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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恸与沉沦之地:《极花》的乡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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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贾平凹所言,《极花》只是他“最短的一个长篇”,但在真正翻开这部新作之前,我们还是不禁为作者“旺盛”的创造力捏一把汗。掐指算来,距离他上一部长篇小说《老生》的发表,才过去短短一年多,如此迅猛的势头,不免令人怀疑小说的质量。然而仔细读过《极花》,却又让人惊异地发现,这个“急就章”的作品,在其明显的新闻参照的背后,却也顽强显出自然和真切的质地,尽管作品本身还存在一些瑕疵,但殊为可贵的是,小说在其沉重的现实关切之余,也终究显示出作者艺术变化的努力。

《极花》的故事主线还是极为清晰的。农村女孩胡蝶随母亲来到城市,靠捡垃圾维持生计并供弟弟读书。她在城市的边缘苦苦挣扎,却也不忘自己的小小虚荣,她喜欢小西服和高跟鞋,幻想着心目中的“男神”。她渴望赚钱,并自认为已经变成了地道的城市人,但当她第一次出去找工作时就被不幸拐卖了,而小说便是从她被拐之后的生活开始讲起。所有的故事都集中在这个大西北不知名的硷畔上,山村原始的蛮荒与人心的险恶历历在目,而主人公胡蝶的哀恸、屈辱、愤怒与无奈更是令人无法释怀。

 

新闻的诱惑与风险

据贾平凹所言,《极花》的写作灵感来自一则新闻,一则有关被拐妇女被解救之后无法忍受舆论的压力又重回拐卖之地的故事。现实的离奇总是令人如鲠在喉,如其所说的,“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确实,还有什么比被拐卖者的归去更令人震惊和绝望的呢?小说的动因固然来自对这则新闻的震惊,但小说并不因此而“照搬”事件本身,而是采用梦境叙述的方式实现一种微妙的平衡,从而既显示对于新闻震惊的尊重,又合理地塑造一种小说的高明。因而小说的重点不是去展示故事情节的戏剧化转折,而是更为内在地切近人物,抵达小说中丰饶的内心世界,并由此展现社会议题的严峻反思。

这里便涉及到贾平凹在《极花》后记中所焦虑的新闻与小说关系的问题,在此,我们可以看出贾平凹对于从新闻中获取小说素材的写作方式的疑虑。事实上,以小说的方式,为新闻事件赋形,并将其纳入效果不一的艺术实践,是中外文学极为常见的现象。司汤达的《红与黑》便取材于一件情杀案的新闻;而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则源于一桩新闻报道的诉讼案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之中;甚至鲁迅的经典作品《药》,也是脱胎于徐锡麟行刺失败后被清兵生食心肝的真实新闻。如评论者所言,“时代的面影总是在新闻的惊悚中匆匆掠过,而时代的精神却可以在小说的幽深中长存。”就像我们经常讨论的,小说总是在模拟现实,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何种意义上模拟现实?是一味捕捉“表象”,“抄袭”现实,还是从现实出发,探索人性的“褶皱”,致力于文学擅长描摹的内心世界,这是小说伦理的严峻抉择。因而在此,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于新闻取材本身,而在于小说如何以此为契机,将写作素材予以完美消化,从而达到再造现实的艺术目的,由此呈现时代精神的“幽深”。

以新闻为创作契机,来结构自己的小说故事,这在贾平凹以往的写作中并不少见。小说《高兴》中城里拾荒的农民刘高兴将死亡的老乡五富的尸体背回清风镇的故事,便来自于新闻媒体对湖南民工李绍为千里背尸事件的演绎。这个苦难兮兮的底层故事,迎合了一个时代的时尚。当然,故事本身的“移植”本无可厚非,小说也试图以笑中带泪的方式,在一种荒谬的绝望感中表达进城者的挣扎与无助,但人物内在的开掘却不能说毫无问题,尤其是小说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底层喜剧化的倾向一直为人所批评。相对而言,作者之后涉及当今底层普遍新闻景观的《带灯》则更为贴切一些。面对上访维稳、黑恶势力当政、灾害瞒报、超生罚款、牺牲环境的经济开发等人们已然熟悉的新闻事件,小说展现出的艺术创造力在于,它以强烈的生活质感照亮了新闻事件所寄生的人物世界,因此使得乡村的世界自然而血肉丰满。这也与余华的《第七天》等“新闻串烧”的作品大异其趣,后者“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的弊病,不免让人怀疑写作者的诚意。

贾平凹深知,新闻式写作的风险在于小说人物容易流于扁平化,为此他在《极花》中的人物身上花了不少气力,而所有的努力也都是为了获得一种自然与深度。他笔下的胡蝶,果真如同匠人在庙里用泥巴捏神像,“捏成了匠人就得跪下拜,那泥巴成了神”。当然,作为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小说,《极花》的故事在新闻的大背景之外,也理应在浮皮潦草的社会逸闻背后,锁定一种更为广阔的现实议题,这也就是作者所紧紧扣住的城乡关系的社会学批判。

 

城市的挤压与乡村的沦陷

《极花》的情节结构我们已然熟悉,早在多年以前,李杨那部影响深远的电影《盲山》便将批判的眼光投向了人口拐卖这一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电影以具象的方式将被拐女大学生的惨烈故事形象地展示在我们面前。在那个失去自由的陌生而野蛮的山村里,女性像牲口一样被贩卖,被蹂躏,在此之间,前现代的原始蛮荒,人性的阴冷与残酷无不令人震惊。然而这便是现代性的阴影之中确凿发生着的故事,其沉重的主题让人有些窒息。如果说《盲山》讲述的是主人公毫无妥协的惨烈,以影像的方式精心建构的紧张感以及最终结局的酷烈,那么贾平凹的《极花》显示的则是胡蝶的悲伤和绝望,以及最终顺从的悲凉,小说也借这个令人震惊的重返被拐之地的故事,既反思媒体的“围观”暴力,又演绎城乡关系的严峻议题。

作为一个拐卖的故事,我们总是会期待主人公最后的得救,但贯穿小说的这种紧张的二元对立,却并没因为她的成功解救而消失。城市残酷的排斥机制,媒体的消费化所形成的“围观”暴力,或许会将冠冕堂皇的“解救”打造成另一种形式的精神创伤,这也是有幸获救的胡蝶们可以料想的结局。然而小说最为重要的是,借此机会展开了对于贾平凹极为熟悉的乡村生活的描述,这也是他笔下一再出现的城市挤压,资本围困下逐渐凋零的乡村形象。

《极花》中的两个意象极为有趣,如果说“血葱”象征着城市商业化的侵袭下,乡村原始蛮荒的生命力,那么“极花”这种植物与动物的奇妙混合,则是城乡二元对立的绝妙隐喻。正如作者所言的,“中国大转型年代,发生了有史以来人口最大的迁徙潮,进城去,几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拥聚。而偏远区域,那些没能力也没技术和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他们依赖着土地能解决着温饱,却无法娶妻生子。”《极花》中这个大西北的硷畔,这个只有破破烂烂的土窑洞和一些只长着消化器官和性器官的光棍们的村子里,人们的生命无比卑微却在不屈不饶地繁殖。这个仿佛远古蛮荒之地的山村,有着它不可理喻的野蛮,而那些迷信式的风俗传说,便让人想起式微已久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然而小说也不出所料地将乡村的凋敝、破败,都归结为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对乡村的掠夺和挤压。就拿小说中男人们找不到媳妇,不得不拐卖人口一事的原因来说,故事中黑亮的回答饱含着对于城市的愤恨,“国家发展城市,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口了,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刘易斯·芒福德在他的《城市发展史》中谈到的,“城市总是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吸收新鲜的、纯粹的生命,这些生命充满了旺盛的肌肉力量、性活力、生育热望和忠实的肉体。这些农村人以他们的血肉之躯,更以他们的希望使城市重新复活。”面对这样的情境,乡村的反抗便显得意味深长,在这个意义上,贩卖妇女,以强奸一个城市女人为荣,便成为乡村对于城市的绝望反抗。

也正是因为城市的挤压,乡村的愚昧和野蛮似乎有了自己的原因:那些人性的善恶都与城市的介入息息相关。商业化的侵袭所造成的山村的沉沦,人情的淡漠与人性的险恶,淳朴过往的消逝,确实是《极花》的题中之义。这又似乎回到了贾平凹自《秦腔》以来着力营造的乡村挽歌的情绪笔调。《极花》中,从老老爷一代人对于乡村伦理及其信仰世界的坚守,到新一代的村长及一干村民的丑态,见证的是乡村沦陷的惊人现实。“白皮松上的乌鸦,叽里咔嚓往下拉屎”,小说开篇的这个意象便极具隐喻意义,它其实早已暗示这里的人们不再淳良,他们像山林里的那些动物,有老虎狮子也有蜈蚣蛤蟆老鼠狼子,更有着一群苍蝇蚊子”。无耻的行径亦随处可见,诸如卖醋的往醋里添水,肆意糟蹋嫩葫芦的小偷,腊八和立春两兄弟争夺妓女訾米,以及所有的人都在觊觎血葱的经营权……“这村里,人人都是是非精,都是关不严的门窗,都是人后在说人人前被人说,整日里就没少过几场吵架。”“有抢的有偷的,有睁着眼睛坑骗的,使着阴招挑拨的,贪婪,嫉妒,戳是非,耍滑头,用得上了抱在怀里,用不上了掀到崖里,黏上你就把你的皮要揭下来,要吃你了连你的骨头都不剩!”偷奸耍滑,唯利是图的把戏在乡村弥漫。

 

“水墨画”的“沉重”与“轻逸”

面对这样的乡村环境,最令人痛心的莫过于主人公胡蝶对此的适应。就像小说所言的,“她已经闻不到臭了,或许是白皮松上乌鸦天天在拉屎,已经习惯了臭味就不觉得驴粪的气味了。”有评论者将这种适应归结为其自我认同的重新获得,“当不再觉得驴粪臭,当从拼命想逃回家到纠结是否要逃,胡蝶不仅仅是因为重新适应了农村生活,或者说对农村产生了感情上的牵绊,而且是因为她最终认同了这个小小的生活共同体,体悟到自己终究是属于这个村子夜空里的一颗星。”这样的分析似乎有一些道理,但这种命定的认同又让人顿觉城乡分野的残酷。

胡蝶本是一个对城市充满渴望,且多少有些虚荣的女孩。对她来说,城市的真皮高跟鞋,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物的迷恋,见证着城市的诱惑将一个可怜的乡村姑娘牢牢捕获的完整过程。这也难怪,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城乡的巨大差距已然清晰,而乡村的贫困所表征的屈辱也早已令人尊严丧尽。当此之时,挖空心思去做一个城里人,怎么可能不是乡村姑娘的梦想和夙愿?然而也正是对城市的渴望造成了胡蝶的被骗,使她永堕乡村的无底深渊,这个颇具反讽意味的安排固然是为了显示乡村姑娘的人性弱点,却也不免与这个时代所笼罩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因而其讽喻意义其实在于,主人公胡蝶被城市消费文化所裹挟,而丧失了认清自己真正需求的能力,但在她一番苦痛的挣扎和精神历险之后,反而在被拐卖的处境之中意外地体认到自己的真正位置,进而获得一种无可奈何的精神认同。小说中,胡蝶于惨烈的创痛中重新建立自己与乡村的血肉联系,这也是一个可怜的女性在绝境之中对命运屈服的过程。在此之中,乡村的逃离者带着她永远无法摆脱的负罪,又重新绝望地回到了乡村。这究竟是一种自我认同的复归,还是新的压迫的轮回,也是值得讨论的。其实,我们从胡蝶无奈的适应中分明读出的是一种典型的“斯德哥尔摩效应”:极端状态的偶然来临,对其无望的反抗,以及最后无可奈何的顺从。可惜的是,这一过程的戏剧化展示所包含的隐喻意义,作者并没有着力开掘。

正在贾平凹《极花》写作结束的当口,一则令人倍感愤怒的消息在网络间不胫而走。乡村教师郜艳敏,一位与胡蝶相同命运的不幸女人,却曾奇迹般地当选为“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并被人们冠以“嫁给大山的女人”的美名。她的悲伤过往竟然成为人们莫名感动的缘由,这也不得不让人感慨,现实似乎永远比小说更为精彩。然而小说的使命终究不是去描绘这种“精彩”,它所做的永远不是刻意地去制造惊悚和震撼,尽管有时候“极端的叙述”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但聪明如贾平凹者当然会选择其他的方式,这便是他所谈到的“水墨画”的意涵。

就小说的素材而言,《极花》其实包含太多的揭露、批判、怀疑和追问的地方,贾平凹本可去理直气壮地控诉乡村的哀恸与沉沦,却忍不住改换笔墨,他“试图着把一切过程都隐去,试图着逃出以往的叙述习惯”,以水墨画的方式呈现现实。他以写意的形式,展现艺术家的自我修养和个人才气,这也就是所谓“积累性的、群体性的人格理想的建构”。就这样,他试图抵达一个令人震惊的新闻故事背后所理应包含的反思层面,即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真相。这也超越了大众共识的庸常性,体现出作家个人发现的独特价值。由此,他也在与社会新闻的竞争中占据了上风,从而确证了小说的力量。

尽管如此,仍然需要指出的是,《极花》虽然平实有力,却并不惊艳。对于小说而言,现实的关键议题虽被敏锐触及,却也流于轻描淡写,宏大的社会问题被过于“轻逸”地囫囵带过。就此而言,小说真正与作者所期待的石破天惊(“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以及无与伦比的自然和谐(“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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