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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与现实间游走——近期中篇小说阅读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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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言,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创作已经没有大的或明显的潮流了。暂且不论这个断言是否准确,但从九十年代至今的文学创作越来越碎片化、个人化却是一个不争之实。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一些作家还存有表现“时代精神”的古典主义态度,在努力地“贴近”生活长篇小说创作上的宏思伟愿或是野心,貌似没有收到特别好的结果。这种毁誉参半的努力,我们暂且不表。反倒是中篇小说创作,没有长篇小说的雄心壮志,暗和了九十年代以来的碎片化的创作态势。

 

一、脚比路长?

青年问题是近年来文学创作中颇受作家们关注的问题。与青年相伴随的一个题中之意便是“成长”。在此,“成长”大体上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自然意义上的生长;另一个则是为了改变生存境遇,在奋斗过程中导致的心智上的“成熟”。前者常与青春的理想、欲望相连;后来则与青春的烦恼、困境相伴。

我们时常听到长者或那些成功人士鼓励青年人“脚比路长”,漫漫人生路要脚踏实地、好好丈量。但果真如前所言的“脚比路长”吗?或许对有些人是如此,对有些则未必如此。

尹学芸的《李海叔叔》(《收获》2016年第1期)写的就是“未必如此”。小说讲的是“我们”家与李海叔叔一家相互借重一道“成长”的故事。“我”家生活在一个山村,李海叔叔家生活在百八十里外的另一个山村。两家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一家全是农民,父亲与李海叔叔相识在在特殊的年代里,那时父亲在窑厂干活,李海叔叔是附近矿山上的工人。开始李海叔叔是父亲的徒弟,后来和父亲结拜后,就成了我的“亲叔叔”。李海叔叔常来我们家“扫秋风”(若干年后,“我”与李海叔叔家的哥哥妹妹们“重逢”时,他们用此来形容当年对李海叔叔从我们家拿东西回去的期待),彼时我们家也不富裕,但为了让李海叔叔来了吃得好,走的时候拿得多,父母也常常要到邻居家借些东西来。当然,在“我”童年的生活中,主要不介意李海叔叔到我家来“扫秋风”。李海叔叔长得好,见过世面,知道的也多,“在我们眼里,或者,在我的乡邻眼里,叔叔是高门贵客,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随便说点什么,都是我们不知道的。”李海叔叔的到来,满足了“我们”家的面子或者是虚荣心,尤其是“我”在“成长”中对大千世界的好奇与对山外世界的向往,都被李海叔叔的“古今中外”填补得满满的。有时候虚荣心被填得再满,也抵挡不住饥饿或者优越生活的诱惑,“我们”也时常饱受李海叔叔“扫秋风”带来的“恶果”。但这“恶果”终究是暂时的,因为“我”在“成长”时把摆脱乡村生活的全部想象都寄托到了李海叔叔身上。即便当“我”知道了李海叔叔的家在深山,“可我却对小伙伴说,叔叔一家住在大城市”。这份虚荣固执而坚定。若干年后,“我”终于到了城里,李海叔叔还特意来“我”家里看看“我们”生活得如何,回去告诉家里的孩子“二妹虽然住楼房,但生活差。吃饭就吃一盆棒子面粥,还不如二十年前呢。”

李海叔叔的生活观念,还停留在二十年前,但生活的脚步却不停地前行。李海叔叔这些年的脚步又丈量了些什么呢?这二十年的路,于他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停滞踏步,还是“无路可走”。而我这二十年来却是“一路走来”,当年的“我”在读了潘晓的那篇名文《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还给李海叔叔写信言及“成长的烦恼”,而如今李海叔叔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二十多年后,“我们”与李海叔叔家的孩子们重逢,中间一些年“我们”彼此杳无音信。可以想象,这样的重逢大体上都是客套、隔膜以及对过去的“美好回忆”。当然,于“我们”而言还有怨言。尽管现在“我们”俩家人都过上了好日子,我们用脚走过了那条从大山通向外面世界的崎岖山路。但是,终究还是有一些“心路”我们无法走完,甚至也是从来没有走过。在此,丈量已经完没有了意义。

脚真的比路长吗?我看未必。

 

二、“这将是我这一生最后一次,为了自己而哭!”

“但我发誓,这将是我这一生最后一次,为自己而哭!”这话是邵丽的小说《北地爱情》(《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行将结束时,“我”说出的一句狠话。我们在生活中时常会听到这样狠话,有时甚至都听得麻木了。但在近来的小说中,我们反倒是见不到这样的“狠话”了,或者说见不到在小说的整个气象上有股子“狠劲儿”了。我倒不是说邵丽的《北地爱情》有“狠劲儿”,只是不那么“软”罢了。

《北地爱情》讲的是一个刚毕业的女博士与上市公司老板间的“爱恨情仇”。“我”博士在毕业时,没有像父亲期许的那样回家做副县长光宗耀祖,而是来到了Z城的金帝上市公司。到了公司不久就做了董事长的秘书,接触多了“我”也就“走进”了这个与我父亲年龄相仿的男人的生活。一切的纠葛也从此开始。小说的故事中规中矩,老板的妻儿都在国外,“我”填补了他生活中的一个角色。“我”是老板的情人,慢慢地我也爱上了他。但最终他的妻子回来了,“我”就被迫远离了他的生活。但“我”以为,他会省不得“我”,还会让“我”回到他的身边。尽管在这期间“我”用了各种幼稚的办法去“伤害”他,想以此引起他的注意,比如与“男朋友”在厂区内外招摇、放纵,诸如此类均无效果。“我”最后还是按照他事先设计好的“道路”选择离开,除此之外“我”似乎无路可走。

《北地爱情》无论是题材,还是叙述,都没有给我带来大的惊喜。但是,小说的结尾却让我比较喜欢,就是因为“但我发誓,这将是我这一生最后一次,为自己而哭!”这句话。“我”是一位女博士,标准的女知识人(在此我不想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因为小说讲述的不是一个与“知识分子”有多大关联的话题),与近来涉及到“知识人”或者“知识分子”话题的小说(如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阎真的《活着之上》等)中主人公的“软”相比,《北地爱情》中的主人公显然是有些“力量”的。当然,《北地爱情》中的“我”与涂自强、聂志远面临的境遇不一样,他们面对的是无比强大、冷酷的现实与体制,“我”面对的是多少对“我”都有些怜惜的情人。两者的境遇有着天壤之别,似乎无从比较。即便如此,邵丽也可以把“我”面对被迫离开的情形写得很狼狈、很凄美、很无助,总之可以写得很“软”。尽管“我”并未被邵丽写得那么强硬,那么有力量,没有孤注一掷地反抗与舍弃,只能按照老板设计好的“道路”走了,但终归还算走得“体面”,没有像老板妻子那样“衰弱不堪”,也没有像我的“前任”李毓秀那般死去。最后,“我”得以到意大利的分公司去工作,享受着地中海的蓝色忧郁,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好结局,而在我看来这也算是一个“有力量”的结局了。

在此,我不想苛求小说家和小说中的人物,按照我们理想的价值观念与生活逻辑去行事。当我们以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逻辑去看小说家的讲述与塑造时,自然就会有理解之同情了。或许有人会说,小说是一个虚构的王国,小说家是这里的国王,可以按照理想的状态来塑造人物,可以让人物与情节不按照现实的逻辑来发展。但小说家毕竟是生活在这个现实中的人。我们匍匐久了,可能就丧失了飞翔的能力了。

三、大学与大楼、大师

     大学与大楼、大师的关系,梅贻琦先生已经在他的那句名言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即便如此,这一问题直到今日也没有在当下的教育中得到妥善的解决。杨小凡的《大学》(《人民文学》2016年第3期)讲述的就是江南医科大学副校长钱强与“土豪”赵大嘴联合办学的故事。赵大嘴是一个土豪,没有文化,赚钱的方式也“简单粗暴”;副校长钱强有文化、深谙利用时下政策赚钱的诸多“潜规则”。他给赵大嘴出谋划策,和江南医科大学联合利用教育“产业化”的政策办独立学院,而他自己则身居幕后“坐收渔利”。赵大嘴虽是商人,但在有些事情上,却极为有原则,与钱强纯粹利用教育“产业化”来图利相比,赵大嘴反倒是把教育看做是“百年树人”的大业。最终,赵大嘴无法忍受钱强们的贪婪以及“学院政治”的勾心斗角,决定从这个独立学院撤出来。当然,赵大嘴这个土豪的第一桶金以及在他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肯定是不干净的。他的结局,我们也可想而知。

   近年来关于大学的小说有阎连科的《风雅颂》、阎真的《活着之上》等。这两部小说主要言及的是大学中知识分子的“丑陋”和在体制中的生存境遇,算是大学体制中的“内部问题”;而《大学》讲的是教育体制中的“外部问题”,讲的是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如何攫取利益最大化的“腐败问题”。 《大学》所言的教育“产业化”是现实题材,也能与当下的反腐相关联。这类以时下“热点”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好的地方是,容易与“感同身受”的读者产生共鸣,有社会影响;不好的地方就是容易把问题简单化、新闻化,在人物的塑造上还显粗糙,无论是赵大嘴还是钱强在性格、心理的叙述上都有些“脸谱化”,缺少深度。同时,这类小说的言说深度也容易受到时下环境的影响,对有些问题的叙述也不够深入。当然,这一点我们也不宜苛求作者。

四、在历史与现实间游荡

《李海叔叔》中的李海是“右派”、《北地爱情》“我”的父亲当年是革委会副主任。这是两部小说相似的一个细节——小说中的人物都涉及到了共和国的两段重要历史。但在小说家的叙述中,却没有更多地与这两段历史建立起深刻的、广泛的历史关联,而是与之擦肩而过。由此可见,两位小说家对待历史的态度是“谨慎”的,同时也是暧昧的,有欲言又止之感。

当不宜言说带有“伤痕”的历史,触及当下的社会热点,则成为了一些小说家不错的选择,即使那些早已功成名就的作家,近年来也纷纷将创作的注意力转向了社会热点。这种倾向至少体现了作家的“现实关怀”,不可谓不好。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那就是如何将“热点”转化成“文学”,这对许多作家都是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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