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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悦然《茧》看80后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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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人们所看到的,在张悦然的长篇小说《茧》中,历史不再那么庞大而虚无缥缈,它变得确凿地“在场”,成为可以真切感知的痛苦对于这部小说的历史转向所显示的写作意义张悦然显然寄予厚望。在她看来,“80后”早慧而晚熟。这一代人,很早就登上了舞台,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迟迟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图景,了解自己在时代和社会里的真实处境,事实也证明,青春文学的潮流过去以后,并没有留下太多真正有价值的文本。但是,晚熟也总会成熟,迟一些出发也终将抵达。我感觉到这些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化,相信它不是偶然和特例。像我这样一个耽于幻想的人,都能去面对现实和历史,可以想象,与我同代的那些优秀的写作者,一定对历史和现实有更深刻的思考和更独到的见解。

张悦然的自省当然意义非凡,它意味着告别旧我,向新的写作可能的迈进。然而,她的谦虚也并非没有原因。或许正是因为自身写作历史感的匮乏,唯恐小说历史的厚度难以服众,张悦然为《茧》中的历史回望和清理设计了非常严密的逻辑。作为小说中历史迷雾里的骇人真相,钉子的故事其实来自张悦然父亲当年的小说,那个写于1977年的灰暗故事,当然无法逃脱当时已然流行的伤痕文学脉络。然而,这个嫁接而来的故事,如此轻易就进入到“我”的记忆之中,甚至构成了历史厚度的核心来源,这多少还是让人觉得过于轻巧。在此,如果说祖父一辈的历史和生活主导者是文革,那么父亲一代的创伤则来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那件“大事”而不出所料,父亲一生的仓惶、倔强与颓废,既有对于爷爷的徒劳反抗,更有一种难言的政治失败的痛苦。这种历史回溯的人物设计如此巧妙,一下就网罗了主流文学最为热衷的两个历史节点,剩下的事情就变得简单起来。小说借此似乎获得了写作的非凡荣光,再也没有人敢对年轻一代的轻薄说三道四了。然而,这种隆重的意义毕竟是以历史强行植入的方式获得的。小说中的李佳栖通过各种方式,试图挤进父亲的历史,进而触摸祖辈的历史。她一生都在兜兜转转,无法破茧而出,这也是80后写作的历史宿命所在,他们没有自己的历史,而只能通过讲述父辈的历史,去触摸祖辈的历史,从而为自己的写作徒增一丝残存的荣光。然而即便如此,她也要试着迈出这一步,只为做出一些改变。

因此,尽管小说所标榜的历史厚重令人怀疑,但在历史的缝隙之中,张悦然风格化的写作方式还是给人带来了长久的感动。正如她所言的,如果说《茧》可以视作一部成长小说,那么它也记录了作者本人的成长。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其历史的讲述之中,张悦然并没有丧失她原有的风格化的“腔调”,以及文字里最为动人的“生气”。换言之,这个故事总有在既定的叙事之外溢出来的那一部分,这是作者在过往的小说中常常流露出来的最为动情的成长叙事。那些细腻的情感,难以磨灭的人与事,在历史的裹挟下铺展开来。而在此之中,那些玉女的忧伤,青春的独白,疼痛、颓废、病态与毁灭,乃至极端情绪的描摹都依然如故。这是她少女时代的笔锋,青春期写作的热情与细腻魔幻的词藻,以及温暖的意象流露的真情与爱意都让人莫名感动。回过头来,我们发现,小说中历史创伤的强行植入实则为青春的呢喃,颓废与绝望的情绪提供了确切的指向,那些极端的念想,挣扎与喟叹,再也不是毫无来由的玉女忧伤。

与张悦然的《茧》相似的是,在近年来的“80后”写作中,年轻的作者都曾表现出历史叙述的雄心,但也只能在个人风格化的写作中生硬地触及。比如,郑小驴的小说有一个极为鲜明的主题,那便是计划生育,作为80年代之后生长的一代人,历史的缺席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刻骨的焦虑。相对于他们的前辈,那些与历史一同走过的50后、60后,甚至是社会经验更为丰富的70后作家而言,80后历史感的匮乏,成了他们共同的特性。因此于他们而言,计划生育这个算得上意义重大的事件,几乎构成了他们切历史的几乎唯一的方式。青年作家陈崇正便有不少作品关切此类主题,郑小驴笔下的计划生育题材则更为触目。

在郑小驴的长篇小说《西洲曲》中,大量的篇幅涉及到计划生育的内容。这无疑是一个敏感而又切近的主题。然而就《西洲曲》而言,可以看出郑小驴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理解,还存在着一些孩子般的天真。小说的叙述固然流畅精彩,但对于计划生育具体执行者的脸谱化痕迹依旧明显。当然,为了彰显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而在计划生育的话题上大做文章,进而将这种悲情叙述作为作者“缺乏经验的世界”的“救命稻草”,这本无可厚非。小说可贵的地方在于,尽管它将大量的篇幅落实在关于计划生育所展开的制度罪恶与人性悲歌之上,但它依然在批判与控诉之外,展现出一位少年难得的诚挚记忆。细读之余或可发现,这其实也是一部关于成长的故事,少年时代个人内心世界的诚挚袒露,那些温暖和绝望,令人感怀的青春时代,屈辱的记忆和成长的隐痛,间或夹杂着一些青春期骚动不安的情绪。因此如果说,计划生育的种种事件,弥补了个人经验的单薄无力,那么也恰是个人情感的诚挚流露,冲淡了小说对现实态度略显稚嫩的悲情与愤怒。也正是在二者之间,小说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张力,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凄楚回忆中呈现出一种略带鬼气的神秘美感。

在其他作家笔下,历史也总是以不同的方式被触及,但却难见其丰满详实的风貌。如果说笛安《南方有令秧》将历史表述为不折不扣的传奇,在类似于“穿越”的通俗演绎中以想象做母本,写作一部“伪史”,那么周嘉宁的《密林中》则试图以把自己写进小说的姿态,呈现个体化时代的精神史的衰变。相较于双雪涛《聋哑时代》中历史的淡漠,以更接近青春文学的方式讲述故事,追忆成长的谐趣,林森的近作《关关雎鸠》则顽强地瞩目于一种难得的“地方性”。在林森笔下,海南小镇二十多年来不断衰败的历史,伴随着个人的成长记忆被清晰地讲述。在此,神灵不在,黄赌毒的横行,构成了商品经济大潮中的基本现实。小说之中,社会史与风俗史的整体性,虽然只是呈现为一种简单的道德化的价值评判,而历史的具体性也只是通过标志性的现实景观的流转所简单锚定,但作者的全情投入,以及由此而来的成长的诗意,还是让小说如此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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