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文物撷英 当前位置:首页 > 理论研究 > 文物撷英
关于《岁寒图》的修改轨迹
  [ ]

20世纪40年代是陈白尘话剧创作的黄金时期,而《升官图》和《岁寒图》可谓这一阶段最为璀璨的两颗明珠。诚然,在陈白尘的作品中,政治冲击力最强、社会影响力最大的是《升官图》,而作家最喜欢的却是《岁寒图》。陈白尘第一次为自己的话剧作编选时,就借用它作为集子的题名,即1956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岁寒集》。1946年春天《岁寒图》首次在重庆演出,“票房价值”不高,除《新华日报》之外也很少引起一般批评家的重视,但作者说:“我对它却一直保留着一种感情上的偏爱。”用他女儿陈虹的话说就是,“在剧中人黎竹荪身上有我爸的身影抑或说理想”,即平民知识分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坚贞自守洁身自好的精神境界。

《岁寒图》实际上有三个版本:初版本(1944年改毕)、修改本(1945年修改)和最终本(1955年改毕),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修改本,在当时不多的批评中修改本却成了“众矢之的”,但因其未得到正式出版而成了文学史上的“昙花一现”。比较三个版本的异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来回反复的修改轨迹,也由此一窥作者的思想变化和时代风气。

在民主运动的洪流中,作者于1944年3月初稿毕于重庆金刚坡,8月改作毕于自流井及内江。初版本三幕剧于1945年2月由群益出版社出版,平装土纸本,为“群益现代剧丛之二”(其《升官图》为“剧丛之四”)。此后至1949年,该出版社再版过多次,但未见修改本的出版。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作家都在编印旧作,如何修改是一个问题。其实1946年重庆演出的时候,何其芳就曾对《岁寒图》做过批评,这直接影响了陈白尘10年后的修改。何其芳是一位认真严肃的批评家,他看过《岁寒图》的坊间本、修改本,又亲身到剧院去看戏剧演出。他一方面深深地为《岁寒图》所感动,大赞它的演出效果,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它所存在的缺陷:主人公黎竹荪的觉醒写得不够明确,不够有力,结尾比较模糊与无力,以及为了说教而增加的人物严先生,结果使这个戏的思想内容以及它的艺术效果都受到了一定限制。这里的“严先生”为描画《岁寒图》的修改轨迹提供了重要线索,因为无论是重庆群益出版社的版本还是新中国成立后选集中选入的版本,都再没见到过“严先生”的身影。从选集中的版本,我们分明可以看到“1945年修改于成都,1955年4月18日修改毕于北京”的字样,而何其芳先生是在1946年1月《评〈岁寒图〉》中写道,“在这次上演所用的修改过的脚本中增加了一个严先生”,那么“严先生”一定存在于1945年《岁寒图》的修改本中。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修改,陈白尘一方面对何其芳同志表示极大的感谢,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修改之难——“……连自己都不能满意,但心余力拙,也只能止于此了……而牵连着整个剧本,也不得不相应地作了若干相当困难的修改。——当十年后的今天进行这些修改,而又力图不违背十年前的历史现实,不能说不是一个困难的工作。”(《岁寒集》的《后记》)当80年代再回首《岁寒图》的修改时,陈白尘明显流露出后悔和遗憾。一如他胆大耿直的性格,他在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白尘剧作选》的《编后记》中,直指解放后那一特殊时期党在文艺创作上所犯的过错,那时的领导还不及左联的领导,也不及抗战时期党在国统区的领导。对于选集本身,他说:“1956年编选它时,对原作都做过些修改。那是当时的风气使然……每每大肆删改,以示解放后自我批判的精神。但这样却使观众难以认识作者的本来面目,是不足取的。而我也未能免俗……”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最终本,就是作者在受何其芳影响又染时代风气下修改的《岁寒图》。

正如上文提到的,修改本最惹人注意的地方就是增加了“严先生”,他直接替换了初版本中的“商人”,同时还分担了其他角色如沈庸、沈若兰等的部分戏份。虽然黎竹荪痛恨市侩主义,但只要是肺病患者,他都会设法去医治,并不管患者是商人农民,富贵贫贱。初版本中商人角色秉持其市侩模样,要为黎竹荪扬名登报,结果遭到黎竹荪的蔑视,借此点出黎大夫誓不与江湖医生为伍的气概,为下文反对胡志豪的挂牌开业埋下伏笔,作用仅止于此。我们在下文既没有看到商人为黎大夫拖来患者,也不见其为生活窘困的黎大夫慷慨解囊,边角人物就此别过。相比之下,出身文化圈的严先生不仅接了商人的“差儿”,而且还充当了黎大夫的启蒙者,地位仅次于沈庸。首先,他是一名文化界的有力干将,非常活跃,经常到处开会到处演讲,影响力自然不可小觑,而他视沈庸为文化界的领袖,可见沈庸的地位之高。其次,他是一名肺病患者,和黎竹荪关系特殊,经常为他“拖来”肺病患者,熟悉并支持他的防痨计划。沈庸虽然不是他介绍的,但也是在他的牵引下,沈庸和黎竹荪最后建立了“战友”关系。其三,他还是黎竹荪最早的思想启蒙者和精神鼓舞者。他看到了江淑娴的离去,看到了黎竹荪防痨计划的次次驳回,也看到了不改行人的坚守,看到了农民的力量。因此鼓励黎竹荪说:“只要这计划对国家民族是有利的,对老百姓是有益的,它就一定会成功!一定会实现!”相比于初版本的结尾——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作者似乎已经为黎竹荪指出了一条道路——依靠老百姓。后文出现的农民老二不仅和前文相照应,而且也被借指广大老百姓对黎大夫防痨计划的支持,而且沈庸的医药费正是多亏了老百姓才有了后期保障,这一改动合乎情理。笔者认为,如果黎竹荪至此有所顿悟,那么严先生和农民的设置则起了一定“疗效”,但事实上作者并没有这样安排,黎竹荪依旧不为所动,沉浸于计划破灭的迷茫和失望中。

显然,作者还希望有更强大的力量来引领黎竹荪的觉醒和斗争,带领他走出困境,这便有了沈庸最后高屋建瓴般的点化。大段的说教和沈庸形象的神圣化,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戏剧的艺术效果,限制了思想内容的扩展。由此笔者认为,何其芳对于结尾的批评是深中肯綮的。一方面,黎竹荪的形象在结尾处过分矮化弱化,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者前期煞费苦心塑造的坚韧不拔的形象。黎竹荪在面对江淑娴的离开、防痨计划的破产时,深刻认识到沈庸说的“问题是整个的!”含义,却一下子意识到个体在残酷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竟至于完全失去了力量,仿佛原先铮铮铁骨的汉子瞬间被剔掉了骨头,抽去了阳气,软得如一摊烂泥,他甚至连看一眼娟娟的勇气都没有。这前后迥异的性格,似乎让人难以接受。另一方面,作者有意要突出沈庸这位精神领袖的形象,要透过他告诉我们不仅要和自然界的结核病菌斗争,更要和这个社会的结核病菌作斗争。沈庸的形象是被层层烘托出来的,首先是开场时通过严先生的介绍,我们知道他是“国家的精英,民族的灵魂”;其次,通过沈庸为了家庭生活为了民族事业奔波劳累最后大吐血的形象,我们深切体会到他的真实与伟大;最后,作者在结尾通过夸张的艺术手法进一步拔高了他的形象,在遭受丧女之痛的情况下,他能够冷静理智地劝导寂寞空虚的黎大夫,“我们为什么活着?为了爱!为了爱人类!但我们并不是为了那些腐烂了的物活着的!是为了爱那些无辜的,勤劳的,年青的一代而活着的——Dr。黎,我代表死者代表活着的年青的一代,恳求您鼓起勇气来,坚持到底!”在沈庸的极大鼓励下,黎竹荪重新获得了力量。当黎竹荪痛苦而悲愤地发出含血带泪的呼唤:“我需要一些力量啊!”这一声是多么令人揪心,发人深省!但当黎竹荪恢复了平静,充满自信地奔向娟娟的时候,我们反而失去了力的感受。正如董健在评《岁寒图》戏剧结尾时分析说:“作者看轻了黎大夫在经受悲剧性的失败后心灵上的创伤和空白,因而这医伤补白的结尾是没有力量的。”(董健,《陈白尘创作历程论》)按照黎竹荪的逻辑性格发展,20多年都坚持下来了,灾难再大也不至于如此懦弱,更不至于迷茫到不知所措,作为医生此刻不正应该抓紧时间救死扶伤吗?更何况是自己的女儿?他和严先生走得近,和文化界交流得多,又眼见着医学界被社会逼得不成样子,多少有几分心理准备和个人分析,不见得如此六神无主,再者,严先生磨碎嘴皮子也不见得让他“起死回生”,怎么沈庸三言两语就句句戳中“死穴”呢?

相比于初版本,修改本中的人物情节等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增加的“严先生”可视为话剧的另一种写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初版本的疏漏。何其芳先生“为了说教而增加的严先生”的说法似乎有失片面,笔者认为,严先生在话剧中倒是起到了很好的穿针引线的作用,使得话剧的结构与情节更加紧凑。第一,严先生以文化界干将的身份替换了商人的角色,在医院中顺其自然地为黎竹荪和沈庸的相识做了中介人。第二,严先生频繁来往于沈家和黎家,为沈先生的突然病倒送至沈家的情节做好铺垫,承担了沈若兰突然造访求医的戏份,使得情节更加合乎逻辑。第三,严先生承担了黎竹荪思想启蒙者的部分角色,尽管作者并没有将其刻意突出。文中浓墨处有二,一为对农民老二致谢黎竹荪的回应,指出老百姓的力量可以帮助他实现防痨计划,二为辅助沈庸一起开导黎竹荪,要坚持下去,春天就会来临。第四,严先生还充分发挥了“绿叶”的功能,层层烘托出沈庸精神领袖的形象,甚至有点过度而造成人物的失真。最后两点似乎可以看出作者思想上的踌躇,作者一开始设定的“岁寒知松柏”这样忠贞自守的信念有了动摇,到底是依靠群众还是坚持自我,作者没有说服人物也没有说服自己,一时找不出合适的道路。

受何其芳和时代风气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作者在修改本的基础上又做了一番相当艰难的修改,除去字句上的润饰外,主要修改处有二:一是删去了“严先生”,二是在戏剧结尾有较大改动,算是对批评者的答复。尽管抽去严先生这根“线”,情节上不及修改本那样紧凑严密,而结尾依旧显得张力不足,但笔者看到,最终本在表现人物形象和思想主题上更加鲜明,一方面要批判揭露市侩主义,另一方面主张投身于社会运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艺术效果。

江淑娴相较于前两个版本,人物形象增加了强度和韧劲,是弱中有强。她的弱来自客观上生存环境的压迫和对爱情的不确定,她的强则来自态度上的爱憎分明,人物更加真实化。她一开始就不喜欢胡志豪,对胡志豪的邀请态度鲜明,冷漠拒绝。当胡志豪对她大吹自己的宏图大业并借机表白的时候,不同于初版本里的暧昧模糊——反应是“颇为动容”和“着了迷”,修改后江淑娴的反应是“怀疑”和“不语”。江淑娴的第二次拒绝来得更加干脆彻底——胡志豪听说江淑娴的母亲和嫂子在家乡简直苦得不得了,就提出优渥的条件,但她并不为所动,“(急忙)谢谢,用不着。……哦,对不起,我不打算离开这儿。”尽管胡志豪为之分析了防痨计划的种种不可能,她仍对黎竹荪满怀希望,一改初版本中的被动性格,由“黎要我留在这儿”变为“我答应留下实现他的防痨计划”。面对胡志豪胡搅蛮缠请客吃饭,她表现得非常有原则,不是“我……”的半推半就,而是简单的“我有事,对不起”,不是“好,我陪您去喝杯酒……那么您吃罢”而是“黎大夫等我去吃饭哩!对不起”。两次“对不起”没有夹带丝毫的愧疚之情,相反拥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力量。江、胡的第三次冲突发生在半年后江淑娴前来黎家道别,胡志豪却不放心跟着进了黎家。和初版本相比,江淑娴并没有为了将计划失败的消息瞒住黎竹荪而委屈自己低声向胡志豪求助,她反而直白地向胡志豪承认自己留恋那份防痨计划——留恋黎竹荪,并坚决要求对方不要干涉这件事。即使答应胡志豪去昆明,她还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如果黎大夫的计划批准了,我希望能回来帮助他”。在这一部分,作者删去了很多初版本中江淑娴优柔寡断暧昧不清的表现,比如当胡志豪“我知道你至今并不信任我,更不要说爱我”,她不再是“怜悯地”否认,或者“抓住他的手,泪已盈眶”,她不过是平淡地说“我不会对不起你——我同你去昆明好了”,对此再无过多的解释和行动。事实上,她也只是一面答应着去昆明,一面幻想着如果计划成功还会回来。在同市侩胡志豪的较量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主观上爱憎分明、客观上被逼无奈的更为鲜明的人物形象。第三幕中作者对江淑娴的修改仍然值得重视。计划的屡屡失败,沈小姐的死,让江淑娴开始质疑大夫的作用,她甚至决断愤激地说:“这个世界就是好人活不下去!……(继而叹息)能自杀倒也干净!”作为医生,她看不到医治的希望;作为好人,沈若兰这样一个善良柔弱鲜活的生命却被黑暗社会所吞噬;而她自己,却因为有家庭的负担连自杀的权利都没有,这是怎样的世道!为了生活,她必须牺牲爱情;为了尊严,她还得同时牺牲了大夫这个职业,她的愤激已是对社会的厉声控诉。江淑娴的表现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人物形象格外鲜明,显然作者后期的修改有很大的进步。

沈庸这个人物摘掉了早期被赋予的神圣光环,加入了时代的养料,更加积极于社会运动,甚至在病重的时候还想着社会病,一语道破社会病也像肺结核一样的真理。不错,他们一个在积极与自然界的结核病作斗争,另一个则在积极与社会结核病作斗争,这在戏剧第二幕第一场的时候就早早地亮出了主旨。不同于早期版本那种“坚持就是胜利”的解决方法,救社会病的这一个还迫切希望治结核病的这一个能把手术对准社会,沈庸对黎竹荪没有参加时事座谈会感到失望,“可见您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的病症还是没有重视!”对沈庸的修改直接导致最后一幕的大改动,作者删去了农民,让沈若兰的葬礼渲染整幕悲剧气氛,把结尾变得相对简洁有力主旨突出。作者一改早期版本中“坚持就是胜利”的腔调,直戳社会的病根——社会结核菌。一些人在拿命跟病菌作斗争,而有些人却在无耻地培养着保护着这种病菌,甚至企图消灭跟病菌作斗争的人。作者要让沈庸当“主刀大夫”,去医治社会结核病。若兰的死让沈庸更加清晰地看到社会的黑暗,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怎么办?惟有响应光明的号召,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够彻底根治社会病,为此觉醒后的沈庸走上了社会革命的道路。最后黎竹荪也重新获得了力量,秉持着“岁寒知松柏”的本性。

作者不仅提高了沈庸和黎竹荪的思想觉悟,连江淑娴也较早地清醒过来,以个人的悲剧发出了对社会的控诉,人物形象因此更加鲜明,取得了艺术上的进步。

沈若兰的形象在前两个版本中显得单薄——一方面她珍惜生命,一方面现实却要求她做出牺牲,为了父亲为了家庭,作者并没有把这一矛盾充分展示出来,或者说没有把它作为正面冲突中的一种充分展现出来。要知道,她的不幸不仅仅属于个人,更属于社会,有多少个家庭因为得了富贵病而选择自暴自弃,有多少人为了自己所深爱的人宁愿牺牲了自己?作者在最终本中重新考量了沈若兰的角色,并给了她力量,让她不再像初版本中如幽灵似的晃荡和叹息。首先,她等不及痊愈就来向黎大夫请求出院,为什么?生活的重担时时压迫着她,父亲一个人已然不堪重负,何况这个时候又失了业更是雪上加霜。可站在黎家门口的若兰这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万想不到父亲因大吐血已经躺在病床上,观众也跟着担心。这个家养不起两个生着富贵病的病人,必须牺牲一个才能救活一个,这为若兰的自杀埋下了伏笔。失业、贫困、患病是整个社会的不幸,沈家的遭遇更加深了黎竹荪对社会问题的理解。作者为沈若兰经济用笔,为其量身定制了一番颇具戏剧魅力的对话,至今为观众称道。

黎  娟:“沈姐姐,你干吗?”

沈若兰:“我难过,我说不出的难过。——娟娟,你有个好爸爸——我,也有个好爸爸。可是你比我幸福!——不,娟娟,你不懂,你别管我。”

……

黎  娟:“是给沈伯伯治病?”

沈若兰:“是的。——不是的!(抱紧她)好娟娟,你别问,你陪我坐一会,我教你唱歌,好不好?”

这时候沈若兰的内心百感交集,她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黎大夫会为父亲输血。她万分感激黎大夫,又为父亲的病重和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无比自责和焦急。这一段自然朴素的亲切对话非常符合人物性格特征,把沈若兰对父亲的爱、对黎大夫的感激和家庭的悲惨遭遇,通过欲说还休自相矛盾的语言自然地表露出来。娟娟带着儿童的天真无邪随口问出两个简单的问题,却让心情忙乱的若兰难以回答。作者用笔颇深,不愧为语言的高手。

情节上调整得最成功之处莫过于对第一次防痨计划失败的安排。初版本和修改本写计划第一次失败的时候,处处伏笔,所有人都有了心理准备而惟独瞒了黎竹荪,这样当他知道真相后,戏剧冲突就并不那么明显。最终本则将这次失败的消息集中安排在找人为沈庸输血的情节中,并且事先做好假设,把被批准的计划当作拯救世界的福音。如果计划被批准了,那么沈家父女的病就可迎刃而解,江淑娴也就不用离开这里,甚至连胡志豪都有可能回来。但是,理想常常会被现实击个粉碎,计划下来的时候,相关人物都在场,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黎竹荪表现得异常气愤,犹如困兽般来回走动;沈若兰明显失了神,失望得流着泪;江淑娴颓然,她哭了:所有的希望和失望都纠结在一起,大大增强了戏剧张力。这打击对黎竹荪来说如当头棒喝,然而他被眼前的困难吓住了吗?不,他还要工作,“人家要不让沈先生活下去!我们得让他恢复健康!”我们看到黎竹荪困兽犹斗的勇气,我们担心沈若兰的悲惨遭遇,我们感受江淑娴的无奈失落,这样的安排让戏剧冲突一下子升到了沸点,观众的心情也随之急剧变化,作者、作品人物与观众之间产生共鸣,极大地升华了戏剧的内聚力。

《岁寒图》的初版本与修改本时间比较接近,内容情节大体一致,除了增加人物严先生及相关戏份外,总体上改动不大。严先生的增加明显使戏剧结构更加紧凑,由此推测其修改动因出自作者戏剧表演上的舞台经验。这其中,还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群众力量的思考。作者意识到靠黎竹荪个人力量不足以抵抗社会结核病,而有识之士的政治宣传是否能奏效还未见分晓,在思想踌躇中他肯定了群众力量——正是有了老百姓的帮助,沈庸的病才能得救。不过,作者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考量。作者的犹豫也许来自于写作意图的偏离,他一方面还想回到“岁寒知松柏”的原定主旨,另一方面却发现这样的主旨因为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而无法说服自己说服观众,因此有了“前进一步倒退半步”的写作痕迹,结局显得模糊无力。在不多的批评中,批评者的笔力也大多在此集中“轰炸”,结果“炸跑”了严先生。新中国成立后,作者结合何其芳先生当年的批评和当时的政治风气,着手修改这场酝酿了10年之久的修改,惟其偏爱则更显其艰。最终本在相关情节上继承了修改本,如沈若兰的要求出院,他人口中沈若兰的自杀和出殡等;相关情节上又退回到初版本,不过也是为了“分解”严先生的角色,如商人的角色,江淑娴的寻找血源供应者等。总体上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对人物性格的准确把握,把人物形象变得更加鲜明真实,比如江淑娴的修改就是成功的一例。当然,人物的塑造离不开语言、动作、情节等方面的把握,我们也看到了作者在这方面的进步。最后,结局的政治主张非常鲜明,这和时代风气有关。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是保留了黎竹荪的本性,这大抵也是偏爱之根。

友情链接| 联系我们| 网站导航| 法律声明| 浏览建议 中国现代文学馆版权所有  隐私保护
京ICP备12047369号    京公网安备: 11040244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