蓝等人谈了几点意见。1961年5月9日,陈白尘根据周扬的指示写出了修改稿,即第三稿。1961年5月22日,夏衍接受修改剧本的任务——差不多与此同时,陈鲤庭率摄制组进京,“配合《鲁迅传》定稿工作”。信中汇报的,就是摄制组在“夏改稿”交稿之后的工作情况。

信中提到了“陈三稿”和“夏改稿”。此二稿如今都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陈三稿”,即出自陈白尘之手的《鲁迅传》(上集)第三稿。中国作家协会捐赠,文物编号DG000058。16开本,内文203页。封面自上而下依次印有“《鲁迅传》(上集)  陈白尘 叶以群 柯灵 杜宣 唐弢 陈鲤庭  集体创作  上海市电影局  1960年11月”等内容;封面上端盖有《人民文学》矩形发稿章,内中文字为:“人民文学  1961年1、2号稿  文用5号  2栏排  每栏41行  每行18字  总第14篇”。内文小部分为油印稿剪贴,大部分为钢笔蓝黑墨水手写。文后先署“1960年11月27日”,后改为“1961年1月”。“夏改稿”,即出自夏衍之手、后来“付印作为四稿”的《鲁迅传》(上集)。陈白尘夫人金玲捐赠。文物编号DG012481(此稿入藏时登记为“小说”,显然是编目之错——笔者注)。稿子第一章缺如,现有二、三、四章分别装订为三册,均以牛皮纸封面。第二章是16开本,第三、四两章为8开本。内文中有3/4以钢笔蓝黑墨水手书,余者为铅印稿剪贴。

信中还提到了不少人。这些人基本上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文化名流,又在当时的各级党政机关或社会团体中担负重要责任。他们是: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光年,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白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石西民,上海市电影局局长张骏祥,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叶以群,中共上海市委委员陈其五,中国影协负责人(袁)文殊,著名演员于蓝等等。也许上述这些人担任他们上述职务的时间并不同步,之所以敢将其归放在一起,是因为相信这样做既能更充分说明《鲁迅传》剧本定稿工作之“事关重大”,又不至于对相关人员造成伤害。

 

关于“陈三稿”和“夏改稿”

如前所述,“夏改稿”是由“陈三稿”修改而成。修改的依据,是“周扬同志在杭州讲的和默涵同志在北京座谈会上讲的精神”。沈鹏年《行云流水记往·二记——电影<鲁迅传>筹拍亲历记》记载,夏衍接受修改任务之后,“再把剧本仔细看了一遍”,“觉得周扬同志在杭州讲的和默涵同志在北京座谈会上讲的精神,在三稿中似乎还有贯彻的不彻底之处,重大历史事件的分寸掌握上还不够严格。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李鲁几次会面、陈鲁关系、农民运动讲习所、读毛主席的文章等,改得没有和周扬同志在杭州讲的那样坚决,对某些不一定落实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三稿中还保留了一些。其实像对胡适之、陈独秀等人的暴露,也似早了一些”。面对这种情况,他的想法是:“要动,恐怕就不止是若干处。不单是有关党的大事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真实问题,此外,也还有一个‘年代纪’的问题……现在既然称《鲁迅传》,也有一个‘传’的问题。‘传’总要研究‘纪年、时代’的问题,要力求符合历史真实。”于是,“夏四稿”与“陈三稿”便有了许多不同之处,这里不妨将两稿中的同一部分作个对比:

 

第四十节  珠江轮上

珠江中心的海轮上。船员在敲锣,催送行的人下船了。

鲁迅陪着郭小朋,许广平陪着张棣华走上船舷。郭小朋化装成一个商人模样,张棣华也打扮得像个阔小姐。

郭小朋对鲁迅说:“我们今天夜车也去长沙了,希望有机会到上海来看你们。”鲁迅笑道:“那时候,我们也敲锣欢迎你们!”郭小朋会意地一笑,低声说:“捣毁那个厨房的时候不远了。”他从怀中掏出一张报纸,塞在鲁迅手里:“路上看吧。”

张棣华要向鲁迅说什么,但只睁着发亮的眼睛,什么也没说。鲁迅对他们点点头笑着说:“别忘记,结婚时候,寄一张照片给我们。……”

郭小朋和张棣华坐在小艇上,向着海轮上不断挥手。

鲁迅俯在栏杆上看着小艇远去。许广平向下挥手。

鲁迅俯在栏杆上,许广平站立在他的身旁。

轮船在大海中航行。

鲁迅掏出报纸,一条新闻被红笔圈了起来,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湖南、江西农民、工人和一部分北伐军举行秋收起义的消息。

鲁迅目光炯炯地看着海上,只见狂涛怒卷,海鸥飞翔。

鲁迅的声音:“中国,又有了新的希望了吧?……”

第四十节是《鲁迅传》剧本的结尾一节。上面“第四十节”引自“陈三稿”,下面“第四十节”引自“夏改稿”。

 

第四十节  珠江轮上

(淡入)

汽笛声。

珠江中心的海轮。这是一条外国轮船,停在江心。船员在敲锣,催送行的人下船了。

徐文滔陪着鲁迅,许广平陪着唐人凤走上船舷。徐文滔化装成一个商人模样,唐人凤也打扮得像个阔小姐。

他们走进了船舱。

徐文滔低声对鲁迅说:“我们今天夜里也走了,希望有机会到上海来看你。”鲁迅笑道:“那时候,我们也敲锣欢迎你们!”徐文滔会意地一笑。他从怀中掏出一张报纸,塞在鲁迅手里:“路上看吧。”

唐人凤要向鲁迅说什么,但只睁着发亮的眼睛,什么也没说。鲁迅对他们点点头笑着说:“有便的时候,写封信吧……”

徐文滔轻轻地把许广平拉到船舱角上,低声说:“茶房叫你‘师母’的时候,不要否认!”

许广平羞了,推开他。

徐和唐下大船。

徐文滔和唐人凤坐在小艇上,向着海轮上不断挥手。

鲁迅俯在栏杆上看着小艇远去。许广平向下挥手。

鲁迅俯在栏杆上,许广平站立在他的身旁。

轮船在大海中航行。

鲁迅掏出报纸,一条新闻被红笔圈了起来,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湖南秋收起义的消息。

鲁迅目光炯炯地看着海上,只见狂涛怒卷,海鸥飞翔。

鲁迅的声音:“石在,火永远不灭。这就是中国的希望。”

不应忘却的“腹稿”

比较两个《鲁迅传·第四十节》,可以发现二者具有相同的序号、题目和基本相同的情节,不同的是语言和人物——“陈三稿”中为鲁迅和许广平送行的是郭小朋与张棣华,“夏改稿”中则换成了徐文滔和唐人凤,因为郭小朋与张棣华二人已于“白云楼上 师生相晤”的“第三十八节”中,在“李大钊英勇就义”之后也血染刑场了。

必须说明的是,“第四十节”是其所在的第四章中文字改动最少的一节;第四章又是全稿中修改较少的一章。即便如此,毕竟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地方动了就必然要涉及别的地方。比如拉网一样,一牵一收,就会影响全局。”(夏衍语。见沈鹏年《行云流水记往·二记——电影<鲁迅传>筹拍亲历记》)

“陈三稿”的《鲁迅传》一共四章。第一章包括一至九节,第二章包括十至十九节,第三章包括二十至三十节,第四章包括三十一至四十节。“夏改稿”保留了四章、四十节的结构,但内容却大不相同了。其中第一章之第九节,第二章之第十一、十二、十六、十七、十八、十九节,第三章之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节,第四章之第三十一、三十五节,连题目全都变了,其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自然也都随之“旧貌换新颜”。总之要把一个“革命家鲁迅”变成一个“文学家鲁迅”,不大改动是不可能的。粗略估算,“夏改稿”中有80%左右的内容出自夏衍之手。严格说来,这已经不是“修改”,而是创作了。

所以,看到“夏改稿”后,陈白尘感到“很为难”,觉得“已经认不出来是自己的‘房子’了”,以故表示“有思想准备再综合一道”。夏衍呢,则由于改稿工作是“中宣部交给他的任务”,他当然也只能“勉力完成”而别无选择。两位作家都不言放弃,剧本便没法定下来。领导的指示又含糊其词模棱两可,既要这么着又要那么着让人无所适从。这种局面,是出乎摄制组“原来计划”之外的,所以工作起来便感到了“困难”。他们今天给这一个“送记录”,明天找那一个“摸”想法;左一个“请示”,右一个“汇报”,上下奔波,左右协调,总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鲁迅传》影片铺出一条路来。

尽管如此,陈鲤庭的信中却没有丝毫抱怨,有的只是自我批评自我检讨。他为陈、夏二人“都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做出了贡献”而“终于不免”什么而耿耿于怀,却一句不提自己的付出应该得到怎样的回报。他率团队进京三个月,除去最后半个月的“穷于折衡”,其他时间自然是在全力以赴“配合《鲁迅传》定稿工作”。“两个作家都不愿再搞,那就准备接过来,自己动手综合”——这是他的工作应急预案,轻松而自信,说明他早已成竹在胸。从这个意义上说,似乎就应该承认:1961年8月的北京,除了“陈三稿”与“夏改稿”之外,还有一种“分场本”的《鲁迅传》也完成了,那,便是陈鲤庭的腹稿。

三个文化巨擘,三种《鲁迅传》稿本,最终却没能搞出一部《鲁迅传》电影来。究其原因,政治与权力的干预固然难辞其咎,但超豪华级的“强强联手”造成的相互遮蔽相互干扰,未必就能全脱干系。同是一个鲁迅,陈白尘有陈白尘的认识,夏衍有夏衍的理解;作为大导演的陈鲤庭,他的文学表达方式又肯定与纯粹的作家不同。倘能见仁见智三足并立着,那该是一个何等绚丽繁荣的局面?

然而,电影《鲁迅传》终于未能拍成,摄制组在陈鲤庭因病住院后宣布解散。但这并非最后的句号,过程仍在进行中——1961年11月27日,陈白尘完成了《鲁迅传》第五稿,1962年8月又完成了第六稿。经此两番修改后,剧本于196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鲁迅》。而“夏改稿”即《鲁迅传》第四稿的产生与存在,夏衍当年没有向“严格限制”的“必要的范围”之外透露,后来也没有作为自己的著作收入个人文集,而且迄今没有公开发表过。至于信中提到的陈、夏二人曾经“彼此感觉”过的“为难”,则早已如逝水东流烟消云散。君子之谊,和而不同。一旦需要并肩作战,他们当然还是一对亲密无间的搭档——有信函为证:

 

白尘同志:

手书敬悉,所述那个差使,当然还是抓住为好,特别有些人跃跃欲试,企图篡改历史的时候。关于我和翰老赴苏州之事,因翰老近来身体不好,连中岛健藏的夫人来访,他也把宴请的任务推给了我,所以我看他四月间是不可能成行的,我对此事也想谈谈我的看法,但独木不成林,是否能把时间推迟一点,等翰老身体健复后再谈呢?乞便告。

问尊夫人好。

                                                            夏衍

                                                   (一九八四)  三·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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