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青年批评家专刊 当前位置:首页 > 理论研究 > 青年批评家专刊
全媒体时代作家应更关注现实
  [ ]

2015年10月8日,瑞典学院将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白俄罗斯女作家、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文学奖项,可以说一直是引领文学书写的风向标。那么这次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一名记者的非虚构作品,可以说是对非虚构作品的文学认可和肯定。用李敬泽的话讲,就是“对文学和书写的基本责任的确认:追求和呈现那被遮蔽和被遗忘的真实。”

据介绍,阿列克西耶维奇曾是一名记者,经历过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核灾等历史事件,遭卢卡申科政权迫害后离开白俄罗斯。就是在这样的人类灾难和个人颠沛轮流的失意人生面前,她记录下了几代人的苦难历史,从俄国革命,二战集中营、苏联阿富汗战争,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再到苏联解体。在重大的历史时刻面前,都有她的身影。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孜孜以求的写作者,她见证了历史,见证了真相,参与了历史构建。

其实,往深处讲,这就是一个作家如何面对历史,如何面对我们身处的现实的问题,如何书写现实的问题。

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轻佻的时代”,文学和现实的关系越来越变得模糊不清;作家书写现实也表现得暧昧不明。今日的作家对现实书写的普遍乏力。这主要和当下语境相关,也和作家的处理相关。作家既想干涉现实,又不敢纯粹,诚实,正直,坦率,勇敢地书写现实,而是要变形、夸张、影射、暗喻,绕着弯子写现实,这样的遮掩,本身已让书写丧失了真诚质朴,而显得怪异,取巧,扭曲,甚至变态,呈现出让人很难接受的文本美学。作家就在这样的书写里丧失了文本对现实的力量。

据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我们当下,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有三股大的暗流,一是对“虚构现实”进行强攻。典型的如阎连科。阎连科的每部作品,几乎都是贴着现实写的,且在切入现实时,也表现得特别激烈。但若深究,或者说身处在真正的现实,尤其是底层的读者,便不难发现,阎连科强攻的现实,大多只是“虚构的现实”,而并非当下能够阴阳两辨的、有血有肉的、淋漓的真实本身。无论是《四书》《丁庄梦》《受活》还是《炸裂志》等,看似都是以极其凌厉的笔锋介入现实,但至于读者,却又被他描绘的现实,时常弄得莫名其妙。阎连科貌似是对面对最核心的问题、最要害的部位下手,但这个最核心和最要害,却是虚构的,不具有切实的力量。这好比解剖,你面对的是一具想象的尸体,而非真正的尸体。

这一路写作者往往表现出对脏的、丑陋的过度描写,以为这才能揭示这个时代的真实。当下中国社会空前的荒诞、丰富、复杂,阎连科在表现现实的荒诞上,也自然而然地别具一格。在《炸裂志》中,阎连科夸张地讲述了一个名叫“炸裂”的地方,历经从村到镇、乡、县、市,最终变成超级大都市的故事。无论是炸裂的裂变还是孔家四兄弟以及朱颖的复仇,都充满了荒诞感。其实,夸张现实本身,也就夸大了现实的邪恶和罪,在夸张中也就失去了真实的力量。在你声嘶力竭的叫骂中,你的对手根本不会对号入座。你的对手只会哈哈一笑,认为你骂的根本不是他自己。这也将失去文学批判现实的力量。真正的高手,是写到让你的对手感到羞愧、愤怒,而不是置之不理。陶渊明难道不忧国忧民吗?杜甫难道不为民流下热泪吗?他们在直面这些让他们窒息的现实时,比阎连科激烈多了,可是,在书写时,他们却能以最优美的句子去承载他们的忧虑,最终成为千古名句。对脏和丑的过度渲染其实是不对的,这不利于我们对历史真实事件的正视,以及民族高贵精神的养成。直面真实需要高贵的精神,文学就是引导一个民族更加高贵和雅致,而不是别的什么邪恶的情绪。

另一路是虽然以写实的笔调书写现实,较多地反映真实的现实,有疼痛感,且关注小人物的命运,比如刘震云的写作。刘震云很真实,但却过于琐碎和细小,这也导致了刘震云避开了主要战场,比如《手机》《我不是潘金莲》等作品,就是因为太琐碎而失去了现实批判的真实深度。试想《红楼梦》如果避开贾政、贾母、贾宝玉、王熙凤等大观园的主角色,只是去写焦大、薛蟠等次要人物,那么《红楼梦》还是《红楼梦》吗?不面对大角色、重要角色,只是写边缘琐细事物,是不会构成重大意义的,也无法触碰到文学最核心的命题。这在本质上和阎连科面对“虚构现实”的强攻,是相似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还有一路是打着书写现实的旗号,干的是为意识形态做传声筒的活计。从抗战到建国后的很长时期,号召人们抗击外敌或肃清内敌,这种功利性、宣传式的写作,在民族危难之时,对唤醒民族的抗争是需要的,但那只是宣传,不是真正的写作。但是提倡者夸大了浅写作的价值,将浅写作夸为文学本身,这同样是不对的。但这种状态持续了一百多年,至今仍在提倡。政治投机几乎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一个侧面,忘记了文学的目的是什么,导致当今文学成就不高,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有高原无高峰”。一个时期的意识形态只是历史长河中很短暂的人文现象,在整个文学史中只是几片浪花而已。这一路写作典型的是大量的注水的报告文学,大多都是按政治正确的要求在塑造人物,文学的审美性尽失。

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面对文学史写作,必须对文学史负责;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关注当下,真实地书写当下。中国没有出现大作家,是因为作家不是面对文学史写作。真正的写作是深写作,个性化的写作,对生命感恩,对美好未来向往的,精雕细刻般的,精致的写作。我个人觉得,这是全媒体时代对写作提出的全新的要求,或者说,是技术手段倒逼作家必须如此,若还是依靠对现实蜻蜓点水式的低级的现实写作,或者说,还是靠对现实的夸张,用力地描写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来吸引读者,那么,迟早是被读者抛弃。全媒体时代,什么稀奇古怪的、闻所未闻的事不是每天在上演着,读者还有必要花费时间、精力去阅读你虚构出来的东西吗?

全媒体的特征是关注现实,参与现实,直接和现实对话,直接回应现实问题。在全媒体时代,我们应该看到文学的状态在拓宽,文学和全媒体的融合越来越快,过去那种依靠想象去构建、编织一个故事式的写作受到了挑战,写作和现实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应该引起我们作家的重视。好的写作和全媒体的特征在指向上一致的。

我们回过头看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这两本书在国内之所以受到热捧,就是它真实地记录了梁庄人在那块土地上的真实的生活,以及走出那块土地散落在各个角落的梁庄人的奋斗、挣扎。虽然梁鸿讲述的只是梁庄人,但是,这个梁庄又是具有无限意味的梁庄,梁庄人也是当下挣扎着的中国人的缩影。再比如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她将这个时代年轻人普遍的生活困境再现出来了。这个时代的利益固化,使得早年我们宣扬的依靠奋斗来改变自己命运变得滑稽而无奈时,这个小说,就代表了整个时代的一个情绪。

从批评家的角度来说,过去因为都是面对传统刊物,只要盯住那些大型文学期刊和几个重要出版社的重要作品,就基本上能掌握当前的小说创作走向,作出相对客观的判断。但全媒体时代,整个文学生态改变了,不是文学衰落了,更不是耸人听闻的文学已死了,而是文学在写作和传播上呈现出更为广阔和深邃的空间。现在确实不一样了,在“80后”这一批年轻作家的写作中,尽管还看不到文学的“大树”,但却形成了一片茂密的文学森林。进一步说,如今“80后”,不是文学有没有、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你看没看到的问题。尤其是网络的兴起,恰逢其时地让这一批“80后”的写作者们赶上了,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通过网络或新兴的传播媒介,如微信等平台,参与了我们当代文学的建构。这些“80后”写作者,在网络上已经得到堪称满足的写作快感,他们再也不像上几代作家那样在乎你什么杂志不杂志,发表不发表,纸媒在他们眼里,重要性已经衰退了。可以说是网络,改变了当代文学写作的大气候。——这个文章是一年前写的,但至今,我仍坚持这个观点。网络、微博、微信等全新的传播渠道,正在改变着当下的阅读模式,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作家们的写作。尤其是自“80后”之后的写作者,对新媒体的依赖越来越深,即便他们目前不少仍然还依靠传统媒体,但在传播渠道,主要阅读对象的选择上,都主要集中在新媒体。这几年是个创作呈现出高度的繁荣之态,我想,和诗歌便于在新媒体上的传播也是有着巨大的关联的。

所以,在全媒体时代,我们的作家要深刻思考自己的写作。今年,先锋文学三十年,不少在谈论先锋文学,我以为,真正的先锋是在一个普遍低迷的状态下,尝试一种全新的写作,而在当下,新媒体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机遇。

从批评的角度看,在当下这片茂密的文学森林里,就需要我们年轻一代的批评家有更开阔的视野和眼光。现在或未来批评家的职责,就该去到更广阔的全媒体里去打捞好作品,并大胆地宣扬全媒体时代的文学观,尽管这会更加考验批评家的眼光和智商。但是我们还是会欣喜地看到,年轻一代批评家已不再像上几代批评家那样,只关心主流刊物和出版物,他们已经熟悉或者正在熟悉全媒体这一新型的武器。

友情链接| 联系我们| 网站导航| 法律声明| 浏览建议 中国现代文学馆版权所有  隐私保护
京ICP备12047369号    京公网安备: 11040244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