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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与“行”——鲁迅生命观与文学观的互动
[ 作者:张洁宇] [ ]

内容提要:“活”与“行”是鲁迅生命观与文学观两个重要支点。麻木苟且的“生”不是“活”,只有“行”才是“活”的方式与证明。对鲁迅本人而言,这个“行”包含了写作、翻译、讲演、编刊等一系列与社会现实短兵相接的斗争实践,其中,写作则是最重要的部分。无论是“野草”式的自省还是杂文式的社会批判,其本质都是鲁迅用以肯定自我生命并以此生命直接与现实环境相搏击的一种实际行动。“活”与“行”共同支起了鲁迅“为人生”的文学理想。

 

关键词:鲁迅  生命观  文学观  《野草》  杂文

 

一  从“青年必读书”说起

 

1925年2月21日,《京报副刊》“青年必读书”征求专栏上刊登了一封来自鲁迅的回信。关于“必读书”,鲁迅的回答其实只有两句俏皮话:“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他那段后来十分著名的“附注”,相比之下则要详细而严肃得多。正是这则附注引起了当时舆论界乃至此后多年间有关鲁迅思想的强烈反响和争论。尤其是那一句“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更是让“本来就十分热闹的论争更加激烈”,甚而延续至今,“成为争了八十年尚无定论的一场学界公案”。这也正是鲁迅所自嘲的“华盖运”的开始。1925年年底,他在《华盖集·题记》中说:“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那些“骂信”,多是指责他的“偏见的经验”,并“为中国书打抱不平”的,除了愤愤然于鲁迅的“武断”、“浅薄无知识”之外,甚而有斥之为“卖国”的无稽之谈,指责他“有误一班青年,有误中国”。对于这些言论,鲁迅虽也“退让得够了”,但还是写了两封回信,对那些完全没有看懂他就仓促批评甚而人身攻击的“骂信”予以还击。在回信中,鲁迅对于“附记”的本意本来是可以稍做解释的,但以他的性格,一是越在挨骂的时候越不屑于解释,二来对于这班或是居心不良或是真的浅薄无知的对手,他也觉得并无解释的必要。即如他在信中所说:“而且,也不待你们论定。纵使论定,不过空言,决不会就此通行天下,何况照例是永远论不定,至多不过是‘中虽有坏的,而亦有好的;西虽有好的,而亦有坏的’之类的微温说而已。”从这句不算解释的解释中不难看出,鲁迅对于思想界学术界的各种“微温说”早已深感不满,而这大概也是他故意在“必读书”问题上采取极端之言的原因之一。

其实,只看到鲁迅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就以为他真的在说“读书”的问题,那就从根本上错解了他。多年以来,所有关于“青年必读书”的未竟的争论,其实都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鲁迅的意图。“附注”的核心并非在“书”,而是在“人”;鲁迅关注的问题也并非“读书”,而是要“活”。因为,“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这也正如鲁迅在对“骂信”的回复中所讥讽的:“我虽不学无术,而于相传‘处于才与不才之间’的不死不活或入世妙法,也还不无所知,但我不愿意照办。”

鲁迅的逻辑是清楚的:书有两用,一是教人“言”(文字),二是教人“行”(思想),但归根结底,读书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中国书多让人“与实人生离开”,读了或可能“言”,却未必能“行”;而外国书“与人生接触”,读了让人“想做点事”。而至于为什么中国书就是教人能言而不能行的,他在一个多月后的一篇杂文里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书里的“教训”往往让人“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这就是所谓的“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而在他的认识当中,“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苦,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所以,鲁迅在“言”“行”之间明确选择了后者。在他看来,至少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否能“行”是直接关乎“活”的问题的。能“行”才能“活”,能“行”才能“改良这人生”,在真正意义上成为“活人”而非“僵尸”;而“活”的意义也就在于“行”,一切空言、苟且、麻木、停滞,都是“不死不活”的“死相”。很明显,鲁迅借“读书”之题,谈的其实是人生哲学。而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读书”(进而至“写作”)都与“人生”发生了联系。这是启蒙主义的基本思路,也是鲁迅本人对于人生与文学之间关系的一种基本理解。

“活”与“行”的问题是鲁迅生命观与文学观最重要的两个支点,它们共同支起了鲁迅“为人生”的文学理想。这个贯穿性的核心问题不仅时时出现在鲁迅的写作和思考中,甚至还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里。例如他在1925年春天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北京暖和起来了;我的院子里种了几株丁香,活了;还有两株榆叶梅,至今还未发芽,不知道他是否活着。”这里所说的“活”,也多少有一点话里有话,让人不禁企图探究其中对于人生的深寓。

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当然不可能仅仅把这种思考停留在抽象的理论或日常生活的隐喻层面。在他更为丰富的文学性写作中,这个重大问题便以文学性意象等方式出现了,尤其集中大量出现在“华盖运”时期的《野草》当中。

二  “我只得走”与“我将烧完”

《野草》是鲁迅最集中讨论生命哲学的文本。“一丛野草”包含了“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等诸多人生的重大话题。而就在他最常论及的“生”与“死”之间,鲁迅创造性地引入了“活”与“行”的问题。

与“死”相对的“生”,是一种客观性的生理状态,但这种“生”并不等于鲁迅所说的“活”。在鲁迅看来,苟延残喘不是“活”,只有“行”才是“活”的方式和证明。而这个“行”,对鲁迅本人而言,则包含有写作、翻译、讲演、编刊等方式,总之即是一种与社会现实短兵相接的斗争实践。没有此类斗争实践,就不能算是“活”的状态。即如他1927年5月在广州编定《朝花夕拾》之后所写到的:“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这句话看似平淡却深藏着痛苦与无奈。身处“四·一二”之后的广州,鲁迅即便是痛定思痛也仍然无法发声,编旧稿看似“总算也在做一点事”,但在内心之中,他却将之清醒地归为“虽生之日,犹死之年”的非“活”状态。因为在他眼里,一个写作者不愤怒、不发声、不写作,就算不上是“活”。同样的,当晚年的他在病榻上醒来,感叹“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的时候,他的思路仍是那样一贯,即只有“切实”的“动作”和“行动”才证明了人的“存在”和“生活”。

类似的表达最集中地还是出现在《野草》中。在《过客》里,过客形象不仅在清醒、执拗、沉默、疲惫等方面体现着鲁迅本人的精神特征,更以其“我只得走”的人生哲学对鲁迅“活”与“行”的哲学做出了最好的诠释。过客的一生都在“走”,“从还能记得的时候起”,一直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这个看似无始无终的“走”,取消了具体的时空条件,成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行动,即“反抗绝望”、克服虚无的“行”。这个行为显然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悲剧精神。通过“行”(行动),人才能进入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悲剧困境,并展现出人类追求的意志和力量。过客的“走”由此获得了形而上的哲学提升,表现出强烈的质询、控诉的气质,而不安于承受和悲悼。亦如《铸剑》中的黑衣人、眉间尺,《非攻》中的墨子等人物一样,他们并不像希腊古典悲剧那样最终只能证明人的有限和孤独并最终转向神的皈依,因为鲁迅的悲剧哲学寻求的不是灵魂的平安,也不是悲剧的超越或者解脱,而是一种坚持战斗、“永远革命”的精神。

“我只得走”的过客哲学正是鲁迅以“行”赋予人的生命以“活”的意义的形象性表达。《野草》时期正是鲁迅翻译厨川白村的时期,厨川白村曾说:“俗语说,穷则通。在动作和前进,生命力都不够者,固然不会走到穷的地步去,但因此也不会通。是用因袭和姑息来固结住,走着安全第一的路的,所以教人不可耐。”这样的翻译,几乎很难分辨出究竟是厨川白村还是鲁迅本人的思想和语言。他们的观点显然非常一致,即认定只有“行动和前进”才是生命力的体现,一切无行动的空想都不能算是真正有意义的“活”。那种“因袭”、“安全”的“半死不活”,才是对人生最大的“误”。这是鲁迅人生哲学的核心基础,也是决定了他本人生活与写作方式的重要因素。

与“我只得走”的过客哲学相似的还有“我不如烧完”的死火哲学,他在燃烧与冻灭之间选择燃烧,拒绝温吞的苟且,实现了如红彗星般的生命的完成,摆脱了冻僵在冰谷里的那种不烧不灭、不死不活的状态。《过客》与《死火》的写作时间虽然相隔近两个月,两篇文字的风格和写法也大有不同,但在最关键的问题——“活”与“行”的思考——上却是完全一致的。死火决定用“烧完”自己的方式助“我”走出冰谷,过客也终将以“走”的方式跨越个人的生命之“坟”,走出一条真正的“路”。这两种方式归根结底是完全一样的,它意味着一种将个人的生命与现实历史相结合的愿望,通过“行”动,将个体生命赋予“活”的意义,以融入民族与文化的未来的方式,延续生命的力量,获得生命的真正价值。

《野草》中的类似表达其实还有很多。比如《死后》对身体“死亡”而“知觉不死”状态的深深恐惧,亦即对半死不活、想动而不能动的非“活”状态的恐惧。而在《一觉》中,经历了年轻生命的被害与牺牲、目睹了无数平民在战乱的中死亡之后,鲁迅却拒绝沉沦和颓唐,反而“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这正是鲁迅特有的思路和一贯的想法,即在绝望与绝境中陡然生出最强烈的反抗,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更焕发出“生”与“战斗”的力量。就像他在1925年元旦的深夜里写就的《希望》中所说的那样,虽然自知“身内的迟暮”,但因为“惊异于青年的消沉”,他说:“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他“放下了希望之盾”,要与这“暗夜”展开一场殊死战。这里,“行”的哲学又出现了。虽然“分外的寂寞”和绝望,但鲁迅还是选择放下有关希望与绝望的怀疑和挣扎,以肉搏的“行”打破暗夜,探寻“活在人间”的出路。迟暮的他不是不可以选择坐而论道、做青年的导师,但他却宁可勉力“肩起沉重的闸门”,因为他只愿以实际的“行”去引领消沉的青年,告诉他们这是唯一可能走出暗夜的方式。

从《希望》到“必读书”,从《过客》到《死火》,从《死后》到《一觉》……,鲁迅的思考与写作中始终存在着这样一条有关“行”与“活”的主线。这条主线,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式,即如他在《野草·题辞》中所说的:“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对于鲁迅本人来说,写作就是他的“行”,就如同过客的“走”或死火的“燃烧”,写作为他“过去的生命”“还非空虚”“作证”,也为他的人生赋予了“活”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所写的,就像是过客脚下的路或是死火发出的如红彗星一样的光,终将突破一己的生死悲欢,成为整个时代的声音。

这同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鲁迅在《野草》之后离开了北京、走向了杂文。他绝不可能在“六面碰壁”的状态下苟活,必然要以实际的“行”去呼应来自时代的要求,就像他自己给出的解释:“日在变化的时代,已不许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他势必要以新的写作和新的行动实践来为回应那个“日在变化的时代”。

三  杂文的美学:“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

离京南下、走向杂文,这是鲁迅在1926至1927年间做出的选择,同时也是他的人生道路与写作生涯的重要转折。

就在1925年的最后一天,鲁迅编定《华盖集》并为之撰写《题记》。这篇重要的文章被学界看作其走向“杂文的自觉”的标志。他说: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篇。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这段话道出了鲁迅对于他自己的杂文及杂文写作的认识。在他看来,杂文绝非“艺术之宫”里的装饰物或艺术品,也不是“文士们”赖以取得桂冠、成就功名的途径。杂文是如他本人那样“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人们的歌哭和悲欢,是他们“一部分的生命”,是他们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现实环境中的奋争。换句话说,杂文不是“创作”出来的,而是一种不得不然的生命的表达,所谓“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都是“活人”对于现实做出的真实反应。正如有学者所说:“随同‘杂文的自觉’一同来到的也是对自己人生境遇的自觉;对自己同这个时代的对抗关系的自觉”。“‘杂文的自觉’虽然是一种‘否定的精神’,一种批判、嘲讽和对抗的姿态,但他归根结底是一种对生命的肯定,因为‘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这里作为生活和生命迹象出现的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是他们的‘真的愤怒’。”

以写作为业的鲁迅,放下“创作”而将生命投入到“做这样的东西”中去,这个转变是巨大的,甚至体现了其文学观的改变。就像他在同时期所写下的也曾引起广泛争议的《我的失恋》里所传达的那样,他不再遵循以高雅、尊贵、优美的文学批评标准,面对文坛上备受推崇的“百蝶巾”、“双燕图”、“金表索”和“玫瑰花”,他却报之以“猫头鹰”、“冰糖壶卢”、“发汗药”和“赤练蛇”这样一类不登大雅之堂也不求名留青史的“野草”和杂文。这些不美、不雅、不高贵的作品,追求的完全是另一种价值,它们真挚、现实,与写作者的生命血肉相连,就像“野草”一样,只为“曾经存活”的生命“作证”,而绝不成为地面上的装饰。

在这个意义上,杂文与“野草”一样(甚至更加彻底),都是鲁迅不得不然的写作,这种写作就是鲁迅直接用以完成自我生命的最重要的方式。鲁迅曾将自己的杂文称为“无花的蔷薇”,蔷薇而无花,即去除了娇艳之态,所剩仅有尖刺而已。他是非常自觉地把自己的杂文定位于这样一个拒绝装饰、毫不妥协的“刺”的形象上,难怪他的知己瞿秋白也以“匕首”和“投枪”来强调其锋利尖锐的特征。“无花的蔷薇”与“野草”的一致性在于,它们都体现了鲁迅对于文学审美标准的刷新与革命,它们都不是以“美”和“不朽”为理想的写作,它们追求的都是野草般似弱实强、贴近泥土的生命力量。无论是“野草”式的自省还是“刺”一样的与现实的针锋相对,其本质都是写作者鲁迅用以肯定自我生命并以此生命直接与现实环境相搏击的一种实际行动。这样的写作必然不是随意的、敷衍的、可有可无的,也必然是不具有妥协性和粉饰功能的,它们一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社会意义,另一方面又因与作者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因此最终指归于自身,成为作者本人“活”与战斗的方式。

这并不是要否认或贬低鲁迅作品的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并不是说他的写作仅是一种自我的抒发,这里一再强调其写作与生命的关系就是为了说明,“行”与“活”是如何在鲁迅的写作中获得了实践的可能和意义,这也体现了鲁迅的生命观与文学观之间的独特联系。之所以说它独特,是因为相较于为数并不少的仅将写作视为一种职业、仅将作家身份作为人格面具之一的写作者而言,鲁迅的文学观不仅刷新了审美标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道德的高度。鲁迅求“真”的文学观是具有某种革命性的,在这个问题上,他至亲的兄弟周作人恰恰与之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

所以,正是在杂文中,鲁迅终于将“必读书”中被“行”击败的“言”,成功地通过他自己的写作,改造成了“行”本身。“杂文变成了语言中的行动和实践意义上的形式。这种文学自我否定的痕迹,本身又是现代性文学性的实质所在。为了‘活人’,鲁迅可以不要‘作文’,但‘活人’只要活着,就会发出声音,就会哭、笑、怒、骂,就会挣扎和战斗,就会有‘活人的写作’出现。这同鲁迅关于杂文的种种自觉的考虑、表述和实践是一致的。”借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杂文的美学就是那“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它的“美”来自于“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的真枪实弹的战斗,它永远不可能被归于优雅的、出世的“美”的类型,而必以其“凝血”的“花纹”成为每个执着于现实的“活人”的生命的“瘢痕”。因此,“鲁迅杂文世界的两极,一是那种体验层面的抵御‘震惊’的消耗战和白刃战,一是一种‘诗史’意识,一种最高意义上的为时代‘立此存照’,为生命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意识。”杂文的美学就是“行”与“活”的特殊美学,杂文的写作就是鲁迅以个体生命介入历史的最直接的方式。

这同样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鲁迅会把一些通信、随感,以及《青年必读书》这样一类看似完全不像“文”的篇章也编入杂文集:就因为其“真”的意义以及它们与作者的生命联系赋予了它们以特殊的价值,这个价值的判断取代了对它们是否像是一篇文章的判断,而将之编入集子的行为本身也就是对其作为一篇合格杂文的确认。换句话说,鲁迅是通过“写”与“编”这两个步骤完成了他对杂文美学的确认,这个确认本身就是对于“美”的成规的藐视和颠覆。

应该说,这些已不仅是对杂文这种文体的理解问题,更深刻地包含了鲁迅对于文学、写作及其与人生之间关系的看法。鲁迅一生坚持“为人生”的现代文学观,但笼统的“为人生”毕竟不能涵盖鲁迅复杂而独特的文学理想和实践,或许,将“为人生”具化为“活”与“行”的文学观,更能具体呈现出鲁迅“活人的文学”、“行动的文学”、“反抗绝望的文学”,以及“拒绝忘却的文学”等丰富立体的面向。

四  文学与革命:走出“苦闷的象征”之后

对于鲁迅的人生哲学,学界已有深入的研究。解志熙先生对其思想中的存在主义因素就曾有过精彩的分析,他说:“对于个体的必死性这一不可超越的事实,任何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理想都过于简单化,因而都意味着对这一不可逃避的必然性的逃避。鲁迅的真正深刻处在于,他不仅无畏地正视死亡这一必然的境遇,而却进一步从死亡这一本属将来才会发生的事实,回溯人的当前和过去的存在,并据此来筹划人的未来,从而深刻地发掘出了死亡在人的生命存在中的本体意义和创造功能。……死亡贯穿于作为现存在的人生‘过客’的全部生命过程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这个角度看,死亡对于现存在的人来说就是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对于现存在的人来说,已经发生的死亡就是他过去的生命。‘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鲁迅在《野草》开首就这样说。但鲁迅对此珍惜而并不痛惜,因为虽然死亡是生命的虚无化(否定),但虚无化总是对存在的虚无,所以恰恰是死亡向人证明了他的生命曾经存在过……。显然,在这里,死亡有一种使人体验其生命存在,确证其存在价值的功能。也正因为如此,鲁迅会对正在走向死亡的现在持一种积极主动坦然承担的态度……。”的确,鲁迅对生命的肯定是建立在正视死亡的基础之上的,就像他对绝望的反抗是建立在对希望与绝望之为虚妄的认识之上的。因而,他始终强调“行”的意义,就是在破除希望与绝望的二元对立,将之进行某种转化;同样的,“行”也始终被他放置于生死两端之间,面对死亡,将懵然的生理意义上的生命锻造成为真正具有精神意义的“活”。尤为独特的是,鲁迅的生命观并非“生—死”或“生—行—死”的过程,而是“死—行—生”的过程。也就是说,必须以“行”的实践将“过去的生命”以文学(或其它“实有”的方式)确定下来,在不断的对死亡的承担中,才能真正认识和体验到原来生命“还非空虚”。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生命哲学不仅是“向死而生”,同时更是一种“行动”的“向死而生”。

很显然,作为“行”的文学在鲁迅的生命中具有最为重要且无可取代的地位。这不仅因为文学是他认定可以“改造国民灵魂”和“改良这人生”的正确方式,同时对他本人而言,文学也是他用以肯定和完成自我生命的唯一途径。这一点,从与他有着灵魂共鸣的厨川白村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曾说:“正因为有生的苦闷,也因为有战的苦痛,所以人生才有生的功效。”“生是战斗”,“‘活着’这事,就是反覆着这战斗的苦恼。……在伏在心的深处的内底生活,即无意识心理的底里,是蓄积着极痛烈而且深刻的许多伤害的。一面经验着这样的苦闷,一面参与着悲惨的战斗,向人生的道路进行的时候,我们就或呻,或叫,或怨嗟,或号泣,而同时也常有自己陶醉在奏凯的欢乐和赞美里的事。这发出来的声音,就是文艺。”这样的文艺观,无疑是与鲁迅高度一致的,甚而言之,这种认识上的一致应该正是推动鲁迅亲译《苦闷的象征》的原因。

但是,鲁迅毕竟是鲁迅,他虽博采各种思想资源,最终却必然要结合他本人的现实境遇与生命体验、结合时代历史与现实环境,方才形成他自己的思想与文学。换句话说,他是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实践对其思想资源进行了重要的内在转化。因此,无论是存在主义还是厨川白村,都通过了鲁迅的生命体验这一熔炉,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思想和表达。在鲁迅这里,文学是生命的痕迹、是“苦闷的象征”,同时也是时代的“立此存照”,文学的两端不仅联结着生死,同时也联结着个人与时代。

与厨川白村的相遇发生在鲁迅文学观念的转型期,而在这个转型之后,鲁迅的文学理念与实践又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与新的变化。(这也恰是因为写作是他的“活”与“行”,所以他的写作不可能停滞和凝固,而必然要随着他生命体验的丰富变化而变化。)1927年之后,政治形势的变化与革命文学的兴起都深深影响了鲁迅的写作,即如瞿秋白所说的:“正是这期间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他才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与《野草》相比,杂文不再仅仅是“苦闷的象征”,而带有了更强烈的战斗性和革命性,也更具有为时代“立此存照”的“诗史”意义。但同样重要的是,在长期而大量的杂文写作中,鲁迅仍然坚持他独特的写法,即“那种经过私人问题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的笔调”。对此,瞿秋白总结说:“历年的战斗和剧烈的转变给他许多经验和感觉,经过精炼和融化之后,流露在他的笔端。”这其实也可以看做是对鲁迅写作观念与实践的一种总结。如果将鲁迅的写作不分文体或时期地整体来看,正可看到他是如何在写作中投入自己的现实经验与生命体验,又是如何将写作置于生命与生活的首要位置。无论是富于艺术美的散文诗还是强调斗争性的杂文,究其根本,都是他本人作为“活人”发出的声音和做出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从《野草》到杂文的风格转变,还是杂文内部从《新青年》时期的文明批判、社会批评进而到逐步接近左翼文学潮流的思想发展,都是作者的经历与思想变化的痕迹,其间具有鲜明的一贯性与一致性。在我看来,把握住这一点,就是把握了鲁迅生命观与文学观的核心问题,也就把握了理解鲁迅思想与写作的钥匙。

 

注释:

 

王世家:《编者说明》,《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参见王世家编《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中《我希望鲁迅先生“行”》、《偏见的经验》、《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熊以谦致孙伏园》等篇。

鲁迅:《报<奇哉所谓……>》,《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七卷,第264页。

鲁迅:《报<奇哉所谓……>》,《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七卷,第264页。

鲁迅:《忽然想到(五)》,《华盖集》,《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4—45页。

鲁迅:《北京通信》,《华盖集》,《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6页。

鲁迅:《题辞》,《野草》,《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63页。

鲁迅:《“这也是生活”……》,《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6卷,第624页。

10 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第94页。

11 鲁迅:《<野草>英文译本序》,《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365页。

12 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性与语言政治(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1期。

13《华盖集续编》中有《无花的蔷薇》、《无花的蔷薇之二》、《无花的蔷薇之三》、《新的蔷薇——然而还是无花的》等数篇。

14 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性与语言政治(上)》

15 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性与语言政治(上)》

16 解志熙:《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107—1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17 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文全集》第2卷,第225页。

18 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文全集》第2卷,第237页。

19 何凝:《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杂感选集》第111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0 何凝:《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杂感选集》第115页。

21 何凝:《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杂感选集》第117页。

 

[张洁宇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邮编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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