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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载体需要文学新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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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可以认为全媒体对文学是个机遇,而不是灾难。诚然,文学的品质需要精英文学的驻守,也需要精英文学的探索保证不断前进的势头,但这并不意味着精英文学稳固的霸权统治。百年新文学一直通过不同形式进行着不同程度的雅俗文学高墙的拆除,文学早已是一项公共事业,而不是个人私产。甚至为了扩大自己的话语权力,精英文学不断对通俗文学进行兼容,出于同样的目的通俗文学也不断进行自我提升,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完成了不同阶层人们的谅解,以及社会和民族凝聚力的积攒。

片段式的阅读,或许会督促我们修复已有的文学观乃至文学等级观。我们生活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全媒体正是碎片化的表征,但碎片化不是全媒体的错。确实,微博尤其是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文章,会令本已碎片化的生活和工作更具碎片特征,随看随忘不走心,网络虽然没有篇幅限制,但阅读的时间一样被安排在了边角闲暇的片段。不过这些仅仅是加固了既有碎片化,即使没有全媒体,工作生活的碎片化依然存在。文学的全媒体时代,不能让人们获得整合时间的能力,毕竟我们都处在这样一个社会或个人发展阶段。但全媒体给了文学一个机会,见缝插针让文学又回归了日常生活,而且不能只看到类型文学的借力,我知道有人下载了唐诗三百首在地铁上阅读。同样很多微信公号,包括一些比较“正统”的机构或刊物,都在打造自己的虚拟阵地。在无法回收的碎片时间里,平时无暇倾顾文学的人反而有了接触文学的可能,他们愿意在这些时间内进行阅读行为,事实上也只能进行阅读行为,而这也可能是他们工作日中唯一有可能的阅读行为。

起初是拒绝网络文学,但在最近接触了两部网络文学作品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一电视剧《琅琊榜》,不再是彻底的架空,而是将背景放置在南北朝时期。在这一民族大融合时期,南北各建立起了独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双边交流也可谓频繁,有战争形态的交流,也有和平的商贸文化往来。虽然北朝的鲜卑人也接受了儒家文化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但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毕竟有很大区别,这从南北各自的民歌《华山畿》和《木兰辞》即可见一斑,相比南朝繁琐的规则下内敛的言行,北方民众相比更为自由奔放。即使是以南朝为主要表现舞台的文艺作品,也不一定完全限于南朝的内部争斗,明代熊大木撰写的故事中,构陷杨家将的王钦就与北部辽国有暗中联络,对人物和情节的丰富性也有积极一面。

当然《琅琊榜》并非没有关注到这一问题,“滑族”作为北方一支非汉族群落对线索推演有关键作用,但问题首先在于这是一支力量、数量都较为弱小的外族,南朝对其构成碾压性优势,但真正强大的外族政权鲜卑人的北朝则完全淡化。另外“滑族”在黑白二元对立的人物序列中完全是“被黑”的一方,这一承担全部人性阴暗面的形象群体完全没有自辨的机会,相反赤焰军“剿灭”“叛军”的行为反倒成为证实“爱国忠君”充沛的道德资本,这是我不太满意的地方。纵然困于华夷之辨的历史局限,但叙述本身可以有更复杂的声音。人物善恶忠奸的脸谱化设计还是没能彻底摆脱通俗文艺的窠臼,思想性也从而陷落在传统观念的牢笼中,原本丰富的民族历史提供了冲破的可能却未能充分开掘。

不过所幸的是主创人员终于愿意面对历史,以历史中的事件和人物作为原型支撑起整体架构,并尊重事情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基本逻辑,拍摄过程也尽量复原南北朝时期的建筑、服装等历史特点,这些做法相比之前同类型的作品更趋近于传统的严肃历史正剧。有理由相信,路径体现并会导向创作者的思维观念。同时作者也不再犯懒病,愿意把自己的创作逼近边缘再努力翻转回来,这些逼近与翻转,包括二者配合的叙事节奏,都基本避开了民间传奇式强烈的戏剧性巧合,大体服膺于现实主义风格。

另一是《鬼吹灯》系列的第一本《精绝古城》。我在意的是网络或纸质书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品鉴回归了文学批评,虽然这种批评方式略显陈旧,但毕竟不是无理性的好恶或者粉丝经济。作为一种类型文学鼻祖,《精绝古城》有所继承且两处显著。首先是志怪小说的传统,选材方面自不用说,仅是开篇关于抓壮丁、鼠友、白纸人还有《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几乎就像是直接从《聊斋志异》中翻译出来的。其次是地方文学,创作带有地方特色本属正常,但逐渐成为各地刻意追逐的目标,甚至简单地罗列地名,网络的出现似乎又要抹平一切,《精绝古城》不以地域风格为主要构架要素,但叙事和人物语言直接关联到有相声、评书传统的天津文化,其中的世俗气息、乐观精神、传奇叙事也与早先的津味文学相仿,地方色彩就这样被吸收进了普泛性的讲述。

玄幻是网络时代新兴的文学类型,《精绝古城》号称盗墓小说的鼻祖,其实也是将盗墓的外壳嫁接到了玄幻的类型之上,从情节线索发展来看,这些精彩的盗墓元素只是一个服从于“真实观”的将玄幻世界合理化的导引器。小说看似距离现实主义很远,但是相比那些以真实观、因果律为破坏对象的先锋文学,可算是一种“回归”,现实主义的精神和体态逐渐为年轻的大众读者重新接受。

主人公胡八一曾被取名“胡建军”,后来因为叫“建军”的人太多,改名“八一”。如果说“建军”指向的是关于历史的修辞建构,那么“八一”则隐含着更为原生态的历史,其中蕴含了作者的写作姿态。《精绝古城》摒弃了过去的彻底回避历史或者肆意狂欢消解历史的两种虚无主义姿态,坚定地认为“革命”同“当下”具有绵延不断的隐秘关联。胡八一在1960年代做过工兵,虽然远不如专业的考古人员,但对土木作业、受力结构比一般人更熟悉,这一点不但受到倒卖、鉴定古董的“大金牙”的称赞,更令人物时常洋洋自得引以为荣。当然作为士兵,射击技能也是主人公自信乃至自保的重要根据。可以说,“革命身份”虽然没有对人物经历直接作用,但无法想象没有这个“前史”主人公还能不能完成那些历险。在这里,“革命”不是被装傻的人物视为怪兽,也不是狂热膜拜的偶像,而是平淡地被接纳,不围观,也不视而不见。这种对“革命”的尊重顺畅地同对“日常”的敬意进行了接洽,胡八一用列宁在电影里的台词“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劝说王凯旋帮自己询问丁思甜对自己的印象,态度是严肃的。

作者拉来的历史很多,虽然不具连续性,只是简单的连缀拼贴,但终究不是带着有色眼镜的摘取。作为知青插队时,爱慕女知青丁思甜的暖色调、历险的刺激以及误入日军秘密基地和深入古墓的神秘感或许更适合作为重建历史现场的途径。承认并尊重很多事物、意识和话语叙述,呈现为一种多元化的三观。甚至为了更加逼近“真实”,除了“文革”和知青还大杂烩般地掺入了民国军阀混战、抗战、解放战争、新疆平叛、抗美援朝、尼克松访华、对越自卫反击战等重大历史事件。讲述历史是个技术活,虽然并非出色,但作者确实企图联系民族宏大叙事和个体微观人生,仍然是现实主义传统。作出同样处理的还有民族问题,因为插队接触到了一些少数民族,由于是在六七十年代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知青下乡特殊的历史事件中,几位汉族主角对当地居民尤其是向导甚至有一种信任和依赖的心理。虽然这种表面平等的民族关系是以汉族视角淡化他者独立性为代价,至少民族观同历史观、世界观一样更为多元,其精神结构甚至比《琅琊榜》更进一步,基本退回到了某种历史起点,撤出了此前各种偏见的歧途,为未来的良性发展提供了空间。

当然如何将历史和个人更好地关联起来,是作者需要用力的地方,也是批评家和编辑需要深入介入网络小说创作的地方,而不仅仅是面对传统精英文学所做的遴选发现的工作。其实今天的现状并不新鲜,虚拟空间作为新媒体仅仅是载体发生变化,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冲击、对后者既有体系的重新洗牌的实质在建国后一直在彰显。建国后除了对老作家进行改造,更着力于新作家的培养,从专业作家、编辑、批评家、学者流水线式全方位的关注都对业余作家的成型发挥了重要作用,工农兵作家的文稿有专业作家或职业编辑帮助润色。当然今天不再可能延续这种计划性很强的写作模式,但是否应该放任大众文化制造者于市场则可讨论。

有一点或许可以肯定,如果说有什么天经地义就应该是“全民所有制”,文学便是其中之一。文学创作的愉悦,文学作品的陶冶,应该让每一个人都有享受的资格。这样说不是放逐精英文学,相反是加重了后者的责任,专业的作家,专业的编辑,专业的评论者,专业的出版机构,专业的文艺组织者,都应该与这些没有头衔的普通人深入互动起来,共同推动文学的发展,而不仅仅做一个旁观者或卫道士,不仅仅做一个站在一旁心不在焉挑挑拣拣的拾荒者。精英文学要积极介入虚拟空间,大众文化也不该被拦在殿堂格栅之外,这也是精英文学圈里各种身份的人突破圈子走向民众的良机。

虚拟空间的游戏规则不同于以往精英文学经典化流程和规则,见惯了家禽家畜的精英文学眼里新媒体孕育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法如同异形巨兽,然而这些巨兽并非不能成为菩萨的坐骑。现在的虚拟空间形成了日趋乐观的发展路径,雅文学和俗文学,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都在积极争夺读者。我们深处这一变革的进程之中,相比盲目拒绝,我想积极探索新的角色定位或许更有利于全媒时代文学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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