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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批评的学院转向与李健吾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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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代文学而言,批评家的代际命名其实并不晚于甚或早于作家的代际划分。比如,在追溯1980年代创作与批评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黄金岁月时,当事人往往不约而同地提到两个会议:1984年12月的杭州会议和1986年5月的海南会议。前者作为“寻根文学”的策源已被写入文学史,后者即由广东社科院文学所、暨南大学中文系、海南大学中文系和当时的海南行政区文联等联合发起的“ 全国青年评论家文学评论研讨会”则聚集了吴亮、许子东、陈思和、王晓明、李洁非、张凌、南帆、蔡翔、周政保、林建法、赵玫等一批被称为“第五代批评家”的其时的批评界的新力量,他们在新时期文学十年纪念时刻的集结,凸显了对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介入意识。会议前后谢昌秉、陈骏涛分别发表了《第五代批评家》、《翱翔吧,“第五代批评家”!》等文,充分肯定了这代批评家在“重写文学史”、“现实主义精神与创作方法多样化”、“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批评中的双向同构”等话题上敏锐的问题意识,并对他们担负的“继往开来”的重任提出了瞩望。

值得注意的是,第五代批评家中有不少来自高等院校,只是学院背景本身并未成为命名的关键词,命名者更多强调了他们在广泛横向借鉴的基础上,所体现出的1980年代“自主、自强自立、自创”的时代意识相通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深刻的自由意识”。进入90年代后,“学院批评”迅速崛起则是不争的事实,“学院”不但意味着批评家某种体制化的身份,还意味着批评界整体的一种“学院化”转向:这不但表现为不少作协系统的批评家向高校流动,更重要的是,前述第五代批评家那种与时代共振的批评的主体性开始被标榜“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所取代,当“青年批评家”的身份变为学者和教授,批评也开始转为学术的自律生产。在这个批评的学院转向的过程中,批评的代际命名似乎被悬置起来,90年代最活跃的批评队伍既包括第五代中的一部分,还有一批出生于60年代的新锐批评家,但后者并没有被指认为是第六代。饶有意味的是,也恰恰是后者中的代表李敬泽、施战军、宗仁发等在90年代后期通过对“70后”作家的命名使得作家的代际研究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话题,并在新世纪80后作家全面登场的语境中不断发酵,相应地,也才有了最近几年关于70后和80后批评家的代际区分问题。

今天来看,同样是代际概念,“第五代”和70后、80后还是有着不同的旨趣。“第五代批评家”的命名虽然并未流行开,但在彼时被郑重提出还是体现出了命名者的苦心——将新文学发轫阶段的五四一辈作为第一代,“第五代”自然便是一个被纳入到新文学批评谱系中的概念,也隐含着一种预设的文学史立场,隐含着对这代批评家参与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在场性的批评站位的认可。相比之下,70后和80后的命名虽然也凝结着一代人共同的时代记忆和成长经历,但显然不像第五代那样具备谱系的承续意味,而更接近一个中性的时间属性的概念。

作为第五代的弟子辈,70后和80后的批评群体既是学院体制塑造的成果,又在时时操练着学院批评的话语,当然也要面对外界对学院批评的质疑。有论者认为,学院批评的兴起是对80年代张扬主体精神的批评立场和“信口开河”式的印象批评风格的反拨,其价值和局限都在这个反拨的背景中隐含着。其局限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批评的学理化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的批判意识的衰减,批评家的身份从“立法者”变为“阐释者”,对于公共话题的介入态度大幅回调,对于思潮性的文学现象宏观把握和微观切入的能力也在弱化,像第五代批评与重写文学史、先锋文学、寻根文学还有人文主义精神大讨论之间那种紧密的呼应和支援关系已不复可见。其二,理论解析或者考据成癖导致批评者审美感受的钝化,批评的个性和悟性都因而受损,借用南帆戏谑的说法便是“批评抛下文学享清福去了”。

这些质疑确有一定依据,且有切中肯綮之处,但把责任全都归咎于学院批评本身而不考虑批评置身其间的文化政治语境的变化则又是失当的。对于第一点质疑,其实我们可以举出反证,比如在新世纪最为重要的写作潮流底层写作的发生发展中,学院批评固然有空谈理论的表现,但也与一批学院出身的年轻批评家如李云雷等的大力推动密切相关,而近年来非虚构写作观念的突破也跟学院批评家梁鸿的身体力行分不开。其他,如“重返80年代与新时期文学的经典化”、“中国故事与中国叙事”、“纯文学反思”等新世纪较有影响的批评话题也都有年轻一辈的学院批评力量的参与。对于第二点,理论或考据本身并没有问题,二者也是对主观意识过强的印象式批评弊端的有效规避。在70后和80后群体的批评实践中,确实有为数不少地空对空的那种图解理论的无效批评,但也有一些批评家将理论化为内力,融缜密的逻辑思考、独具慧眼的解读和情志生动的批评语言于一炉,体现了相当突出的思想和审美判断力。

其实,把学院批评与印象主义批评对立起来其实是对印象主义批评的误解,1980年代第五代批评家所操持的也并非印象主义批评。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印象主义批评的示范是李健吾和他的《咀华集》作为法语文学的专家,李健吾精深的文学修养毋庸置疑,在李健吾看来,避免理论霸权,避免让批评变成“名词的游戏”的根本在于忠实于对作品的印象直觉,而要获得新鲜的中立的印象直觉,在进入作品之初,“首先理应自行缴械,把辞句、文法、艺术、文学等等武装解除,然后赤手空拳,照准他们的态度迎了上去”。他又说:“一个批评家最应当记住蒙田的警告:‘我知道什么。’”换言之,批评者的任何判断和阐述都必须是基于文本的生发,而不是盘踞脑海里的先验理论。所谓的赤手空拳,也即一种阅读时的赤子之心,这样获得的感受才能规避预设观念的主导,避免“把一个作者从较高的地方揪下来,揪到批评者自己的淤泥坑里”。以赤手空拳得来的印象直感为立论的依据,再去结合理论与资料探讨,完成对直感的学理化提升。可见,印象主义批评并不与理论和考据的学术理路矛盾。李健吾引用过法朗士的一句名言:“好批评家是这样一个人: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他把批评活动理解为是用“自我的存在印证别人一个更深更大的存在”,作者在创作中“倾全灵魂以赴之”,那批评者也当“独具只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的深处”。这既是对批评对象的礼貌,也是批评者的尊严所系。也正因此,李健吾的批评始终贯穿着清醒的自省与自审意识。他认为相比于“指导”,更理之当然的批评是鉴赏与尊重,批评是“一个人性钻进另一个人性,不是挺身挡住另一个人性”“批评者不是硬生生的堤,活活拦住水的去向”。这是李健吾文学批评的重要遗产,对于在学院批评的荣耀也是泥淖中的70后和80后批评者而言,尤其具有借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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