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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时代的文学价值:新的“少数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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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请注意标题中的两个概念:什么是“全媒体时代”?我想起了德里克在讨论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时所提的“关系的现代性”(《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它既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也是政治无意识的,是媒体的、中介物的、技术的、器物的和日常生活的网。网状权力结构错综复杂,在它的笼罩下,相比单一的资本或政治权力,更为精细的微观权力正在重塑每个人,人的价值、伦理、情感方式、思考方式都面临变化,新的人格正在形成,某些人格正被极端鼓励,比如自恋主义。全球化也是这种“关系现代性”的表征,多极或多元的世界图景也与具体的个人、具体的文化、文明语境相关联。处在“关系现代性”之中的世界图景意味着多极化和去中心。

与之平行,文学在生产、阅读、批评三层面也发生了风尚之变。历史地考察“文学”的概念,今天我们理解的“文学”或“纯文学”是一种话语的现代性。具体地说,它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时期构建国民、黏合民族共同体有很大关系,也与五四之后中国参照西方模式构建民族国家,确立“中国”和“中国人”的主体认同有很大关系。时移世易,文学作为一种话语的现代性,与它所描述的对象的生存状态总是复调地交织在一起,文学消费、阅读趣味、权威批评发生变化,催生出消费主义读物、网络文学和新媒体阅读。资本的介入、精英文化领导权的旁落、媒体意识形态的控制、网络流行文化的强势崛起等等是可以梳理出的元素,伴随“关系现代性”而生的新的媒介传播方式正在改变文学本身。

“文学”能期待怎样的变化?如果承认文学也是一种文化权力,审美是权力关系下的产物,你会发现,这其中充满了等级制和“心智殖民”(德里克语)。纯文学制度是一整套发表、传播、评价的机制,只为少数人开放。在当下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当你通过手机或网络获得自由发表权的时候,主流话语仍然被掌控,你一张嘴发出的是别人的声音。中国想象”就是很好的例子。西川在《从写作的角度试谈中国想象之基本问题》一文中说,今天在写作中摆出一副批判的姿态而且“离地一寸高”其实不是逆行,而是顺行,因为大家都这么干:“当你悲伤于河南或者湖南或者海南的现实你流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的眼泪,当你反思和批判跌宕的现代中国政治生活时你使用保罗·策兰那罗马尼亚德语犹太人从回应纳粹屠杀时获得的语言。这已经几乎是当下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常态了。”普世价值不知不觉攫取了你的心智。新媒体的确是从前没有过的平台,可是平台上笼罩着新自由主义的穹顶,穹顶之下是市场神话,这就是当下媒体的主流价值观。写作往往标许对官方价值观的警惕和批判,却从来没想过这些不假思索的批判话语中的“中国”,有多少来自于对“普世价值”的道听途说。与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相关联的普世价值,文学上的主要症候是资本和现代主义文学所建立的一整套纯文学的标准,一种源自他人的美学趣味和语言方式,已经与我们的具体生存相脱节,沦陷为一种彻头彻尾的媚俗写作。“心智殖民”的方式,就是交出你自己,加入世界文学,加入世界文学中第三世界民族寓言书写的序列。

在此背景下,文学和大众的关系话题将被重新提起。表面上看起来,全媒体时代似乎降低了文学的门槛,文化民主化大大地向前推进,延安文艺的老问题解决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问题是否也能随之解决?技术的普及型是否带来文艺的普及?实际上,全媒体时代的大众,类似于《帝国》里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多数人”(multitude),而不是经典政治学意义上的“人民”和“大众”。它和“人民”“大众”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众多性,不依赖任何认同上的普遍性和统一性,而是生成于德勒兹意义上的特异性和多样性,它是由特异而多样的个体聚合成的多数人。这种“多数人”只有在互联网时代才有可能出现。全球流动散播各地、各种职业的个体,通过网络联合起来,替代了传统意义上的阶级认同和国族认同。全球信息时代,看起来人人都有表达的自由,但各有各的“萌点”,大众沦为小众。一方面信息无限开放,一方面极度圈子化。区别于“文艺大众化”,“多数人”在文学中的表现是类型文学,更精细的“分众”精准投射至更小规模的情感共同体,不再纠结和共享某个共同的文学标准,比如“男性向”“女性向”文学。在此意味上,原来的纯文学的精英趣味作为小众之一种得以保留,这就是邵燕君研究中提到的“纯文学网络移民”,是否能保有原来的文化领导权仍然值得观察。

不同于原来的“纯文学”/“大众文学”的雅俗二元对立概念,我想是否可以有一种新的“少数人”文学。“少数人”借用了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的表达,他称之为“无限多的少数人”,是指心中的理想读者。那么第一,这个少数人通向“多”,通向共识。这里的少数人与“多数人”不构成雅与俗的权力等级关系,少数最终通向的“多”,是普遍性意义上的诗歌和文学价值、普遍意义上能理解同一作品的审美与情感共同体,而非网络时代“分众”的“多数人”、部落化的类型文学。这实际是新的“少数人”文学如何构建文化领导权,它必须处理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原子化、个人化的时代,人和人之间如何重建相互关系?如何把原子化的个人重新普遍化?在“关系现代性”下谈文学,是想探讨,在社会流动性更强、生活碎片感更强的当下语境,文学可以通过何种方式重建和表述这种关系,如何促成新的共同体和价值观。换言之,“文学”在何种意义上能完成伊格尔顿所说的,“在一个分裂破碎的世界上,文学乃是少数这样的地方之一,这里某种普遍价值感仍可得到体现。”尤其在历史终结、原有的启蒙价值观失效之后,探讨伦理底线和重建价值共识的任务更加迫切。因此单纯意义上纯文学的“网络移民”和“美学殖民”可能还不够,而应该是一种新的阅读和写作方式、审美结构、文学想象力和价值体系的出现。类型文学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刘慈欣的《三体》,在架空的“第二世界”里重述当代历史,为“黑暗森林”立法,其想象力引向对道德、信仰问题的严正思考,和文明之间相处的道德底线。重建多数人享有和认同的文化、思想方式,远离现代普世价值内部的主奴陷阱,成为小说最主要的诉求。争议更多的《甄嬛传》,对当代人际关系状态更黑暗的描述,也可看成是这一时代焦虑的变形表达。核心价值重塑之外,“文学”对自身形式的关注点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是在修辞层面流行语、流行句式的出现,而是在审美趣味、叙事方法和情感交互模式等层面发生了整体变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直播体”小说的出现。郭圣龙的《何方神圣》,作者把网络在线发帖、跟帖的互动形式与传统小说叙事结合起来,大量的跟帖互动构成文本的网状叙事,和原有的故事复调地交织在一起。与此类似的跨界写作,在“非虚构”这个近年大热的文学类型中涌现最多,柴春芽的电影小说《蜂王的夏天》《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等,着眼于新媒体时代视频语言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叙事工具这一变化,将文字与视频、真实与虚构、故事与叙述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实验文本。文学的边界被拓展,变成一种崭新的制作工艺,甚至一种叙述技术的发明。

第二,谁来完成这种新的普遍性叙事?新的美学标准确立也依赖于“少数人”。“数字复制时代”,无数本雅明式的赝品被轻易复制出来,其结果就是文学场域里劣币驱逐良币;而将良币重新发明出来,重新流通起来,就成为眼下的当务之急。“少数人”或者良币的发明,不是权力等级意义上天然命定,而是变化和分化的,被写作、被思想、被批评所不间断、持续深凿出来。回忆80年代“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相较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陈旧话语,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在批评理论的倡导与创作的实践中逐渐建立,并构成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时过境迁,当昨日的先锋已然成为体系和成规,新的写作方式又必须被召唤。在今日,这种发明恐怕不仅是一种文学“趣味”的确认,也是保持心智独立,保持异质性、差异性的一种文明层面上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努力。它是对西方文学现代性的一种“替代”,其资源包括传统文学、本土知识系统、边地文学、先锋文学,是以建立在本土知识系统之上的写作、阅读上的原创性,对文学成规和中产阶级美学趣味说“不”,以对抗资本和消费主义文学的“心智殖民”。换言之,需要从本地生活生发的、富可能性的新鲜词汇、语言方式、当代文学和思想意识。所以西川说,“反过来想一下,中国问题为什么就不能也‘普世’一下呢?”本地生活的确提供了新思路。石一枫的《地球之眼》,就讲述了一个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典型故事,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小说想说,面对世界权贵资本运转的核心秘密,法律和信仰都无能为力的时刻,科技与底层的结合,能否提供解决财富不道德问题的新方案?这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天问。为西方普世资本主义提供新的反抗途径,这种可能性只能来自于本地生活,一个有着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和后三十年发展叙事双重遗产的当下中国,新的“时代英雄”、网络时代的边缘人物和技术独行侠安小男,最适合出现在此时、此刻、此地。中国的科幻也提供了更多的想象途径。西方科幻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母题是太空探索,它与西方殖民史、大航海和新大陆的发现等历史文化积淀密切相关,是在典型的殖民话语里讲述太空。近期因电影而大热的安迪·威尔《火星救援》里,火星是待开发的未知海洋,马克以《海商法》来定位和想象自己的火星巡游。而在中国科幻作家郑文光的《火星建设者》中,主人公怀着一种建设边疆的热情,要在一片蛮荒的土地上建设一个新的“新疆建设兵团”。大航海和建设边疆,两种文化的历史经验蕴含在各自的写作里。其实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找回自身的经验,重新构造我们的传统,并用重构的传统改写当下。所谓重构是指,今天谈论文化自立,谈论重新确认本土文化与知识系统来反抗“心智殖民”,决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意识到,所谓传统已经经历了上一世纪意识领域和政治变革领域的改写,也必须经由今天的问题序列和情感领域再次打碎、修补和整合。正如作家东君个绝妙的比喻当代文学是一张整容过的脸,“要把父辈的表情重新长回自己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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