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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中国人》的版本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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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8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以下简称《丑》)由台湾林白出版社出版,为“岛屿文库”第12种。这是《丑》的最早版本。该著分上、下两编,是演讲稿、采访记录和杂文的合集。卷首有《酱缸国医生与病人》(代序),共收《中国人与酱缸》《人生文学与历史》《丑陋的中国人》《正视自己的丑陋面》等几十篇文章。此后,台湾的星光出版社和远流出版公司也先后出版该著。《丑》也很快在中国大陆传播开,代表版本主要有: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此外,《丑陋的中国人》还有日文、韩文、德文、 英文等几个外文版。上述各个版本在内容、篇目、排版方式等方面并不完全一致。

上个世纪80年代,大陆引进的几个版本都不是原版。这是因为,在当时大陆接受语境中,出版社虽然大都能意识到《丑》的价值,特别是其诱人的商业价值,但对出版后可能产生的风险多有顾虑,故都会对原版中的篇目、词句有所增删或修改。可是,到底修订到何种程度才能避险?这实在无从把握。有的对之作了较大改动,甚至达到了字斟句酌的地步,比如湖南文艺版几乎就是重新辑录版;有的改动较小,尽可能地保持原版风貌,比如花城版。当然所谓“保持原版风貌”也仅是相对而言,他们也做了一些改动,比如,删除了《正视自己的丑陋面》,把“中华民国××年”换成公元纪年,删除一些敏感的字眼,等等;有的在封面或内页特别注明“内部读物”字样,以规避可能的风险。比如,花城版在《出版说明》中特别注明:“本书作为内部发行,仅供有关专家、学者及研究人员参考之用。”但有意思的是,没有收入的文章和被删除的文字反而在网上流行起来。这可真是:你不禁倒好,越禁越普及!进入新世纪,由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丑》仍是删节本。然而,在众多版本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丑》重新收入被删除的篇目,某种程度上,可谓“全本”。这也充分体现了大社的胆识与气度。人文社版的《丑》无论封面、装帧,还是内容,都堪称最佳版本。

读者对《丑》的争相阅读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社会效应,堪称最为轰动的文化事件之一。在台湾,初版甫一面世,当月即被抢购一空。自当年9月至次年2月,在短短6个月内,《丑》又连续再版7次。雷锐在其《柏杨评传》中对此有详细记载:“从1985年8月初版到1987年2月,《丑》在台湾已出到16版,发行11万册。”(第289页)“《丑》作为柏杨对中华民族集体性格上的缺点的一种观察、感触与检讨,一上市在台湾头一个月即卖出15000余册”(第292页)。而在香港,截至1986年7月授权出版的《丑》也达到6版。在日本,“日文版由张良泽翻译,宗像容幸润色,在东京出版,引起日本人的兴趣。上市才10天,即突破3版,卖出55000册,进入日本畅销书前三名。”(第303页)在中国大陆,“《丑》出版后约一年的1986年夏天,《丑》的讲演稿便在大陆的报刊出现,包括上海、北京一些高等学府的校内期刊、出版社擅自翻印。先后有六家出版社一窝蜂而上,争相出版《丑》,销量高达数百万本,一下子畅销程度甚至超过大陆曾经出现过的金庸热、琼瑶热。而各大专院校校园油印和手抄本也推波助澜,使《丑》的流行更为普及。一时间,‘柏杨热’在大陆文化界兴起。”(第295页)“10月底在如期发印《丑》书的同时,我们就火速向全国新华书店发出征订单。当时,通常的征订往往半年,最快也要等到三个月以上。而《丑》书却只销了一个月:就报出了吓人一大跳的征订总数:280万册!”(陈俊年《〈丑陋的中国人〉出版前后》)“这本书出版后反响很大,花城出了第一版后,紧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印刷,在一个月内印了两次。书还在新华印刷厂印刷的时候,他们去查看效果,发现很多工人边排版边偷偷拿出来看。工人们都说:‘这本书好啊,我们都看了’。”(《〈丑陋的中国人〉大陆出版内幕》,《南方日报》2008年5月8日第B08版)

不仅大众读者争相阅读《丑》,各类知识分子对《丑》的热议也此起彼伏。他们的观点针锋相对,你来我去,煞是热闹。在港台及海外,香港的《自由杂志》和《明报月刊》、洛杉矶的《论坛报》、纽约的《华语快报》都接连刊发文章,或者讨伐柏杨及其《丑》,甚至咒骂柏杨为“贱骨头的中国人”(王亦令《贱骨头的中国人》),或者力挺柏杨及《丑》,对批判者给予针锋相对的回击(比如《丑陋的王亦令》《伟大的中国人》)。而香港学者孙国栋在《明报月刊》上接连发表《就教于柏杨先生—评〈丑陋的中国人〉》(1986.11,第251期)、《评〈丑陋的中国人〉引起的风波——兼谈柏杨先生的谎言及其近作》(1988.2第266期)、《再评柏杨著〈丑陋的中国人〉》(1988.7,第271、272期)更是将批判引向深处。这一被称为“孙柏之争”的事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它在读者和同行之间引发持续争鸣。读者纷纷写信给《明报》编辑部,发表对《丑》及孙文的看法。孙文发表后,柏杨在多种场合表达了欢迎批评的态度,但一直没正面回复对方的指责。其实,柏杨写信给《明报》编辑部,并附寄张苾芜的长篇论文《为柏杨先生一辩—评孙国栋先生对〈丑陋的中国人〉的批评》(1988.4,第268期),要求一同刊载,也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其次,在中国大陆,孙的文章被改题为《中国人丑陋吗?——就教于柏杨先生》,且未经作者授权重刊于《光明日报》(1987.3.1,第三版),后又被多家报刊转载,遂产生广泛影响:“其时适逢大陆开展‘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天津日报》刊文批判柏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林若亦指名批判柏杨,因而孙国栋文章的‘来头’便引起诸多臆测,乃至有人怀疑‘孙国栋’是大陆某些‘笔杆子’的化名;同时,由于孙氏与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态度、立场判然不同,且涉及中国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十分复杂而深刻的课题,故‘孙柏之争’(或‘柏杨风波’)遂成为海内外文化界关注的事件。”(《评柏杨·出版说明》,孙国栋著,明报出版社1989年版)鉴于此,1987年,《丑》在大陆的发售被责令停止,当年负责该书编辑与出版的人员也遭受不同程度的处分。

在大陆,有关柏杨及其《丑》的系统阐释与正面评价,最早是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的几位编辑来做的。弘徽、牧惠和严秀的《〈丑陋的中国人〉编后记》从编辑原则、杂文风格、创作思想等方面分析了出版《丑》的积极意义。金钟鸣的《自强,需要自省—〈丑陋的中国人〉序》从反思国民性、文化建设等方面重申了《丑》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但很快,隋缘、华夏志(与王凤海合写)、梁超然分别撰写《要重视对读者的积极指导——读湘版〈丑陋的中国人〉》《一本有严重片面性的书——评〈丑陋的中国人〉兼与〈编后记〉作者商榷》《再论鲁迅与柏杨——兼答〈丑陋的中国人〉的编者》,对上述文章的观点予以反驳,并认为他们在大陆出版《丑》,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李宗凌、汪剑、绍纯、爱华、张宿宗、青竹等分别撰写《对〈丑陋的中国人〉的几点看法》《民族虚无主义要不得》《〈丑陋的中国人〉读后》《丑陋的〈丑陋的中国人〉》《一面哈哈镜》《柏杨有几张皮?》,对柏杨及其《丑》展开了尖锐批判,甚至从阶级、民族、国家等角度,对之展开了上纲上线的批判。针对上述评判,弘徽、牧惠和严秀又撰写长文《护短与爱国——评对〈丑陋的中国人〉的若干批评》,对之一一回击,重申《丑》在思想文化建设中的积极意义。其实,正面肯定柏杨及《丑》的价值的学者也有很多。比如,公刘、郑伟志、姜义华、谢遐龄、王建辉分别发表《丑陋的风波》《“窝里斗”总归是丑陋的》《爱国主义与民族的反省精神》《要注意自省》《我们需要研究“中国人”》,对柏杨及《丑》的价值进行了深入阐释。而且,将柏杨揭露中国人之丑、与鲁迅揭批劣质国民性作对比,并认为柏杨是“当代鲁迅”的观点或文章一直就层出不穷。其中,尤值一提的是,当时参与编辑和出版的当事人,即使面临遭受上级部门批判、处罚的背景下,依然据理力争,维护和重申《丑》的正面形象,其情其境,真让人动容。

《丑》初入大陆,其影响不仅限于上述几个层面的争鸣,还在于,它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发生了关联。“这年年底,一些大专院校出现了学潮。在鼓动学潮的一些传单、大字报栏上出现了以《丑》为宣传品的材料,这就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全国一些主要报纸、杂志上对柏杨作了批判。”(雷锐《柏杨评传》第295页)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本书引起了如此轩然大波,足见那个年代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波诡云谲的时代面影。

如何评价《丑》的热销现象及社会价值呢?

首先,《丑》从1986年进入大陆,到现在已有30年了,其在大众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不可撼动。如今,《丑》已由当年的畅销书演变为常销书,各种版本更是层出不穷: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版、2005年版、2006年版、2008年漫画演绎版(大16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2008年典藏纪念版(印10万册)、2009年版(印5000册)、2012年版(“丑陋的中国人”三部曲之一 )、2014年版、2015年版……它像一面镜子,每位读者在面对它时,总会照出自己的“丑”来。

其次,1980年代是一个深刻反思和虔诚学习的黄金时期,那是因为有“文革”作为民族蜕变新的历史参照物,因此,《丑》自然有其存在和快速传播的文化背景;1990年代是一个躁动、充满活力和无限希望的时期,但由躲避崇高、跑步向“钱”看、高度物化所引发的道德沦丧、欲望扭曲、残忍冷酷等人性样态也足够触目惊心。新世纪以来,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和力度迈向世界,综合国力和老百姓的生活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但相伴而来的弥漫于社会和人性中的各种丑行愈演愈烈。这一切难道不与《丑》的思路、内容与逻辑相切合吗?这也就是《丑》在大陆的快速、持续传播,并产生广泛、深入影响力的根本原因。

最后,《丑》具有无可取代的镜鉴价值。的确,柏杨在《丑》中列举的现象——“酱缸文化”、“蛆虫”、“窝里斗”、“脏、乱、吵”、“不能团结”、“死不认错”、“自私不顾及别人”、“无秩序”等等——非但没有消减,反而变本加厉。纯真、美善、怜悯、平等、自由……在这个时代,谈论这些美好的字眼,似乎变得有点奢侈。这都使得《丑》具有其不可或缺的镜鉴价值。这正如冯骥才所言:“我们希望明天的中国能够无愧地成为未来人类文明的脊梁。那就不要忘记去不断清洗历史留下的那些惰性,不时站在自省的镜子里检点自己,宽容和直面一切批评,并从中清醒地建立起真正而坚实的自信来。也许为此,柏杨先生的这本令人深省的书应重新放在我们的案头。”(《中国人丑陋吗?——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序言》,《今晚报·副刊》2008年4月11日)不过,对知识界而言,对柏杨及《丑》的争论远未结束,随着大时代的到来,这种争论及影响将会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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