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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焦虑与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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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当代文学批评正面临新的挑战,面对挑战,如何保持一种专注的思考能力和与时俱进的思想活力,也是批评家的重要任务。

虽然在有些人看来,批评家的真正任务尚未到来,但思考批评家的任务是批评家们在面临任务到来时不会缴械投降的惟一方法。

这是一个让人极易焦虑的时代。尤其是挑战来临时,这种焦虑就有被无限放大的危险,且不可抗拒。

焦虑是考验,同样也是可能性。即以今天要谈论的文学批评来说,焦虑既是面对这一式样力不从心的焦躁情绪,也是促使批评家努力创造的动力所在。

“影响的焦虑”是一把双刃剑。但这是一种值得期待的焦虑。这焦虑中隐藏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对抗意识和建构新的文学批评理想的野心。

当下对于文学批评的焦虑,大概主要包含了两个维度的意向:一是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现状的不满。其中最主要的可能是对现行学术体制下文学批评所呈现出的缺乏生气、千篇一律、缺乏创见的学术生态的失望。

焦虑之下,对文学批评的学院化指责就很多,但是对于这种学术生态我们是不是就一定要一味地否决呢?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当下的文学批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不过,我也承认,当下的文学批评存在很多问题,这种问题和体制有关,和时代环境有关,和文化传统有关,但最根本的是和批评主体有关。

在这样一种看上去机械化生产般的文学批评写作中,主体性的价值尚未被凸显,一颗不拘于成见的大脑和一个不受束缚的灵魂,将赋予文学批评更强烈的批评诉求和审美意愿,理想文学批评的可能性即在此。这种可能性既可以从上述学术体批评中产生,也可以从学术评价体制之外生出,重要的是文学批评本身要有思想性、开创性、预见性,同时能够从文学批评的具体实践中,获取更有生机、更有活力、更有新鲜感的材质,这才是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写作的思想价值、美学意义。

因此,批评焦虑作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问题,应该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获得一种尽可能完美的平衡,重要的是我们的文学批评主体要在思想性和美学性上得以不断丰富,并把这种思想和美学的丰富性通过一种与当代文学相适应的文体表达出来。

这是其一,二是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理想期待。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写作,也存在形式问题。就以最近提出的“作为写作的文学批评”来说,以我个人之理解,就是强调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体的文学性。这种文学性将文学批评的功利性目的置于次要地位,而将美学意味提升到不能忽视的显眼处。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是十分多样的,包括序跋体、论诗诗、语录体、对话体、传记体、书信体、诗话体、词话体、点评体等等。这些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什么呢?那就是鲜明的文学性特征,这种文学性特征决定了它的话语方式是一种审美的批评、一种诗意的批评。

我们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焦虑或许可以从古代文学批评的多样性上获取一些借鉴。

当代文学批评问题十分突出,但更为紧要的是问题意识的缺席。我们承认文学批评应该是诗意的、审美的,但除了这种美学意义的文学表达之外,它还参与到整个社会精神场域的建构,因此在强调和突出文学批评个人化的审美经验之时,也不能轻视文学的公共性。

这种公共性如何体现呢?我觉得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就是要有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不是单纯地就文本来说的,而是指文本与整个社会发生着一种什么样的关联、指证或者脱节。

问题性是文学的灵魂,没有问题意识的文学批评不过是随波逐流的浮萍。不能对症下药,也便无所谓药到病除。

历览中国文学批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侧重和不同。汉代的文学批评十分重视文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如《诗大序》;魏晋南北朝时期强调文学批评的审美功能,探讨与审美有关的问题,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唐宋时期的文学批评比较重视情感、意象,如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严羽的《沧浪诗话》;明清时期的文学批评则涉及方方面面,体现出一种驳杂特征,如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黄人的《小说小话》。

市场经济的繁荣,以及文学的边缘化,当代文学批评越来越趋向一种“新批评”式的纯文学批评和泛社会化的文化批评,问题意识越发淡薄。

什么是问题意识?它不是美学问题,但和美学相关,也不是政治问题,但和政治相关,更不是文学问题,但和文学相关。

这样一种问题意识,不仅是对智力的考验,更是对思想的挑战。它以文学为依托,建构文学批评视阈内的思想和艺术世界。

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可以看做是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所提倡的“旨在挑战和改变现有的观点、机制和不确定的价值观的‘对抗性知识’”。

“批评家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明确表达出那些被文本的文本性所控制、取代或压制的声音。”当下的文学批评缺少的正是这种“对抗性”,从而有意无意中陷入一种平庸之恶的境地。当然,当代文学批评的可能性和生机也正在这里,只不过需要智慧、魄力和向死而生的勇气。

我们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焦虑,可能另外一个原因是对于文学批评概念的认识的狭隘化,文学批评很多时候是被当做了文学创作的附庸,而惟独不是它自己。“作为写作的文学批评”是对这种片面观念的一种纠偏。

文学创作是多样的,文学批评也应如此,文学批评的问题意识应该强于或者至少等同于文学创作的问题含量,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对于文学批评的认识可能会大不相同。

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创作,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文学批评的表现方式也不应该是固化的,而是个性独特的那一个,个性何在?问题意识。

当代文学批评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反风格化,或者说是去风格化。没有风格,个性顿失,灵魂也无。没有灵魂的文学批评,便如同一具行尸走肉,唤不起活泼泼的精神力量来。

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说:“……文艺的长成,急需社会的批评,而非谨虑的或冷淡的缄默。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自有人指正。——无所谓尊严问题。”这其实涉及批评标准的问题,即我们以什么样的前提和向度进行文学批评。

当代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的暧昧和含混,我觉得和两个关键词不可分割:错位与矛盾。产生这种“话语错位”的原因很多,批评家思想深处的矛盾立场、思想的动摇以及价值的游弋等等,都会影响文学批评的标准以致出现这种自己打脸啪啪响的可笑局面。

这种文学批评标准的危机其实是思想的危机,这种混乱的文学批评不仅显示了当代文学审美标准的混沌和模糊,更是我们批评家心灵深处和思想界限的一种身份不明。这是混乱的思想曲线,也是黑暗的渊薮。如果有一天,面对某一个不幸的时刻,我们可能不再是文学批评的受益者,而成为悲剧的制造者。

那么,我们同样疑惑的是,是否存在一种理想的批评?马修·阿诺德将文学批评描述为“一种学习和传播世界上已知和已思考过的最好东西的非功利努力”,但这种知识谱系学的身份就是理想的批评吗?肯定不是。

理想的批评永远在路上。

鲁迅说,“有害的文学的铁栅是什么呢?批评家就是。”这同样涉及标准问题,但其实是谈到了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及其影响,这种有效性和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就当下我们所从事的文学批评来说,至少目前还是一种非常安全无害的文学批评,隔靴搔痒,无关大是大非,但这不意味着不会产生负面效果。

没有影响的影响,并不比有影响的影响所带来的危害少,甚至要多得多。

本雅明说,“一个伟大的批评家能使别人在理解其批评分析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文学批评的写作,是阅读作品,也是理解世界,是观察他人,也是审视自我,是表达自我的态度和主张,也是凸显自我的精神和意志,是批评的批评,是文学的批评,是自我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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