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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边疆,不是想象——西部诗歌的新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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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来自大地的深情——2016西部诗歌峰会”在兰州召开,冷寂多时的“西部诗歌”的话题,又一次被评论家和诗人们揭开。几乎与此同时,一个以“西部”命名的文学奖项,也在新疆的喀纳斯湖畔举行颁奖仪式。

如此,关于西部文学、西部诗歌的余情别叙,依然在人们身边发酵。与此前不同的是,近几年关于西部文学的话题,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中进行,有全新的时代背景。近代历史上,由中国西部的掀起的文化潮及其文学潮,有两次。一次是在上世纪初,随着一批又一批域外探险家在西部的活动,他们的游记、科考报告公之于世,成为世界以稀奇的眼光猎赏中国西部的开始。那些游记、散落在科考报告中的诗意片段,也就成了外国人写出来的“西部文学”。其中,以楼兰古城的发现者斯文·赫定、《在漫长的中国古道上》的作者兰登·华尔纳、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等人的文字最生动翔实,最具美学魅力。加之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引起国人对“中国学术之伤心事”与“敦煌文学”的关注,一时间,域外探奇文本与本土口传文学、变文一起,成为“西部描述”的显象之学。第二次,是上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热力催动下,源于“再造民族精神”的内心吁求与重构文学雄迈品格的地域感召,一批西部作家、诗人在朦胧诗派、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的潮汐车道中调转马头,独辟蹊径,于生长于斯的广袤西部大地竖起旗帜,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以地域命名的诗歌流派。其中,以昌耀、李老乡、周涛、杨牧、章德溢、林染等人为代表的“新边塞诗派”,生命力最强劲、影响最深远。“新边塞诗派”承接历史的边塞美学,强力参与了新时期文学中对民族传奇、英雄风格的塑造,被誉为是“唯一的西部诗或最西部的诗”。

中国西部的“新边塞诗派”,与美国西部诗歌中的“西北派诗人”(Northwest  School)有些相像,两者都以强劲地表现西部自然为己任,所不同的是,美国的“西北派诗人”自形成以来,活动半个多世纪,持续至今,其主办的《西北诗歌》,其代表人物西奥多·罗赛克、卡罗琳·凯泽、理查德·雨果、加里·斯奈德等人,早已具有世界性影响。另外,在美国西部,每年一度的“全美牛仔诗歌大会”(The National Cowboy Gathering),其场面之热烈,也是蛮拼的。

早在1993年,陕西评论家李震在其所著的《中国当代西部诗潮论》一书中,以较为详细的资料披露了当年中国西部诗潮的盛况,包括西部诗潮的几大谱系、诗人阵容以及应运而生的刊物和评论的声音、文艺研讨会等,也分析了西部诗潮自1987年以后迅速滑向低谷的原因。其中外部的原因,有国家经济重心向东南沿海的转移、政治文化生活的变化等;内部的原因,有各种文学新潮的蜂起对西部文学的冲击(以反理性、反文化的“实验诗潮”为甚),有西部诗自身的致命局限,如“诗歌本体观中文化意识的喧宾夺主、主体意识钝化人的放逐、创作与审美中的模式化”。可以说,自此以后,西部诗再也没能在时代大潮中掀起波澜,再也没能以整体流派的形式进入时代文学的话语中心。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部诗在创作上的衰弱,或者西部诗人的无所作为。情况或许正与此相反。大潮之后,金粒在戈壁上发光。大潮之后,诗人们开始“换季”。诗人昌耀在90年代以后创作的诗,如《紫金冠》《呼喊的河流》《堂·吉诃德军团还在行进》《一十一朵红玫瑰》等,依然有着一贯的大师水准。昌耀被广大普通读者所熟知,也是90年代以后的事。读昌耀晚期诗作,因为诗歌中出现大量的长句、散句,让读者在感到佶屈聱牙的同时,也领略到诗人如虹的鼻息。李老乡则是十年如一日隐居闹市、在诗盘上推推敲敲的诗人,他最重要的两部诗集《野诗》和获得鲁奖的《野诗全集》,分别出版于1997年、2003年,诗集《被鹰追踪的人》出版于2013年,里面不断有佳作收录,烟熏火燎,酒味浸润,越写越有起色。昌耀和李老乡这两位诗人,可以说是最能代表西部品格的两块“老石头”。除此,还有周涛的硬气写作,沈苇的“根与翅混合”。就甘肃而言,90年代以来却是甘肃诗歌的黄金年代。年龄稍长的阳飏、人邻,60后的娜夜、牛庆国、高凯、第广龙、阿信、叶舟、古马、李志勇、于贵锋、梁积林、李继宗、杏黄天等,70后的马萧萧、郭晓琦、扎西才让、李满强、离离、武强华、包苞、刚杰·索木东等,以及80后的李王强、王小忠、苏明、段若兮、赵文敏、巢贞、狄芦、刘双隆、富永杰、王新荣、张启新等,90后的庄苓、李川、冯树贤、西克、诺杨、鬼鱼、拾谷雨、乌痖、邯冰、诺布朗杰、阿海、郭良忠、王付等,真是代际层出,不胜枚举。甘肃写诗人数之众多,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众多,至少在西部省份,是独占鳌头的,甘肃因此被外界称为“诗歌大省”、“中国诗歌的重镇”。

在目前社会环境中,甘肃诗歌也沾染了不少浮躁的风气,存在着一些同质化写作、惯性写作、假声写作现象,然而相对来看,甘肃诗歌的沉静和隐忍,那种不赶时髦的品性,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一点,在50后、60后诗人身上体现的尤为突出,这批诗人的笃定、淡泊和自守,那种修为,那种人、诗的合一,很值得后进者学习。甘肃诗人很少参与五花八门的诗歌流派,他们只参与文本的创造,并且以文本创造的实绩,默然贡献于祖国的西部。

近代中国西部文学的初现,得益于对西部的“地理大发现”,而中国西部的“地理大发现”,是亚洲腹地“地理大发现”的一部分。那些探险家们来中国之前,已经把中亚、西亚和印度的自然人文古迹几乎摸索一遍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西部并非“偶然的独现”,中国的西部文学,也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西部之西,还有西部。越过喜马拉雅、新疆,我们看到亚洲和世界的西部,版图是何其之大。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都发源于那里。古印度文明、古波斯文明、犹太文明,仍在那里向全世界熠熠生辉。一部《圣经》,看以看成是世界西部文学中的神性文本。而古波斯苏菲主义的圣哲如菲尔多西、萨迪、哈菲兹齐、鲁米等人的诗歌,在800多年后的今天才被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

这些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不能封闭孤立地看待中国的西部,不能只在边疆以内看待中国的西部,更不能只在中国文学语境里看待中国的西部文学、西部诗歌。西部联结的东西,实在是非常深广的。它可以比对的东西,也是极其高深的。西部是开放的西部。西部不仅向东南沿海开放,也向更西的地方开放。尤其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之于西部文学的眼界,也必须是全球化的。唯此,作为地域的文学,才可能在本土化、根性的坚守中,有更大的思维伸展,有更大的艺术吸收。

 “一带一路”的提出,就不仅仅是在国家层面,不仅仅是在国家的一个地域层面,而是在世界层面、超地域层面的一个战略构想。这个战略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方面。就文化方面来讲,这一战略构想给予文化因素在丝绸之路上的使命和作用,是前所未有的。丝绸之路上不仅要有经济,还要有文化,要有文学,要有诗歌,如此,才能生动体现昔日的荣耀,今世的辉煌。

在这种背景下,西部就不仅仅是“西部大开发”的西部了,西部诗歌的内质和精神风貌,也就不能仅仅用“开发”、“开拓”这些老掉牙的字眼去概括。当年,西部诗和新边塞诗歌的崛起中,一些诗人和评论家顺应形势,写出不少应景的东西。有些东西高歌猛进,与天地自然斗法,热闹了一阵,很快就过时了。那些作品,因其没有抓住西部最具有生命力的东西,最具有根性的东西,最能连通世界的东西,所以它们的过时、过气,就是不可避免的。

如今的西部,自然不能再称为是“冒险家的乐园”,因为这里似乎已无险可冒、无奇可探。现代交通、通讯和传媒的发达,可以揭开任何一个地方的神秘面纱。有人说,喜马拉雅山的每一块石头,都被探访者的屁股坐过了。说法虽有些夸张,却也道出自然神奇在当下的处境。这是现实大于想象的结果,这是人的主体性在物质技术力量的支持下过度膨胀的结果。人们的四处活动,四处开发,不仅破坏了西部的自然生态,也破坏了西部文学的诗意伦理。正如诗人李老乡在其近作《猴叹》中所言:“推土机和压路机  暗随/猴子踩出的蹊径/把一条明晃晃的公路/拉进了深山老林//树木  顺山倒下/公路盘山而上/猴子摘星的奇峰绝顶/已被辟为旅游景区//天下啊  天下的大道/越修越多/留给猴子的小路/越来越少”。这首诗无疑给人以强烈的现实感,是生态问题的诗意写照。问题在于,当动物们都无路可走的时候,诗人们的路在哪里,诗人何为?

至少,诗人们不能再一味地、没有任何识别度地进行滥情讴歌。那种豪放、雄健的诗风,用在讴歌旅游景区、水利设施等方面,实在是浪费了。诗人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审美,独立的表达方式,有自己的敏锐度。作家也一样。贾平凹就在一次演讲中说到其小说面对乡村开发、乡土变迁时,写作者那种两难的心境,觉得说好也不对,说不好也不对。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他的《安魂曲》里写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这里的“生活”,不仅指个人的生活,也指时代生活;这里的“古老的敌意”,包含了对某种众所同归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游离,乃至紧张的怀疑。游离、怀疑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在于时代和艺术的良知,在于自然与生命的本真,在于灵魂之栖息,在于心。

美国“西北派诗人”加里·斯奈德在《论身为诗人》中说,真正不会枯竭的资源是人的内心。他同时在《深化与文本》一文中写到:“作为诗人,我坚守的是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价值观。它们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土壤的肥沃、动物的神奇、静默的神力幻觉、令人恐怖的启蒙和再生、对舞蹈的热爱和狂喜,以及部落的日常活动。”

也许,这种“古老的敌意”和“古老的价值观”,也是值得当代西部诗人、西部作家去持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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