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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中的当代历史与“中国故事”
[ 作者:张屏瑾] [ ]

人类以审美的方式掌握世界,文学是最重要的一个面向。但对当代中国人来说,仅仅接受这套认识论的话语是远远不够的。三代以来,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历来是华夏国家政教制度的一个核心的部分。为什么中华美学精神的精义在于真善美?因为“尽善尽美”之根本是教化。古典的教化从来不是一件形而上学的事情,它在历史中展开,特别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毋宁说,就是历史。

健全的常识如今已可以告诉我们,世界没有大同,历史也没有终结,今天,我们不但还在幸运地谈论文学,也能继续用最亲切的语气谈论文学的祖国,我们的时代,我们当代的历史。既然如此,当我们言说当代文学,就需要抛开这么久以来一直在冒充着根本与本质的那些无病呻吟的哀怨和病态的八卦,那些被包装得品味异常独特干净的偶然琐碎的东西,而是能明白指出,当代文学的整体语境就是中国的当代历史,这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这个明显的事实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作为第三世界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当代历史从来都不是自发自足的,而是被各种各样的西方理念与话语定义,就像白话文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启蒙教化的产物,虽然古代也有白话小说,胡适等知识分子竭力将古典白话叙述成为现代白话的源头,但现代白话与古典白话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现代启蒙价值观的整体化的能指,语言革命带来的是思想革命,而思想革命紧接着带来的是道路选择,在一百多年的征服史与现代文明发展史交织的过程中,要谈论“中国”的问题离不开谈论“西方”,因此,中国的当代历史就不再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前提,而反过来成为了一种需要被重新定义的范畴,而当代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这一任务。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讨论文学的本体性问题,在八十年代新启蒙的语境中这个问题更是成为了重中之重,随着个人、自由、人性、语言、风格这些概念的回归,当代文学产生了双重意义上的美学自觉。一方面,是语言形式上的突破,形式创造再一次成为现代汉语文学的要义与风尚,并且文学与文化自身的规律得到极大的强调,而另一方面,创造力和想象力自由背后是再造的文化主体认同,虽然是从个体化出发,但必然造就民族国家在文化价值论上的再一次选择,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从伤痕文学开始,朦胧诗、先锋小说,以及之后的新写实,私人化小说,到今天的网络文学等等都可以在这个脉络中去理解。

按照新历史主义的理解,一切皆可被历史化,即可被文本化,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大大拓展了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空间,是继本体论之后对当代文学研究发生影响最大的理论,也是今天我们都很熟悉的文化研究的先声。不过,我们是不是也到了应该反思这种方法论的时刻,正因为它借重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互文性,最终导向后结构主义的价值消解论,今天在历史研究领域越来越流行、甚至有泛滥之势的新文化史研究就是一个例子。历史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广义性,但也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一切历史现象的梳理和解释都相对化了,可以说造成了去政治化的物化和虚无。站在新历史主义的尽头,我们还是回到了古典教化所坚持的道路,历史如果不是自然化的虚无的历史,那就依然是天道的必然展开。

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有必要在二十世纪交织的历史和对历史的解释中,重新创造当代中国的历史生成问题,所谓历史生成是指具有历史主体意识的叙事,如同1930年代的中国那样,在道路选择上有大的判断,或者提出有意思、有价值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的“中国故事”出现,将使得中国的本土化经验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社会历史和个人心理的剧烈变化,更加构成一种独特的中国现象和矛盾,如果我们的小说叙事无法将这些现象和矛盾呈现出来,或者说,如果对这些现象和矛盾的呈现,不是具有空间感和空间针对性的,那么当代文学的当代性就会受到质疑。我们要持续追问的是,“中国故事”究竟应该怎么讲?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本土化经验并不意味着排斥世界文化,实际上,100年前的“五四”所蕴含的启蒙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完成,然而,正如“五四”运动本身所包含着的复杂面向,民族救亡的主题,某种程度上对应了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救亡”的主题。而且,当西方文化除了右翼保守的一面外,其余部分越来越走向后现代的终末时间,我们所面临的这笔启蒙的遗产,就变得更为复杂,虽然文化的发展基本上不能与“大国崛起”论简单地挂钩,但至少意味着,在世界文明的这种经纬图之中,我们需要更多的路径来找到自身的位置,今天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去认知这个位置,而不是将它消解,不是将我们自身消解,而是为我们错综复杂的历史经验提供尽可能成熟的叙事结构,和尽可能有生产性的叙事空间。

由此,“中国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一个理论问题,它首先需要作者、评论家和治学者对中国当代历史有广泛的认知,这一认知并非仅从知识的层面上达成,福柯、德里达等欧洲后现代哲学家已经运用了各种手段来证明,知识在各种意义上都可以被视作特定的权力运作场域,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除了分析权力的结构外,更需要的是辨析权力的性质:主权、生存权、发展权,性别权,话语权……这些大词划定了每一代人的具体的历史观,彼此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关系制造出了无穷的叙事场域,在每一个具体而微的故事中,形成日常生活与经验的广大世界,同时也可以随时随地还原为某一种对历史的具体判断,讲述、定义或研究一个“中国故事”的前提条件,因此往往变成了历史观之间的博弈。

当今中国并不缺讲故事的人,缺乏的是具有历史观的故事,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误解,即历史观与个人经验、私人生活相悖,会压抑个人生活,而实际上,历史观可以是非常个人化的,它本身就是从每个人的生活经验,身体实存和感觉结构出发而形成的,它让人从凌乱的生活表象中锻造出形式和内涵,这一锻造的过程,是真正使得人从各种宏观或微观权力之中挣脱锁链,获得自由的过程,而这本身不正是所谓艺术的最好的定义么?所以,害怕获得历史观的写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当代的写作,我们所说的“中国故事”正是由这种当代的写作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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