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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批评与写作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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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写作艺术与文学批评”这个命题,很多有过批评经验的人,会觉得有话要说,不吐不快。首先批评不是依附于作品的,它除了是艺术,是创造,最终还应该是由主体所完成的一项独立的写作行为。批评作为写作艺术,更像是很多批评从业者的高远理想,一旦在现实中谈论批评的经验与观念,我们的思考和言说,是否就会变成检讨与自我检讨?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不乏一些奇怪的现象:批评家评论了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多年以后,所评对象没有被记住,而批评文章倒成了经典。对于作家作品来说,这虽然是残酷的现实,但吊诡之事往往就发生在文学的场域中。其实,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文学批评本身作为艺术创造的重要性:一方面是语言的创造,一方面是思想的创造,最终还是要归结到文体的创造,即批评同样要有“文章感”。批评文章的风格独特,辨识度很高,正是其能流传久远的前提。有些作家写的批评文章,被称为大师的批评(蒂博代语),比如小说家库切、纳博科夫、安伯托·艾柯等,诗人米沃什、布罗茨基和奥登等,他们的批评既有文体上的可读性,又有着切己及人的独到见解,且大多成了某种批评的典范。但大师毕竟是少数,多数人都是平凡的、普通的,在批评也有争议的今天,我们是否甘愿去做跟在大师后面亦步亦趋的人?

有些批评文章可能非常富有创造性,但在学术评价体系里却难以得到认同。如果我们就去追求批评所反对之事,那么批评的模式化,也就在所难免。在这种两难抉择的“荒诞”现实下,谁得到了什么,谁又失去了什么?稍作思考,我们就会明白,有人是为了当下的生活,而有人是为了文学的永恒(自己的批评文章终究能够留下来)。于此形势,我们可否选择第三条道路——在夹缝里求生存?这让很多青年批评家在过一种分裂的生活,写一种撕扯的批评:一方面羡慕那些至情至性的批评文风,另一方面,又得在评价体系的规训和要求下,尽量朝理论化、学科化的方向靠近,这种纠结在高校的青年批评家应该体会最深,而我们如何规避这种纠结呢?一时可能很难做到。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也许会向往民国时期和1980年代,那时批评才是真正的艺术创造。如今,批评有了它的学科归属,看似成熟了,规范了,但在某些方面也失去了活力。当批评变得职业化,它就要讲求规则,既然有规则,就有限制约束,我们戴着脚镣跳舞,能跳多高,跳多远?那种自我妥协和自我设防,往往会让人陷入矛盾乃至悖论之中。

在体系与规则里从事文学批评,让很多人开始追求批评的“学问化”,当然,这并非坏事,在考据中寻求义理之真,也是批评写作的一个方向。尤其当我们面对具体作品时,如何切入其内部的肌理,直觉当然很重要,但除了直觉,还应有更理性的判断和更专业的分析,这才是批评能让人信任的关键。一个人的文学直觉在批评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内在修养,而学理在其中所折射出的就是整体气质。然而,有些批评家因过度阐释或局限于知识的铺陈,其批评会陷入某种缠绕,也许是理论还未消化,思考还不清晰,就迫不及待表达出来了。这样的文字在当下还真不少,想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最后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如果说这种批评风格的呈现是无意的,尚可理解,而有些人故意去写繁复缠绕的文字,不知意图何在,是炫耀自己在批评方法和境界上的高深吗?我从不反对思想的复杂性、趣味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多元性,但在表达形式上追求繁复,可能是真的没将问题想清楚,这样的文章充其量只是个半成品,缺少打磨,难言精致,这当引起我们的反思。当批评不再是一种文学美文时,它到底在写给谁看?在此前提下,我对自己批评的定位,也从来不会在道义上追求一种表面的公正,有时,繁复的批评文字背后,很可能就是一堆废话构成的假象。因此,面对作家和诗人,面对一篇小说或一首诗,我力求取对话之态度,让自己的文字入心,入情,入理,这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在表象繁荣的背后,很多的批评难免滑向应景、浅薄和庸俗,我们是否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否则,批评很容易陷入谎言的困境,难以在精神上通达作品的内部,对于文学批评作为真正的创造,也难以形成一种精神的自觉。

就像福柯提出的批评梦想,要赋予作品以生命,他的前提也是对文字的美学性有所要求。有些批评家更注重观点的提炼、行文的逻辑和思想的演绎,认为这些才是根本,当然,这些因素很重要,但不可因此而忽略乃至牺牲掉文字的美感。任何一篇文章,一旦没有了辞章之美,是很难让人读下去的。如果说写作实践是一种创造,那么批评同样也应该是集想象、文采、理性于一体的创造。就像我从事诗歌批评,对一首诗的感觉,语言气味决定了我是否要进入它,或者怎样进入它,所以,这让我对语言表达异常敏感。对于文学批评同样如此,有些批评文章我们读不下去,并非文章的观点不好,很可能是他平淡甚至平庸的语言表达毁了他的想法。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但凡能留下来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批评,无不具有独特的智慧和创造性,像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虽然它不是纯粹的文学批评,但我一直是将其当作经典批评文章来读的,这是另一种有力量有气势的批评,它同样能吸引我,启发我。

其实对于什么是文学批评?我至今可能还说不清楚。就像很多写了一辈子的作家,到头来仍然说不清楚什么是写作一样。那或许还真不是谦虚和矫情,而是看起来越简单的事情,越是三言两语难说明白。面对批评的失语,不是我思考的太少,可能正是因想的太多,芜杂而凌乱,一时很难形成系统的认知。不少高深的批评理论,有时在具体文本面前,往往会变得苍白、无力,何以如此?文学批评要依附于作家作品,难道这就是它的宿命?从表面上看好像如此,但有哪一个批评家对此认同过?批评和创作应是平等的,不存在谁依附谁的问题,这不是自欺欺人,它是不是就是文学批评的现实?之前,我也写过几篇关于批评的创作谈,谈了自己对批评的看法,当时貌似正确合理的想法,可能过后就被自己给推翻了。在别人那儿是一道文学的风景,可能于我就是一片思想的荆棘。从事批评,不一定就要从文学那里获得全身心的安慰,那可能是太过乐观了。很多时候,我是悲观的,困惑的,总觉得这些务虚之事,只不过是为“学术垃圾”山增加一点高度而已,虚无之感会阵阵袭来,几近摧毁长久以来建立起的批评信心。尤其是在当下,诗歌写作的边缘化,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诗歌批评的边缘化。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说内心从来没有过动摇,会显得过于虚假和矫情;可即便如此,我如今还在坚守,或许就是因为它的边缘与无用,才让我抵挡住了太多的浮躁和诱惑,让我不至于迷失在过度世俗化的追求里。因为,诗歌批评毕竟也是一种文学的创造,且是有难度的语言创造,它在理想的层面上仍然带有飞翔之感。

我相信,能写出带有飞翔之感文字的人,应是富有理想主义气质的,他不会太过庸俗,如同写诗一样,能在想象和现实的世界里营造自由的空间。正如法国剧作家尤奈斯库所言,先锋派就是自由,而批评又何尝不是如此?真正具有自由精神的批评,当是义理和辞章的巧妙结合,仅有义理而不注重辞章,文字就会显得寡淡无趣;若只重辞章而忽视义理,一旦将文章华丽的语言去掉,最后可能什么都剩不下,所以,义理和辞章在批评文章的写作里缺一不可。如能将二者运用得好,那不仅需要知识和技艺,更是一种精神境界的体现。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试图靠近那样一个境界,也当是批评理想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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