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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衡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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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朝霞》的结尾,歌声响起: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这是1978年之前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小说的主人公阿诺说他梦见了马思聪。马思聪正是这首歌的作曲者,他在“文革”爆发后的第二年(1967年)途经香港远走美国。彼时的少年阿诺和他的小伙伴们正开始步入“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好年华。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语出自毛泽东。他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里,对数千名留苏学生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是1957年,彼时的吴亮大概只有两三岁。伴随着“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本该是红彤彤的“朝霞”所隐喻的光明和希望。可是几年之后,等吴亮到了少年阿诺“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年纪时,他发现,他和阿诺们只能在上海这座城市里“如同游魂到处闲逛”,“浑浑噩噩地,抬头望太阳都是灰乎乎的”,只能“没有目标地乱走”。

1974年,“革命”日薄西山之时,也是吴亮和阿诺们的少年时光接近尾声的时候,上海这座城市又诞生了一本叫做《朝霞》的文学杂志,这本杂志受控于当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朝霞”的隐喻愈发显得诡异。到了1976年,吴亮和阿诺们似乎开始重新燃起希望:“朝霞满天,一个新世界将在悲剧之泪中诞生。”

    后来,那个叫崔健的歌者如此形容这代人:

“看那八九点钟的太阳

象红旗下的蛋……

现实象个石头 精神象个蛋

石头虽然坚硬 可蛋才是生命……

若问我们是什么 红旗下的蛋”

很多年过去之后,吴亮终于可以坐下来聊聊他和他这代人的“朝霞”时光了。他说:“写作欲望被一种难以忘怀的童年经验唤起”。于是,便有了这部长篇小说《朝霞》。

 

二、

词组、短句、没有标点没有段落泥沙俱下的长句;情节的片段、跳跃的叙述,思想的碎片、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不同文类间的挪用、嫁接、拼贴,人称、视角的随意更换,普通话、沪语混杂,写还是不写、写什么、如何写、为什么写等关于写作本身的“元叙述”,这些因素在文本中相互交织,甚至是相互消解。于是,小说阅读的经验、小说理论的规训在《朝霞》面前统统失效。对此,一向自信雄辩的吴亮心知肚明,他用其一贯气势磅礴的语气,斩金截铁地回应:“不均衡的写作就是最潮流的写作,刻意的不合常规,引人瞩目的风格先要招致讨厌,不习惯,打破惯例,绝不讲究古典式均衡也不在乎阅读断断续续……”

 

三、

对待“不均衡的写作”的最好办法,便是“不均衡”的阅读和评判,即“揭露”吴亮的野心和匠心。

把《朝霞》描述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便是:阿诺与他的朋友们在“文革”十年间的经历。其间,他们从小学升入中学。不久以后,有的上山,有的下乡,有的留在城市务工,有的赋闲在家。这群人时而相聚,时而离散。这种描述似乎符合我们关于“文革”的想象和阅读期待。只是吴亮要“故意与一部分读者偏执地关心人物情节的阅读习惯过不去。”所以,在直接涉及这群人的叙事片段中,没有革命的激荡,也没有离散的悲情。在革命的风暴眼上海这座城市中,这群人总是能找到各种机会相聚,他们喝酒、聊天、“轧朋友”、交流读书心得。简而言之,“文革”故事的外衣下尽是心不在焉庸庸碌碌的日常。由此,这个看似正统“文革”故事最终被细节和纹理消解。当革命的城市中游荡着一群不革命的人的时候,文本的裂缝就此张开,吴亮的野心和匠心也开始渐渐浮现。

吴亮说:“写出一种在那个时代似乎不可能的例外生活,那是错觉”。这是他欲盖弥彰的误导之辞。因为吴亮始终在掩盖真相:他只有把阿诺们变成城市里的失魂落魄的游荡者,风暴中心的冷眼旁观者,他方能从容地、缜密地审视自己与那段历史、那场革命的复杂关系,包括他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期待。所以吴亮最后承认:“在事后的阿诺自己看来,无非是通过某种意外的经历,把阿诺放在某个可以自我观察的位置,进行新的定义,并且凭借这个定义,将自己塑造为一种更符合他所意愿的形象。”“意外的经历”其实是一种隐喻,是吴亮刻意保持的思考姿态:“叙述者虽置身在外,好像一切与他无关似的,深思熟虑,但愿他不是个假装的局外人,确立一个他觉得可以采取的视角,保持冷观的姿态,以乏味的语调吸引倾听,希望听者的注意力不要过于旁逸分神……叙述者,他姿态的力度将决定叙述的能量可以无穷尽地保持下去,这个离题的插叙

无处不在的“离题的插叙”是《朝霞》中最具魅力的地方,而制造“离题的插叙”的最重要的媒介便是阿诺们的日常言行。因为,阿诺们的日常细节和庸常事物,一端联系着具体发生过的历史和历史进程中的具体经验,另一端又联系着吴亮的思考。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关于阿诺们日常细节、庸常事物描述后面,总是跟随着宏大而又具体的思想、哲学命题的讨论。但是也只有当阿诺们居中事件中心而又心不在焉时,吴亮才能以公正、客观的批判者、思想者的面貌出现了。因为,此时的吴亮认为他已经通过阿诺们的眼睛洞悉了真相、掌握了细节,所以,他才能理直气壮地将这些转变为滔滔不绝的思辨。不难发现,读书和讨论是阿诺们很重要的日常行为,这个行为所涉及的一切话题,如宗教、科学、领袖、革命、哲学、政治,都是在为吴亮提炼命题、探寻意义提供切入口。特别是当阿诺们因为某个话题而产生分歧的时候,吴亮的思辨会变得异常活跃、激烈。这样的细节,可被视为吴亮自我质疑、自我辩论思考行为的隐喻。吴亮故意为自己的思考设置障碍和边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需要缠绕、复杂的思辨过程将意义寻求推向更高的层面。

四、

在《朝霞》的开头,吴亮说:“我们每个人的阅读史,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在传统,独一无二的传统,不可替代的传统,写作就是把自己的传统想办法传递出来,让它成为一个物质存在。”可见,吴亮是想通过《朝霞》的写作完成一次思想上的自我梳理和总结。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一句:“阅读通过文字把各种各样故事传递给我们,经年累月,我们忘记了大部分故事却记住了语言文字。”正是因为吴亮意识到“故事”的不可靠,他才虚写具体的经验和事件,把文字及其携带的意义推入近景并凸显出来。尤其当吴亮清醒地意识到,他的精神自传起源于“文革”这段荒芜的岁月时,他就会更加倾心于用他几十年来的思考来将这段岁月中的“苍白对白,庸庸碌碌,纷繁、凌乱、无秩序、琐碎、普通,大段不值得回味的段落,经不起的分析”转化为意义、秩序和价值,让断裂的历史重新与当下建立关联:“你可以抚摸灵柩,你看到了大限在此,那边无限。”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吴亮虚写那段岁月里的具体经验,除却因为作为思想者的吴亮不想让这些具体经验滑向老生常谈的价值判断框架,可能还因为我们身处的历史语境和具体经验中所包含的禁忌和陷阱,并没有给“红旗下的蛋”留下多少话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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