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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鸢》中的传统美学精神
[ 作者:饶翔] [ ]

当我们在谈论中华美学精神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借用卡佛这一几成滥俗的句式,无非是想表明,所谓“中华美学精神”如同“爱情”一样,是每个人都似可感知却又难以名状之物,即便长篇大论著书立说也未必能穷尽其中奥义。源远流长的中华美学精神,历经数千年绵延至今,催生了本民族无数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在这些作品中显现它自身,其内涵不断发展丰富。即是说,优秀文艺作品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载体和传播渠道,一部《红楼梦》或许比一本理论著作更能让人领略中华美学之精妙。

《红楼梦》因其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集大成者,故而名列古典名著之首,后学者甚多。以陈思和的观点,葛亮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北鸢》是又一部向《红楼梦》致敬的当代小说,是一部“以家族日常生活细节钩沉为主要笔法”的“半部民国史”。而在我看来,《北鸢》正因深得中华美学精神浸润之故,才当得起评论界予其“新古典主义小说”或“新古韵小说”之誉。

叙事传统

作为年轻作家中“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家”之一,葛亮在40万言的《北鸢》中,充分发挥其叙事才能,将波诡云谲的民国动荡史寄予两个家族的命运浮沉。人物线头众多而叙事纷繁不乱,颇得中国叙事传统真传。

全书8章,前6章“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分叙男主角卢文笙与女主角冯仁桢的成长岁月,牵扯出各自的家族关系。前6章中,两人虽偶有交遇,却似惊鸿一瞥,草蛇灰线。直到第7章和第8章,随着两位主人公正式“会合”,两条叙事线索才合二为一。在交替的叙事主线中时间不断推进,空间也随人物的位移而流转。作者在每一章所巧妙选择的时间点,既是人物成长中的重要阶段,亦隐含了大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进程。

小说在叙事过程中,不断地埋下伏线。风筝在书中反复出现,“北鸢”构成了小说的核心意象。金圣叹评水浒,景阳冈一段连写18次“哨棒”,紫石街一段连写16次“帘子”和38次“笑”,这便是“草蛇灰线法”。脂砚斋评《红楼梦》:“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诸奇。”《北鸢》对传统叙事手法的应用可谓得心应手。试举一例。冯仁桢二姐冯仁珏的身世之谜是书中重要的情节点。第2章“青衣”一节,写冯仁珏与妹妹仁桢偶然撞破父亲冯明焕与名角言秋凰幽会。言秋凰“直起身,轻轻说,这位是二小姐吧。仁桢看见姐姐却昂一下头,将眼光偏到一边去”。这一“不太礼貌”的神情传递了仁珏对于父亲情人的轻慢与不满。第4章,叙述仁珏“通共”一事败露,在日本军官和田的威逼下吞针自尽。第6章叙述仁珏的生前好友范逸美带着一枚“玉麒麟”去找言秋凰,请其除掉和田;言秋凰以献身和田的方式,设局除掉和田后,自尽身亡。小说在本章最后一节“蛮蛮”中,方以倒叙的方式解开仁珏的身世之谜,原来仁珏是言秋凰与冯明焕的私生女,言秋凰不知此女尚在人世,而范逸美以旧物“玉麒麟”使言秋凰明白仁珏就是她的女儿,从而设计了为女复仇的计划,最终玉石俱焚。小说以经济的笔墨,将复杂的事件“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堪称范本。

在细部的叙事上,小说亦多见中国叙事传统的影响:常用点染烘托法表现人物的心理,营造叙事氛围和意境。仁珏“通共”一事败露,和田找上门来,气氛萧杀。作者笔力一荡,写“仁桢定定地望着前方,看见湘绣的‘四君子’屏风上有一滴去夏遗下的蚊子血。晦暗的色彩,这时候却分外触目”。这段物象描写,既暗示了知道仁珏秘密的仁桢内心的焦灼,也烘托出一种邪恶不祥的气氛。由于极少置入人物心理描写,而主要靠人物的行动来推动叙事,文字便有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抒情传统

《北鸢》第5章叙卢文笙与毛克俞的初遇,两个青年人交流对于绘画的认识:

文笙点点头说,吴先生早年对我说过中国人爱以画言志,应该是这个意思。

青年说,很对。相比之下,西人的艺术观,就很看重技术。他们是用了科学的精神来作画,讲究的是对自然的尊重,自身倒是其次了。

文笙忽然想起了什么,便道,我现在晓得了,你画里的好,正是你说的艺术的性情,然而,却无关乎你自己的性情。于我这个中国人看来,便少了一些感动。

这段对话,涉及中西文艺传统的比照,“中国人爱以画言志”,西人“讲究的是对自然的尊重”。“诗言志”构成了中华美学的抒情传统,近年来屡屡为学者所论及。如在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这两位中西戏剧大师逝世400周年的2016年,学者辜正坤在比较两人的艺术时说,“汤显祖追求的是情真、情至,莎士比亚追求的是理真、事真”,“汤显祖重在言情,莎士比亚重在写真;汤显祖重主观,莎士比亚重客观”。这个结论或许经过了简化而有绝对化之嫌,但它却直指“中西文化深层次上的原型结构”。

《北鸢》对抒情传统的吸纳,首先在于写出了“有情”的历史和历史观。书中活跃着的人物,虽颇有风云人物,影响历史进程者,值得“索引派”考据一番,但更多的则是乱世浮生,大历史中普通人的命运浮沉构成了可感可触的民国史。借用王德威的话说,“小说中国”是想象中国的重要方法,“小说夹处各种历史大叙述的缝隙,铭刻历史不该遗忘的与原该记得的,琐屑的与尘俗的。英雄美人原来还是得从穿衣吃饭作起,市井恩怨其实何曾小于感时忧国?”小说这一虚构文体的“真义”或许也在此,不管是《桃花扇》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还是《红楼梦》借封建大家族的生荣死哀所传达出的“宇宙观”,想必都是作者所倚重的传统资源。

《北鸢》以工笔画般的细致笔触,勾勒描画出一个“人情”的世界,“以淡笔写深情”:卢家睦与孟昭如这对半路夫妻的相濡以沫,是以《浮生六记》为范本的。卢家睦对并非亲生子的卢文笙的拳拳情深,寄托于一岁一只风筝的遗托,而接受了嘱托的龙师傅,为践约等了9年。对于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作者虽着墨不多,却如水墨点染,似“草蛇灰线”,“一条生命线,深刻绵长”。两位主人公在年少时相遇,在襄城的戏院里遥望,惊鸿一瞥间似是“熟悉的陌生人”,及至多年后人群中一句“我认得你”“我也认得你”,仿佛缘定前生;又及至多年后,冯仁桢一句“我在等你”,便是石破天惊的海誓山盟。

作者写文笙、仁桢这对民国儿女之情,笔墨含情,真可谓以情写情。

仁桢没接他的话,四面看一看,又深深吸了一口气,说,襄城没变的除了青晏山,怕就是这段城墙了。如今,连禹河都改了道。

她指着稍远的方向,有一处颓垣。她说,那年秋天,你就站在那儿,放一只大鹞子。

小说写两人战后重逢,各自经历了沧海桑田。饱受战乱的襄城物是人非,没变的怕只有这段城墙。“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这是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话,而葛亮让他的人物情定于这堵墙前,让记忆复苏定格,却真是有地老天荒之感。

小说又以这样抒情的笔调写两情相悦:“空气中,是淡淡的木樨香。因是淡淡的,并不醉人,倒让精神更清醒了些”。“仁桢深深地吸一口气,是股子清凛的味道。濡湿的尘,微微腐败的树叶,还有一丝新鲜的土腥气,交织一起,扑面而来。”这样的比兴手法已见中国传统诗学的影响。即便是两人热烈亲吻、相拥而眠的浓情蜜意,作者写来亦是乐而不淫。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书中人物为人处世的中庸之道,而抒情有度则构成了小说的中庸美学——深情绵邈,蕴藉含蓄,张弛有度,收放自如。

精神传统

当我们在谈论中华美学精神的时候,一个不容忽视的维度是道德传统与价值观。如论者所言:“中华美学精神,首先体现为其超拔高迈的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在审美领域的积淀和呈现。”

在《北鸢》中,时代尽管兵荒马乱,却并未礼崩乐坏。富贵之家照旧恪守礼仪规范,下层人心中也自有一番仁义道德。葛亮对人心不无透辟的洞察,《北鸢》也有几分世情小说的神韵,大家族内部的人心算计与明争暗斗不可避免,而作者显然无意于此多费笔墨,他心心念念的是“再谦卑的骨头里都流淌着江河”。小说第一章写一行人游蓟县,“孟轲后人”孟昭和见到“独乐寺”匾额后脱口而出《孟子》遗训:“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道互补是中国文人独特的处世之道。生逢乱世,济世与独善纠扯着人物的内心。于是我们看到,《北鸢》中那样一个又一个刚烈不屈的人格,有虽破落却气定神闲者,有舍生取义、从容赴死者。而“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一儒家的价值观在书中也成了革命者的革命动机。

做一个也许并不过度的阐释,卢文笙这个人物,代表着葛亮对于传统文化人格的认同,借用南怀瑾的说法,文笙的形象集成了佛心、道骨和儒表,“佛家的心是无欲则刚,道家的骨是随遇而安,儒家的表是中正平和”。婴儿时的文笙对人便“一视同仁”,他的微笑“并不因为谁对他特别好而多给一分,也不会因为对方只是偶示爱意就稍有冷淡”。抓周时便表现出“无欲则刚,目无俗物”。仁者爱人,重义轻利。在上海打理家族生意时,与楼下做药材生意的青年阿根,固然同有一种艰难谋生、惺惺相惜的亲近,对他从内心并不认同的永安与舞女尹秀芬,他也有着一种发乎自然的体贴与包容——收容流离失所的这对落难鸳鸯,主动将楼下的大房间换给身怀六甲的秀芬,对出身孤苦的她怀有真诚的善意;特别是,在有违本意、更有违家族利益,明知风险的情况下却毅然借钱给永安周转生意。文笙身上兼具“独善”“慈悲”与“爱人”。

当永安身陷囹圄,文笙在上海的犹太难民聚集区找到童年“小伙伴”雅各寻求帮助,请求他放永安一马,并谈出了条件,开出了支票。接下来,两人有一段对话:

他(雅各)说,记得那年,我们在青晏山上放风筝。你告诉我,放风筝的要诀,是顺势而为。

他走到窗前,望出去。目光停在这城市的天际线。他对文笙说,你看看外头,就是大势。势无对错,跟着走,成败都不是自己的事。快不得,也慢不得。里面有分寸,摔一两次跟头,就全懂了。

文笙站起身,说,雅各,我走了。

临出门的时候,他回过头,说,顺势的“势”,还有自己的一份。风筝也有主心骨。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意象风筝既象征了乱世浮生的命运,也暗示了人物的“生命哲学”——在儒家的“有为”与道家的“无为”之间顺势而为。我们再回到“独乐寺”的情节。面对孟昭和的疑惑,青严法师取出了一枚陀螺,称这便是“独乐”,“五道轮回,人生之变,终究便是自己的玩意儿罢了,又何必当真”。这些或许便是小说“儒释道”合一的思想内涵。

批评家张莉在分析电视剧《琅琊榜》何以成功的原因时认为,该剧的风靡“是今天的我们对一种传统美学的接受”。“这样的美学是什么呢?是清淡与留白的美学品位,是传统水墨画的意境;是属于中国传统的彬彬有礼,是对情义而非利益的看重,是克制的深情,是柔软的强大;也是对传统中国士子的风骨,对与正义和忠直有关的理想精神记取。”这样的美学概括无疑也适用于《北鸢》,正印证了我开篇的话:优秀文艺作品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载体和传播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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