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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丛刊》编辑推荐及评委投票，李怡《有张力的仙台叙述：鲁迅思想构形的基点》、吴俊《新大众文艺：文艺的创新形态与新时代中国文艺的新生态》、梁展《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融合进程——论徐盈的战时边疆和民族书写》、宋声泉《鲁迅〈文化偏至论〉蓝本考略》、杨慧《“东北”：一个民族复兴的隐喻——以夏衍抗战话剧〈离离草〉为视线》、来颖燕《上海现代性的另一种讲述方式——读陈冲〈猫鱼〉》、张晋业《1990年代的“世界”“中国”想象及其反思——以〈北京人在纽约〉为中心》等7篇论文获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度论文奖，其中来颖燕、张晋业的论文分获新作研究奖和博士生奖。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5年度论文奖授奖词
李怡《有张力的仙台叙述：鲁迅思想构形的基点》
论文跳出长期以来围绕“幻灯片事件”真实与否的争论，将问题从“是否真实”转向“为何如此叙述”，从而揭示出鲁迅仙台叙述中蕴含的丰富张力——个体与民族、耻辱与温情、批评与认同，多重矛盾交织共生，构成了鲁迅思想构形的原点。作者以现象学式的目光穿透史料迷雾，在“泄题”风波与“幻灯片事件”的有机勾连中，辨认出鲁迅如何将个人之痛与民族之痛熔铸为同一心理逻辑。李怡的研究不仅为理解鲁迅早期思想的生成机制提供了更具弹性的阐释框架，也为文学研究如何处理“叙述”与“真实”的关系，展示了极具方法论自觉的示范。
李怡（四川大学文学院）
1987年，我还是北师大一位本科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课堂上被王富仁老师的话惊住了：新诗史上有一位诗人，他的诗歌很难读懂，至今被人视作“诗怪”，他的文字扑朔迷离、诡异莫测……我想，但凡文学的表达，怎么就读不懂呢？于是，到处搜罗这位名叫“李金发”的诗歌，日夜捧读，想一探究竟。渐渐地，仿佛能够窥破了一些奥妙，在门窗的缝隙透过了些许的光亮。于是，捉笔下文，慢慢形成了一篇大胆立论的《李金发片论》，又在按捺不住的兴奋中，将稿子誊抄一份，投寄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什么是《丛刊》？因为对一位本科学生来说，完全没有什么核心、权威的概念，就是因为常常在图书馆的阅览架上看到这份杂志，取下来一翻，全都是现代文学的论文，没有哪个杂志如此集中地刊登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章了！北京西三环万寿寺，邮寄到这个地址，似乎理所当然。
稿子投出去了，兴奋一时的心情也就放平了，到后来，开始淡忘了这件事情。一年之后的1988年冬天，我在新街口中国书店闲逛，无意间瞥见了书架上一大叠《丛刊》，取下一本翻看，发现我的李金发论赫然在列，那份惊讶、喜悦简直就是从天而降。心跳之余，遍搜所有的衣兜，将架上的杂志尽数购入。
这是我与《丛刊》结缘的开始，那篇本科在读学生的文章怎么被杂志的编辑从一大堆的来稿中挑出，又不嫌粗糙地编入各路名家之列，真有点难以想象，对于今天“内卷”时代的在校博士、硕士而言，可能更觉得不可思议。但这就是《丛刊》的1980，也是我个人学术的起点。从此，我怀着景仰又好奇的目光仰视着这份杂志，直到将近10年以后，才偶然得知当年选编我文章的就是轮值编委钱理群老师。
其实，这就是1980年代我们《丛刊》初创的精神，对青年后学的无私的提携和爱护。当年在《丛刊》发表论文的本科生不少，仅仅在北师大，我知道的就有1982级的陈雷、1985级的杨葵，对学术创造，哪怕是还显稚嫩的学术创造的呵护是《丛刊》数十载坚持至今的珍贵传统。因为这一传统，我们现代文学研究从青春勃发到稳健强壮，直至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的一处伟岸的存在，也让像我这样渐近老年的作者也能不揣冒昧地添列一众青春壮年的学术队列，再一次被意外的奖励所击中。这样的奖励，与其说是对我论文的一种鼓励，不如说更带有浓浓的怀旧意味，它让我一瞬间时光穿梭，仿佛回到了1988年的岁末，回到了新街口的中国书店，我从书架上喜洋洋地抱回了一大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从1988到2026，我的三十八年匆匆而过，而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则早已经实现了樊骏先生当年的判断：我们的学科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在这条成熟的学术之路上，是《丛刊》的理想和追求修砌了前进的阶梯，扶助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在这里，我还是想用一个俗气的词语：感恩。这不仅仅是感激那些数十年为我们默默付出的编辑，更是感恩他们为中国学术执著的坚守，也感恩我们自己有了这一段生命的机缘，成为任何迷离岁月、百年变局中最珍稀的历史记忆。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5年度论文奖授奖词
吴俊《新大众文艺：文艺的创新形态与新时代中国文艺的新生态》
吴俊直面当下文艺研究最前沿的热点议题，以宏阔的理论视野回应了“新大众文艺”这一时代命题。论文从中国语境出发，系统梳理了从左翼文艺、延安文艺到新时代新大众文艺的历史脉络，深刻揭示了文艺生产力解放与制度保障之间的内在关联。吴俊将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等前沿话题纳入讨论框架，在技术迭代与人文价值的张力中，追问人的主体性何以不被遮蔽。论文既有历史纵深的梳理，又有理论建构的雄心，既回应了学术界的集体关切，也为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形态之变与生态之新，提供了一份兼具学理深度与现实关怀的答案，从而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富有历史纵深的思想资源。
吴俊（上海交通大学）
文学繁荣的话题是我们在很多场合都会说到的。文学怎样才能繁荣呢？从历史经验看，无非两个大条件：一是客观条件，一是主观条件。客观条件是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主观条件是创作者的实际经验内涵。
文学生产力水平对于文学创作具有最基本的决定作用。在文学史上，最显著的就是晚清民初纸媒生产勃兴的时代，为商业报刊和书籍出版的发达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支持，促使新文体、新文类爆发式增长，文学创作的生产力下沉到了社会基层，不再是少数精英士大夫的专利。这种客观条件同时赋予了文学创作更多的社会现实内容及经验可能性，通俗地说，写作者多了，作品的内涵必然更加丰富多彩。这也就满足了文学创作繁荣的主观条件。主观条件的满足，赋能的是生产力提升的作品质量。换言之，文学繁荣的主客观条件往往是可以相互成就的。
同样的例证在互联网时代又有了充分而显著的再现。网络写作催生的新文体、新文类别无二致地重现了纸媒早期的文学生态景观。虚拟现实的经验成为真实世界的有机构成，这同样成为创作者的实际经验内涵，构成了网络写作繁荣的主观条件。其中的相互成就表现为：网络技术成为文学创作的新质生产力，现实经验世界的拓展为内容生产提供了崭新的价值依据，于是，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再度合流，构成了文学史流变中的新时代。文学繁荣的程度真可谓今非昔比了。近年间，人工智能的迭代发展，更推升了技术条件与内容生产的进一步融合，文学生产的前景甚至已经超出了任何预言的可能性。但也可以说，生产繁荣到了极致的程度，是否意味着不确定性同步到来了呢？
这促使我们更深程度地考虑这个时代的新问题：当生产力发展到一个几乎是临界线时，人的主体性地位、人的福祉及未来，恐怕是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即文学繁荣的目的何在？
新大众文艺的意义在此就有所体现出来了。没有新质生产力的赋能，就没有所谓的新大众文艺；但新大众文艺的目的是为了体现、保障、提升社会利益和大众福祉，必须以目的来规范生产力的发展轨道。我以为这才是倡导新大众文艺的初衷。新大众文艺的利益归属不应该主要在文艺繁荣的现象上，而是应该在文艺的主体上，即大众利益的增值与共享。否则，新大众文艺也会偏离初心轨道，被技术化、商业化带坏了基本价值观。
很高兴我的有关新大众文艺的文章获得好评，并获得了《丛刊》的年度奖项。我愿意把自己的思考与大家共享。看到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看到主流朝向中的不确定性，应该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共同关注视线。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5年度论文奖授奖词
梁展：《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融合进程——论徐盈的战时边疆和民族书写》
这是一次极具方法论自觉的思想探索。论文以徐盈的小说与通讯为经，以民国边疆治理、民族调查、知识界论争为纬，绘制出一幅复杂而清晰的历史图景。作者将徐盈的写作置于美国边疆理论、孙中山民族主义、顾颉刚与费孝通的争论等多重理论脉络之中，使一位被文学史遗忘的作家，成为理解抗战时期民族认同建构的关键枢纽。从边缘处发现核心、从个案中提炼范式的研究路径，彰显出作者敏锐的问题意识与开阔的学术视野。梁展以扎实的史料钩沉与缜密的理论思辨，为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开辟了一条植根于本土经验的学术新径。
梁展（中国历史研究院）
今天能站在这里领取这份殊荣，我的内心充满感激与惶恐。首先，请允许我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的老师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为了拙文的刊发，你们付出了大量辛勤劳动，从审稿到编校，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你们的心血。同时，我也要深深感谢评奖委员会委员们的赏识，以及各位《丛刊》读者的厚爱。坦白说，这篇文章能够获得这个奖项，首先应当归功于你们——是你们的专业眼光和热情支持，让那段尘封的历史重新获得了被看见的机会。
去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于工作关系，我在系统搜集抗战史料的过程中，非常意外地翻到了一本1944年10月出版的旧书——《战时边疆的故事》。这本薄薄的小说集，最初只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我随手翻开，却没想到从此走进了一个被遗忘的文学世界。沿着这条线索，我一步步了解到活跃在1930至1940年代《大公报》的著名新闻记者徐盈，了解到他早年的文学活动和创作经历，乃至共和国建立之后他的种种遭遇。越深入，我越感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日子里，我们固然不能忘记那些在抗战前线浴血奋战的英雄，但同样不能忘却的，是那些冒着炮火、穿梭于战场和抗日大后方，用手中的纸和笔，唤醒民众团结意识、民族意识和抗日意识的文艺工作者。
徐盈，正是这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中极为杰出的一位。他学农出身，却在中学时期就加入左联，早早投入到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解放的时代洪流当中。抗战伊始，他不仅深入八路军抗日前线，更遵从党的领导，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国统区展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的足迹遍布西南边疆的彝族、藏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用文字谱写了一曲曲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生动画卷。他的小说融汇了新闻纪实、政论和文学虚构等多种文体，将写实与抒情相结合，集生活观察与理性思索于一体，既有深刻的感染力，又充满批判现实的精神，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学风格。然而，令人唏嘘的是，这样一位有血有肉、有担当有才情的作家，却始终没有进入主流文学史的视野。
近年来，文学界和史学界的一个可喜变化是，研究者的目光不再仅仅锁定于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人物，而是不断向下移动，开始关注那些过去不太受关注、甚至无人知晓的小人物，关注他们在艰难岁月里的苦难与欢欣、挣扎与坚守。徐盈虽然没有出现在文学史上，但他对80年前那场战争所发挥的唤醒民族团结意识作用，绝不可小觑。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一代文艺工作者，用青春和热血为民族存亡留下了最真实的证词。
今天这个奖，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份肯定，更是一种召唤。我愿与在座各位有同样意愿的同事们一起，继续搜寻这些文学史上被遗忘的人物，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补上书写普通民众生活和命运的那一课。历史的河流浩浩荡荡，那些沉在河底的沙砾，同样折射过太阳的光芒。
谢谢大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5年度论文奖授奖词
宋声泉《鲁迅〈文化偏至论〉蓝本考略》
宋声泉以扎实的考据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学术发现。论文首次确认金子筑水的《近代思想界之趋势》为《文化偏至论》的蓝本，解决了鲁迅早期思想研究中一个悬而未决的关键环节。通过中日文本的精细对勘，不仅还原了鲁迅“截长补短”的编译过程，更揭示了青年鲁迅如何在蓝本基础上注入个性化思考，将一篇日语文章改造为辞章凝练的古文。蓝本的发现破解了学界长期争执不下的“神思一派”“神思宗之至新者”等疑难用语，为理解鲁迅早期思想的生成机制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文本依据。这一发现的意义，为重新审视鲁迅早期思想与明治日本知识场域的关系，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宋声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2009年，硕士二年级，我在《丛刊》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到今年获奖，17年了。我在《丛刊》上前后发表过8篇文章。回头看，在《丛刊》发文章，就像竹子拔节。从硕士生到教授，我的每一步关键的成长，都离不开《丛刊》这片沃土。
获得“年度论文奖”，我特别开心。不仅说明我在进步，也说明我的进步被看到了。一直暗暗发力，摸索学术门径，今天，《丛刊》给我掌了一盏灯。人到中年，难免也曾孤独和犹疑，但在今天，我想说：潜心治学的回应，或许会迟到，却绝不会缺席。
这次获得的是“年度论文奖”。说到这儿，我想讲讲“年”这个字。在甲骨文里，“年”是人背着禾谷，是庄稼熟了，有了实实在在的收成。我写鲁迅《文化偏至论》蓝本考的过程，差不多就是这个字的具象化。2018年，刚刚出月子的妻子鼓励我一定不要为了她和孩子放弃教育部留学基金委的资助。我含着泪离开了北京，每天泡在东大的图书馆翻查材料。一册册地过手，其实大多数时间，无所收获，让我坚持枯坐的，正是家人期待的眼神。深秋的一天，金黄的银杏叶铺满了东大的校园，无意中，在每天的日课一样的看资料时，金子筑水的长文撞入我的眼前。正所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古人诚不我欺。那一刻，我体会到：来得容易的快乐，去得也快；延迟满足才是人间至味，寂寞沉底之后，浮上来的全是狂喜。
2018年，在白雪飘落的时候，我写完了蓝本考的初稿，但始终没有拿出来发表。我想，考证只是第一步。发现文本之间的关联，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我真正想搞清楚的是，1907年的周树人面对世纪末思潮冲击西方文明时到底做出了怎样的文化选择。我分明地感受到周树人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虽然以金子筑水为材源，但他的文化抉择远比金子筑水更加热血沸腾、惊心动魄。
直到去年，我好像明白了些什么。鲁迅有他的1907，我们有我们的当下。今天的世界，同样在经历深刻的文明转型，噪音比晚清只多不少。研究鲁迅，不是把他的结论搬过来用，而是学他那种敏感。对时代真正重要的问题，要有直面的勇气，要有独立判断的能力。想清楚了这一点，我便觉得，这篇论文不是我在研究鲁迅，而是鲁迅帮我确认了我自己。
拿到“年度论文奖”，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次性的肯定，更是一辈子的笃定——做学问这事儿，终究是长跑，不是冲刺。日复一日、不计较一时回报的专注，值得！冷板凳凉不了热爱的初心。在耐心稀缺的时代，要做不跟着噪音跑的事，要做值得用一辈子去做的事。
最后，谢谢《丛刊》，谢谢评委老师们，谢谢我的家人，你们让我坚信可以走得慢一点，一年一年，就弯腰、拾穗，腰上的背篓总会满起来的。
谢谢大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5年度论文奖授奖词
杨慧《“东北”：一个民族复兴的隐喻——以夏衍抗战话剧〈离离草〉为视线》
杨慧从方言字词的考辨中，触摸到一位江南作家与东北土地之间“近”与“远”的深情与怅惘；循着语言的线索，照见中韩人民如何在苦难中结成抗日共同体，如何以平等的乡音彼此相认；最终将《离离草》放回夏衍一生的东北叙事谱系，让一粒“死了的麦子”长成民族复兴的隐喻。论文史料扎实，语言优美，考据精微，饱含温度。由此，杨慧让文学史研究成为一种打捞，打捞被“失败说”掩埋的作品，也打捞一位左翼作家与风雪受难的土地之间深沉的精神互文，从而为抗战文艺研究开辟了新的阐释空间。
杨慧（南开大学文学院）
非常荣幸获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度论文奖，首先要感谢《丛刊》的肯定和支持，以及本文责任编辑的大力扶助。小文原稿较长，经过删改最终发表时仍有三万余字，《丛刊》能以宝贵篇幅包容如此长文，使得论文观点和重要史料得以充分展现，这是对作者最大的信任和尊重。发表之后，又有深具学术质量并精心配图的微信公众号文章推送，推送之后又有年度优秀论文评选。《丛刊》以系列策划活动培植、推广与鼓励论文写作，这种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格局、热情和事功，让作者与读者皆生古道热肠的感佩，并以写作和阅读襄助这一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为荣。
我有幸在2008年5月成为《丛刊》的作者，拙文《“现实”的诞生——再论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发表于当年丛刊的第3期，那时丛刊还是双月刊，责任编辑是刘慧英老师。论文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主要使用俄文原文与瞿秋白译文文本比勘的方法，力图揭示瞿秋白通过对苏联《文学遗产》杂志所载马恩经典文学理论以及相关研究的翻译、挪用与改写，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生动历程。这篇论文发表后，有幸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全文转载，这对我是进一步的鼓励，不仅初步树立了学术自信，更是感受到学术界的风清气正以及提携后学的敦厚公谊。
我现在也忝为人师，并常以当年从台湾辅仁大学黎建球校长那里聆听的教诲鼓励学生，即“我们有时候并不是缺少爱，而是缺少爱的体验”。我何其幸运，在学术道路的起点，就曾得到过很多师友、相识与不相识的前辈和同侪无私的关爱，这让我得以建立一个健全的学术人格，并以此为根基追求更有深度同时也更加切身的学问。我应该让我的学生也能有这样的幸运，这种学术的光亮和温暖应该不断传递下去。这也是我对那些已为人师的学生的劝勉。
古人说，道不远人。尽管兜兜转转，但真正的学术，最终还是会触碰并激发出研究者最深刻的生命体验，从而做出有关痛痒的学问。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学问是无待的，是超拔的，是让人不断成长并永葆青春激情的。对这样的学术境界，我保持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敬畏，并以自己微末的学术实践，获得些许心得。此次获奖的小文《“东北”：一个民族复兴的隐喻——以夏衍抗战话剧〈离离草〉为视线》，实为本人近年来所从事东北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而这一研究的发端，还要追溯到2008至2010年间我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进行博士后研究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白俄叙事的考掘与探索。东北往往是白俄中国流亡生涯的第一站，而他们日常化的存在，也恰恰揭示出晚清以降东北地区独特的历史命运和高度国际化的现实情势。借由白俄叙事的引导，我发现了越来越多被淹没在故纸堆中的东北叙事文本。大约是2018年，在基本结束白俄叙事研究后，我将研究目光从白俄转向东北，遂有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发表。而在此之前数年，我还曾发表了两篇有关“南洋叙事”的论文，二者同样是我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的研究成果。而正是从南洋这个深深扎根于中国东南沿海历史的独特视角，我不仅看到了“下南洋”民众的苦难、抗争与希冀，也获得了“跳出东北看东北”的契机。由此，东北对于我不仅是一个乡愁的印记，更是一个表征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符号。这样的视角和发现，让我的研究变得豁然开朗，也让作为一个漂泊异乡的东北游子的乡愁，在一个更开阔和稳固的历史与现实脉络中得以安放。我愿意研究东北，东北不仅是我挚爱的家乡，也不仅是一片仍未被深刻理解和尊重的热土，更是多难兴邦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隐喻。这也就是本次获奖的小文主标题的关切所在。在此我要感谢我的故乡东北，我以生长在这样一片厚重、坚韧、开放、豁达的土地上感到自豪，我希望能够步武前贤，继续为弘扬乡邦文化尽力。
最后我还要感谢夏衍先生，借用小文结语中引用的席勒名言，他是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之子，却并非亦步亦趋模拟现实的时代学徒，他凭借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沉的爱，关心东北这片陌生而亲近的土地，从而艰难地超越了那个时代。同时，浙江人夏衍先生对东北的关怀，也让我看到一个知识分子如何超越家乡的界限，以开放的目光去关心更广阔的中国与世界。德国的圣维克托的休格，一位12世纪的学者，有一句名言曾先后被奥尔巴赫和萨义德引用，我也以此作结并自勉：“觉得故乡甜美的人，尚是柔嫩的初学者；视每一片土地皆为故乡的人，已经刚强；而看整个世界都为异乡的人，才是完全者。”谢谢大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5年度论文奖·新作研究奖授奖词
来颖燕《上海现代性的另一种讲述方式——读陈冲〈猫鱼〉》
这是一篇以灵性照见灵性的批评之作。敏锐捕捉到陈冲写作中“不规则”的文学状态，循着陈冲记忆的纹理，来颖燕潜入由老照片、旧信件、家族往事与时代暗影交织而成的记忆密林。她看见，陈冲的叙述始终在“在场的”与“缺席的”之间摇摆，在“单数”与“复数”之间徘徊——欲说还休的信件涂改、被遗忘又被打捞的人生细节、从私人记忆深处生长出来的历史追问，因精微透彻的剖析而显影。论文始终保持着对文本的虔敬，让关于光影、关于记忆、关于爱与失去的絮语，在批评的透镜下显露出深邃的轮廓。
来颖燕（《上海文学》杂志）
感谢各位评委、各位老师，感谢我的责任编辑。我想我要感谢的不仅仅是因为你们让我此刻可以站在这里，更因为你们让我更加确定理论写作可以或者说许多时候是必须受到生命体验的驱使的。
刚刚接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是犹豫的。在《丛刊》的平台上，《猫鱼》会被“特选新作研究”这个栏目选做样本，我很意外。《丛刊》向来以史料研究和理论阐释著称，为什么会将取景框面向这样一本在属性里就标示着感性、肆意，而且作者的第一人设是电影明星的著作呢？
在茫然或者说挑战自己的勇气中，我愿意一试。虽然预设这是一趟艰难险阻的写作历程，但没有想到会充满惊喜和惊吓。我努力以自己特有的共情力去靠近它，同时发掘出它的文学史价值。我从来没有这么多次地修改过一篇文章，也没有遇到过这样责任心爆棚的责编，以至于文章的篇幅从原来的一万变成了两万。甚至在最后完稿的春节假期里，为了葆有安静独立的写作空间，只能选择去宾馆写。但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不断重勘这部作品和自己的内心，也越来越明白，《丛刊》为什么会选中《猫鱼》作为一个阐释样本。
文章最后的形制，成了在我规划之中又意料之外的样子——集结起我在文学、摄影、绘画方面的知识积累去深挖作者在艺术方面的成就和感悟；并不断发掘这部作品在坦诚的纪实性和令人惊艳的文字之外，对于上海近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叙述空白的填补。越发掘，我越意识到，记忆和史料犹如影像中阴影对高光的烘托——一切在场的会暗示缺席的不可言尽。而作者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深刻而独特地完成了一次对于上海现代性的另类讲述。身为一个上海土著，《猫鱼》呈现给我一个陌生的上海——“上海摩登”的前世今生，上海人的微末和开阔，上海在现代性和现代化的交叠中展现出来的推动历史进程的力量……我慢慢地在洞察力与感受力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见证了个体是如何与上海这座城市在精神特质上进行着互涉，这种互涉属于陈冲，也属于我自己。
许多人问我《猫鱼》如何定性？是非虚构、自传，还是散文？无解。但它的魅力正在于此——它是开放的，不受规训的，在文学史上，可以被悬置，也因此拥有着被历史化的无限可能性。这让我体会到《丛刊》的风格——在扎实之外的锋芒，在积累之上的拓展，以及从当代文学的不可划归和冒险中去重审中国现代文学之路。
这次写作治愈了我对于理论写作的成见。它是严肃持重的，也是欢愉鲜活的。再次感谢各位，让一个写作者在靠近另一个写作者时，认识到学术研究需要不断自我反省的问题意识，也需要一种浪漫情怀；史学性和文学性的深度和轻盈，可以且应当并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5年度论文奖·博士生奖授奖词
张晋业《1990年代的“世界”“中国”想象及其反思——以〈北京人在纽约〉为中心》
作者以现象级电视剧为切口，重返1990年代中国“世界”想象与主体认知的复杂现场。论文穿行于小说与电视剧的文本褶皱之间，精微地剖析了“去政治化”修辞策略下的政治无意识，揭示出“家庭—祖国”装置中情感的溢出与安放，在文本细读与历史分析的往返之间，勾勒出一幅1990年代中国文化心态的深层图谱。作为青年学子的力作，论文视野开阔、论证绵密，展现出扎实的史料功底，显露出敏锐的理论自觉。作者不满足于单向度的文本解读，而是将叙事实践锚定于“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寓言”的框架之中，为今日重估1990年代文化提供了富有生产性的批评路径。
张晋业（北京大学中文系）
非常感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各位评委老师和编辑老师的厚爱与鼓励。能够有幸获得《丛刊》年度论文奖博士生奖，对我而言，既是临近毕业之际的一个惊喜彩蛋，也是求学生涯中分量最重的一份肯定。
这篇讨论《北京人在纽约》的论文，是2023年春跟随贺桂梅老师“重返1990年代”时形成的。如果没有贺老师的鼓励与鞭策，我很难想象自己能够走出舒适区，涉足研究1990年代乃至当下中国的思想文化。写下这篇文章时，我还从未踏出过国门。而读博期间赴美访学，反而让我更加坚定了文中的判断。身处异国他乡，真正触动我的，不再是那些文化差异带来的冲击，而是一种愈发真切的体认：中国或许确实已然“化成现代”，“现代化”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彼岸，21世纪正在世界各地显影，而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总体性的发端之处。
面对又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文学研究的特质与特长，正迎来重新彰显的历史契机。当代文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时常是反常识的。立足当代性，一切既有的理论模式、思维范式，乃至幽微的文化惯习、情感结构，连同它们在研究者身上的踪迹，都不再理所当然，而是在历史规定性中建构、耦合而出的。这种唯物主义的反思性乃至自反性，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能动性内核，彰显着人文学相较社会科学的独特所长。它也提示着我们，在常识理性外，也需要为那些超越性的改造世界的探索，为那些形成新的公共性的顽强渴求，保有一定的空间。正因如此，在学科建立之初，当代文学才会被放置在火车头、排头兵一般的重要位置。
《丛刊》始终高度重视文学史料的整理与文学史研究的推进，始终细腻地追踪着当代中国情感结构的变迁，在坚持严谨的学术传统、学科规范的同时，又倾力于培养和扶持青年学人。可以说，《丛刊》持续葆有对现当代文学研究先锋前沿位置的高度自觉，于今依然为我们这些初入学途者树立着可供追摹的典范与标杆。更重要的是，《丛刊》由此润物无声地凝聚着一代代良性的学术共同体。今日若要兼具批判性和生产性地推进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思考，以切实回应当下世界与中国的现实局势，除了否定性的解构，或许我们更迫切需要的，是生产性地在新的高度上寻找或创造新的阵地。我想，《丛刊》也正在为我们寻找和创造这样的阵地，搭建着新的沟通平台与对话空间。
我会继续在通过现当代文学研究认识中国与世界的路途上努力前进。再次深深感谢《丛刊》，感谢老师们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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