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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庆幸先锋文学没被历史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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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后,回头看“先锋”,其中滋味实在让人难以表述。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已经跑到了“先锋”前面,而是所谓先锋,已然成为挂在历史之中的标本。这里不是要抠字眼,我们似乎也总能找到一此理由证明先锋不死,但无论如何都让人难以克服回到历史去讨论一种先锋的荒唐感。当然也可能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剩下的这些年里,大家都相安无事,天下太平。

1989年5月,朱大可、张献、宋琳、孙甘露等几位的对谈《保卫先锋文学》想必是泥牛入海打了水漂。但二十几年后,当先锋文学已经登堂入室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那么一个问题就不得不问:先锋文学在当时何故需要兴师动众地保卫?按照朱大可的说法,“近来对‘先锋文学’和‘先锋批评’的各种‘反思’和指责突然变得繁闹起来,使我关注的有两种立场,第一是超级先锋,觉得‘先锋’其实不怎么‘先锋’;第二是反先锋主义者,在斥责现有先锋小说的同时,‘呼唤现实主义复归’”。

围绕事情前后,有些声音大概不能忽略。范大灿在《两种不同的战略方向——卢卡契与布莱希特的一个原则分歧》中套用卢卡契“反现实主义文学”的概念,认定“先锋派文学所以是反现实主义的,并不是仅仅因为它抛弃了过去的传统,而是因为它要任意地强奸现实”。《文艺报》记者对田中禾的访谈也曾这样提问:“这几年小说创作呈现喧闹缤纷,多元竞存的活跃局面,当然可堪称道。但令人憋气和困惑的是,评论界对现实主义关注、首肯不够,甚至有些漠然。而对现代派(或曰先锋派)大唱赞歌,聒聒盈耳……有些号称‘玩文学’的现代派的作品,读之无味,冷涩,故作玄深,貌似高雅,实则生吞活剥,庸俗空虚,可偏要一个劲地胡吹滥捧,冠以‘领潮’‘超前’等。这种评论家与读者效应背道而驰的现象何时休?”刘华在《放弃对社会的承诺:先锋派文学的误区》认为先锋派“对文化感的淡漠;在题材上由文化依托转向内心经验和超文化的神秘体验;在语言上唾弃高雅语言使用口语包括粗话和下流话”,“一窝蜂地涌进西方现代派的大潮之中忘记了空间方位虔诚地扮演起精神浪子和文化叛逆的角色”。陈先高在《文学价值的选择性忽略》中断言:“先锋作家们越过审视生命意义、价值的‘中介’——现实人生,而把日光投向虚幻的生命终极意义及个体的偶然性感觉:摒弃和反叛大众文化价值规范的逆反心理的加剧导致思维过程的失控状态,而先锋文学理论家们以其善辩姿态的为之喝彩和张目……对文学价值的追求仅限于在形式和语言的密林里左冲右突,这种主观上的选择过程本身就意味着文学价值追求的倾斜:迅速滋蔓的形式主义批评将形式张扬为文学存在的终极价值,导致文学价值的必然性失落。”

历史的演变当然要比此处的叙述复杂得多,但作为结果呈现的就是先锋文学的销声匿迹和先锋作家的纷纷转向。然而令当年的批判者们颇为尴尬的是,先锋文学与先锋作家非但没有被历史抹去,反而在随后的文学史叙述中被迅速地经典化,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主流和巅峰。于是,当我们庆幸于这种满含反叛与实验性的文学样式得以留存的同时,也不禁对先锋文学乃至1980年代的历史充满了怀疑。正如对1980年代那种蓬勃、开放、狂飙突进的常见叙述,先锋文学作为其中一种不安分的文化力量,自然而然地分享了之后对1980年代理想化的叙述果实。然而,就像很难用一路高歌来想当然地概括充满摇摆、对抗和博弈的1980年代,我们同样不能以意气风发的突破与水到渠成的胜利来描述先锋文学的坎坷之路。在此,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一点是先锋文学在1985年前后的集中喷发可能是1980年代一连串事件过后文学唯一可能的出口。自1977年,一系列针对历史、针对现实的文学突破力量开始在文坛酝酿,对“文革”伤痛的短暂回忆过后,是对腐败、特权、官僚主义等问题针锋相对的批判,也就有了刘宾雁的《人妖之间》、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王靖的《在社会档案里》、白桦的《苦恋》、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等。这些作品引起发的争议持续数年,直到1983年4月中宣部召开部务扩大会议,批判了《苦恋》、《在社会档案里》、《离离原上草》、《妙青》、《人啊,人!》、《晚霞消失的时候》、《早晨三十分钟》等一系列作品,指出这些作品“资产阶级自由化相当严重”。1983年下半年则是对诗歌界“三崛起”的批判和以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讲话为导火索引发的持续时间不长却对文艺界有重大影响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现实或者说追求“写什么”的创作与当时的社会氛围产生了异常紧张的关系。那么,回避了“写什么”而尝试着“怎么写”的一批青年作家可以说十分偶然地获得了一个破土而出的机会。当然,这种尝试也像之前所说的那样面临着种种阻力,但由于1980年代末一系列争论被迅速终止,在保守与越界之间,“开明派”的文学叙述成为一种代表着权威力量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声音。于是,在心有余悸的叙述者与被叙述者一整套的八十年代情结和话语合作之中,先锋文学在特定情感期待和理性与价值选择下意外也并不意外地于硝烟散尽之后完成了它的“保卫战”。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先锋文学的经典化所提供给我们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先锋文学自身。先锋文学的经典化是由当时的先锋批评和后来的文学史叙述共同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先锋文学之于中国文学的意义被成倍放大,大量盲目的、无意识的文学活动被赋予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就像先锋文学对语言、形式或方法的追求,当这些无关意义的外在元素经由阐释变为“叙述圈套”时也就与“观念”发生了关系,成为一种带有主动性和社会性的价值判断与选择的积极力量。久而久之,原本更具实验性、无序性、无意识和非逻辑的先锋文学经过层层过滤、重述和再解读,反而被打扮得目的明确、意义非凡。在这种文学事件与文学史叙述的悖论中,零碎的、相对的、不确定的、热衷于瓦解和冒犯的先锋性被固定下来,成为文学史中具有特定文学更迭意义的创作样本。所以,很难说先锋文学如今的境遇到底是荣耀还是不幸,毕竟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文学史的丰富,而先锋作家们则随着经典化的招安走入朝堂,于悲喜中完成了对自身的背叛。

接下的事情变得更加有趣。那些转向之后的先锋文学当事人,往往很少公开谈起当年的创作,但在很多场合,我们又常常听到、看到一些作家讲自己如何受到先锋文学的影响,讲很多年前的先锋阅读又怎么在他们的创作中依然发挥作用,“传承”、“继承”之类的词层出不穷。每每这个时候,一系列疑问便不由自主地生出:一个大讲“继承”的作家会是先锋的么?如果是,他们又继承了什么?

在张清华早年的著作《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从黄翔、食指、白洋淀诗群到王蒙、张贤亮、寻根文学和新历史主义小说,都被纳入到先锋文学的范畴。他将先锋文学理解为一个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的动态演变——在启蒙主义框架内是对人的基本价值的凸显与重申和对百年中国历史悲剧的发掘与文化重建;而在存在主义框架中,个体本位的价值被不断强调。然而,自1990年代以来,启蒙主义逐渐退潮,各类小说对启蒙理想的讥讽屡见不鲜。与此同时,相对于个体本位的彰显,新一代作家似乎也没有产生多大的热情,他们对个人意志的表达常常要被置于某个群体或想象的共同体中才能获得充分的话语自信。因此,广义上的先锋文学显然没能明显而集中地延伸到后来的创作中。那么,所谓继承,剩下的可能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先锋派。不得不承认,先锋文学之后,无论对于老一代作家还是年轻一代作家,中国文学整体的语言和叙事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外在形式的转变到底与先锋文学有多大的关联?杨小滨曾对“先锋”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真正的先锋性存在于反价值的行动中,包括清除那种为大众建立起来的,维护现状的价值体系。先锋主义的唯一特征就是用语言瓦解现实性的整一状态和伪饰状态,它的唯一姿态就是对现实语言的无条件的叛逆。”那么,如果我们以此来衡量先锋文学之后文学形式的变化就会发现,即便有着相同的外在表现,其内在动因及指向也是不尽相同的。而且,在反叛的尺度之外,实验性也是先锋文学一种不可忽略气质。当年中国先锋作家对西方现代派的模仿、基于本土经验的摸索和后来的转向,其实都是以最初青涩、笨拙又狂妄的实验为基础的,这一过程充满了未知,就似一场豪赌输个精光也没关系,当然也没什么可输。恰恰是这种未知的实验让先锋文学具有了开放、生长、变异与流动的可能。但是,随着先锋文学的经典化,不少作家最想从先锋文学那里获取的却是一种能够被认可、接受甚至通往经典之路的有效经验,他们极少敢于放手实验,却多了“谦虚谨慎”和世故老道,就像孙甘露曾讽刺的那样,有些人在构思自己处女作的时候,连同自己在文学史中的章节都构思好了。结果,在对先锋文学同宗同源的“继承”中,一批作家呈现给我们的只是相似和雷同,而不是走向开放和新的文学生长可能的实验。

直到这时候,也许我们才有更多的理由来讨论先锋文学之于当下的意义。面对复杂的历史事件与文学史叙述,面对纷乱的文学观念与价值立场之争,可能有必要试着跳出形式与内容,脱离具体的文学选择来重新考虑先锋文学给予我们的启示。先锋文学创作上的生涩和不成熟并没有妨碍它被匆忙地经典化,这似乎证明着文学样式上的突破相比一种完善、成熟的文学样本更为人看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先锋文学应该是始终存在于“当下”的开放的营盘,而不是固定在文学史中仅供后来者顶礼膜拜的某种一成不变的概念。就像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呈现给我们的——从《尝试集》对白话诗笨拙又懵懂的尝试到普罗文艺对革命加恋爱的创造;从伤痕、反思、寻根对新主题的探索到先锋文学对别样表达方式的追求——被记录在册的往往是那些在未知中带着冒犯之心寻求新路的探索,整个文学史也因此变成了对不成熟的文学萌芽的采摘。在这些急促的转换中,固然有浅尝辄止的草率,却也无法掩饰一种持续的突破热情和对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界的渴望。因此,激活先锋文学乃至其他一切文学样式在当下的突破性力量,这里不是对外在形式照猫画虎的“继承”而是将其中的反叛与实验性置于新的历史时空进行重新理解,才是先锋文学存留下来的最大意义。

    当然,文学突破的主观努力不能回避的始终都是文学空间和话语空间的问题。任何阶段文艺创作的繁盛局面都是内在突破与外在空间共同作用彼此成全的结果,先锋文学的生发消退和后来的转向正是通过一系列的波折、反复和偶然全面演示了二者之间复杂而频繁的互动。三十年后回头去看,单就各方而言,先锋文学观念、形式的突破和实验与它存在并遗留下的问题同样明显,而1980年代在文化繁荣与开放的叙述之下同样存在着文艺政策的不断摇摆和文学规约的频繁收放。可以说双方都未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但就在这种充满缺憾的错位关联中,犹如齿轮交错,却偶然咬合出当代文学的蓬勃生长。历史当然无法假设,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推测先锋文学如果处于一种更为宽松和通畅的时代空间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但眼前可以去做的,是努力呵护新鲜路径上的文学尝试并捍卫文学表达的权利,是努力维护和拓展文学生长及繁衍的合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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