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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洋 | 严家炎先生访谈录
[ 作者:李浴洋] 来源: [ ]

2021年10月,严家炎先生荣获“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


编者按

2020年,在《严家炎全集》出版前夕,受《现代中文学刊》杂志委托,李浴洋博士专访了严家炎先生。严家炎先生在访谈中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谈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方法与治学态度以及对现代文学之起点等重要问题的看法,均能予后学者以深刻启发,从中亦能感受到严先生严谨求实的学术品格。访谈原刊《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6期,发表时题为《十卷〈全集〉  求实人生——严家炎先生访谈录》。值此严家炎先生90寿庆暨“求实——严家炎学术文献展”(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开幕之际,我们特此推送,以表达对于严先生的敬意,并且期待从严先生的思考中获得持久的启示。

 


严家炎先生访谈录

 

李浴洋


 

严家炎先生是当代著名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教育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泰斗、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代表人物。严先生1933年出生于上海宝山,1950年考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1956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为副博士研究生,1958年肄业,留校任教,从此开始了超过一个甲子的学术与教育生涯。在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五四”文学思想研究、鲁迅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等方面,严先生都做出了突出贡献,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成熟。同时,他还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发表了大量影响深远的评论文章。严先生先后出版了《知春集》《求实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金庸小说论稿》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等著作二十余种,主编或者参与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新感觉派小说选》与《穆时英全集》等。2005年,严先生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在研究与教学以外,严先生承担了学术界与文艺界的诸多组织、领导工作,历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1984—1989)、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1985—1997)、北京市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1988—2003)与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1990—2002)等职务。

 

日前,收录了严家炎先生毕生学术精华的《严家炎全集》编纂完成,即将出版。这是严先生首次系统整理自己的学术著作,也是他对于自己一生学术思想的郑重总结。《全集》包括《考辨集》《知春集》《求实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论鲁迅的复调小说》《金庸小说论稿》《问学集》《朝闻集》《随笔集》与《对话集》等十卷,共计230万字。

 

在《全集》问世前夕,我到严家炎先生的寓所,对他进行了为期半天的访谈。访谈得到了严夫人、作家卢晓蓉女士的大力协助。访谈整理稿已由严先生本人审阅。

 

李浴洋(以下简称“李”):严老师,很高兴有机会在您的全集问世前夕向您求教。尽管此前您已有自选集性质的著作(例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严家炎自选集》与《中国文化书院八秩导师文集·严家炎卷》)问世,但据我所知,即将出版的十卷本《严家炎全集》尚属您的学术著作的首次系统整理。这套大书的缘起与具体编纂过程是怎样的?

 

严家炎(以下简称“严”):前些年汤一介先生创建的中国文化书院,决定为书院聘请的年满七秩、八秩、九秩的导师,每人出版一本选集,至今已经出了几十本,其中也有我的一本,就是你提到的《中国文化书院八秩导师文集·严家炎卷》。他们与新星出版社多有合作,2017年主动推荐我到新星出版社出版一套文集。

 

当时我和卢晓蓉在温哥华,和子女居住在一起,得知这一消息很高兴。在我的印象中,新星出版社是一家很有活力的出版社,出版过不少学术好书。在那里出版我的文集,让我非常放心。

 

2021年10月,严家炎先生与卢晓蓉女士在北京大学“严家炎学术思想暨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开幕式上

 

从1980年的第一本书《知春集》以来,我自己曾经出版过二十二本书(有的以不同的题目再版过,但实际上只有二十二本)。其中,《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金庸小说论稿》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三本是著作,其余的都是一些学术文章的集子,而且厚薄不等,书名的含义也各不相同。

 

这次整理出版,我估计了一下,自己几十年写了近400篇文章。你说得对,这次是我首次系统整理它们。我原本希望叫做《严家炎文集》,但最近接受了社科院文学所李建军研究员的建议,改为《严家炎全集》。但无论是“文集”还是“全集”,这十卷本都说不上是“大书”,只能说略有系统性。

 

整理的时候,三本著作保留了原样,直接收录了。其余七本,情况则复杂一些。有的基本保留了原样,比如《知春集》;有的是这回根据主题或者文体新编的,比如《考辨集》;还有的虽然保留了原来的题目,可是内容做了较大的调整,比如《求实集》,这是因为当初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后来有些已经移入其他书里了。《全集》当然不可能收全所有文章,有的文章我自己一时也记不起来了,只能留待再版时补入。

 

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决定出版《全集》时,北大中文系正好对退休老师有个优惠政策,每人出版一本书补贴5万元,两本10万元,上限是10万元。系里得知我在新星出版社出版,就给他们汇去了10万元。这些具体事务都是请文化书院的江力先生帮忙办的。

 

:您在全集的序言中写道:“纵观几十年来的教学与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您特别介绍说,自己“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而谈到您1960年代的学术贡献,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关于柳青《创业史》的评论。那么,能否请您讲一下当时对于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

 

:这个问题我确实很早就开始思考了。早在1962年,唐弢先生组织我们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我就利用一次休息的机会,向当时与会的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提了一个问题:“黄遵宪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中,已经提出了‘言文一致’、倡导‘俗语’(白话)的主张,这跟胡适三十年后的主张是一样的,我们的文学史可不可以直接从黄遵宪这里讲起呢?”林默涵摇摇头,回答得很干脆:“不合适。中国现代文学史必须从‘五四’讲起,因为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已经划了界线:‘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以后才是新民主主义。黄遵宪那些‘言文一致’的主张,你在文学史《绪论》里简单回溯一下就可以了。”我当然只能遵照林默涵的指示去做,这就是“文革”结束后到1979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绪论》里的写法。

 

2016年3月中文系部分师友聚会,坐者自右起钱理群、孙玉石、王信、严家炎、陈建祖、谢冕、陈素琰、张菊玲、卢晓蓉。立者自右起陈晓明、李今、高远东、方锡德、解志熙、李晓桦

 

我在《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在何时?》这篇文章中,提到了这段往事。《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以后,我因为忙于其他课题的研究,所以没有再就这个问题专门写文章。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却没有因此而停下来,而是一直思考到21世纪初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时为止,并且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提前了三十年左右。

   

:说到唐弢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您曾在一些回忆文章与访谈(比如《悼念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唐弢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与《从“春华”到“秋实”——严家炎先生访谈录》)中谈到当初与他合作的情形。唐先生专门请教育部“扣下”即将出国讲学的您。在此之前,您和他有过交往吗?唐先生为何指定由您参加这部文学史的编纂呢?

 

:六十年代编教材,北大负责编古代文学史(与中山大学合作),主要有游国恩、林庚等教授参与。北师大负责编现代文学史,参加者有李文葆、杨占升等,另外还有北大的王瑶、我,武汉大学的刘绶松,山东大学的刘泮溪,厦门大学的万平近,华中师大的黄曼君。事情上马后,进度不理想,北师大党委提出有困难,认为自己实力不够,要求请文学研究所唐弢来。唐弢来后,就确定了唐弢当主编,王瑶等为编委,王瑶、刘绶松、刘泮溪、路坎和我是责任编委的阵容。在唐弢的主持下,后来的确比较顺利。

 

我当时正由教育部派到匈牙利布达佩斯讲学,五天后就要走。唐弢听说后,让教育部把我扣下,不肯放我走。这是因为唐先生曾经读过我此前刊发的一些文章,觉得我写文章比较认真,责任感比较强,这样我就留下来了。在这之前,我和唐先生倒没有什么交往,后来因为在一起工作,来往自然就多了。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至今都时常想念他。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开始,研究与写作文学史就成为了您的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2010年,您主编的三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与您和唐弢先生主持编纂《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同类著作尚且不多,不过您在2002年启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时,学界已经问世了若干现代文学史。那么,您为何还要在晚年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再编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主要创获是什么?是否还有什么遗憾?

 

:在高等教育出版社请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之前,我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了。

 

以前那套《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我的教学过程中发现了不少不足之处。比如前面提到的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还有因为“左”的倾向而埋没了不少好作家和好作品的问题,比如晚清时期的作家和作品,比如“新感觉派”的作家和作品,比如沦陷区的作家和作品。再就是有些作家和作品,我们以前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比如四川的作家李劼人,比如以金庸为代表的现代武侠小说,还有港澳台文学以及华人在海外用中文以及外文书写的中国故事,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清理,才能尽可能地还原历史,呈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真实风貌。否则我们的文学史就是残缺的、偏颇的。

 

“严家炎学术思想暨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会议合影(北京大学,2021年10月)

 

关于这些问题,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之后的研究工作中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相当于为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奠定了学术基础。

 

就在那时,广东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学者,多次给我来电话,有时会讲很长时间,内容都是希望我能主编一套新的现当代文学教材,其理由是当时社会上流传了不少新教材,都有这样那样问题,老人十分焦虑。这也促成我接受了高教出版社的委托。

 

:此次收入全集的,有您的三部专著与七本文集。其中,三部专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与《金庸小说论稿》——都是研究现代小说的。而在您的文集中,也有大量文章与小说有关。您为何更多选择小说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这可能一方面与我早年就有的兴趣有关。我在青少年时代看过不少传统小说,高中阶段还写过短篇小说,如《巳生嫂》《不堪回首》等在上海《淞声报》发表。高中毕业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半年期间以及参加工作以后,我又看了不少中外现代小说。1956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入北大读副博士研究生,得到杨晦、钱学熙等名师指导,集中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他们开出的书单有150多本,其中大部分都是小说。

 

另一个原因是我在1958年提前走上教学岗位,给二十多名苏联、东欧、朝鲜、越南留学生讲课,开始从事近现当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教学与研究,主要也是以小说为主。

 

因此,1960年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出版,就引起了我的关注,并且从此奠定了我以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基础。

 

1998年5月摄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办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右三为金庸,右二为钱理群,右四为严家炎,右五为刘再复

 

如你所说,我做的小说研究的确比较多。《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是我满意的著作。后来我在北大主持过“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编纂,陈平原的第一卷在1989年已经完成,写得很好。1990年,我们专门召开过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做了《试说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总体特征》的主题发言。但我负责的第二卷却始终没能完成,原因是那段时间我还有另外的课题要做,精力难以集中,而且有些资料始终不易找到。不过好在有些原本计划写入的内容,我都分别写了文章,所以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当然,我也同时关注其他文体的发展动向,包括新诗、散文、章回小说,等等。还有比如对金庸小说的研究,对二十世纪旧体诗词的看重,我应当都是比较早的。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我们就引进了三位现当代作家的旧体诗词,他们是鲁迅、聂绀弩和牟宜之。把旧体诗词写入现代文学史,这是我的自觉尝试。

 

:您的小说研究,不仅高度关注经典作家(譬如鲁迅、老舍、丁玲、柳青、姚雪垠、王蒙与金庸),还十分留意发掘那些被遮蔽与遗忘的作家。诸如“新感觉派”、彭家煌,以及部分“京派”作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您的研究而进入文学史视野的。能否请您谈一下您在这一方面的工作?例如您是如何意识到“新感觉派”的意义?怎样编选《新感觉派小说选》并且开展研究的?

 

:“新感觉派”这个小说流派的确是我首先发现的。1983年,我便编选好了《新感觉派小说选》,交稿给出版社。但因为碰上了“反精神污染”运动,出版社比较谨慎,一直压到1985年才正式出版。

 

在“新感觉派”的作家中,我比较关注,也投入较多精力的是穆时英。我认为他是“新感觉派”的代表。穆时英曾是中统人士,“抗战”期间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当成汪伪分子枪毙了。我先是专门为他编过一本《穆时英·都市小说》,后来又和李今合作,编了三卷本《穆时英全集》。

 

1983年,严家炎先生正在讲授新感觉派小说

 

关于“新感觉派”,我的思考主要写入《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的“新感觉派与心理分析小说”一章。做研究要从原始文献出发,多看、多想。所谓“发掘”,是一个研究者的本分,是工作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事情,不必特别表扬。

 

:在研究现代小说的同时,您还大量阅读与评论当代小说,并且参与“茅盾文学奖”等奖项的评选。这是您与许多现代文学学者不一样的地方。通常认为,文学评论与学术史研究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请问,您是如何区分两者的?

 

:我历来认为,文学可以分期,但文学研究者必须知晓各个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唯有这样,才能开拓视野,打下厚实的基础。文学史和文学评论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在当代文学方面,我最初研究的是柳青的《创业史》,写了几篇文章。当时有100多篇文章批判我的“中间人物”论。1967年夏天我去西安时,柳青正受一点地方上的批判。他见到我,很高兴,请我到他家里吃西瓜,我们双方的关系相当好。后来他到北京看病,我也与徐民和(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一起去看望了他。

 

姚雪垠的《李自成》也深深吸引了我,我花了不少时间阅读,甚至还阅读了不少史料,包括明朝后期和末年的各种野史,撰写了《〈李自成〉初探》《气壮山河的历史大悲剧 ——〈李自成〉一、二、三卷悲剧艺术管窥》《长篇小说〈李自成〉的艺术贡献》与《漫谈〈李自成〉的民族风格》等评论文章。

 

记得在1993年年中,陕西省作协到北京举行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座谈会,我因此提前读到了这部小说,并且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心情很激动。当时卢晓蓉在香港工作,我忍不住给她打了长途电话,对她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最近出版了一部了不起的好小说!”卢晓蓉至今对此还记忆犹新。遗憾的是,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来得及对《白鹿原》进行专题研究,写出评论文章,但它在我心中的地位是永远不变的。我前几年在温哥华时,还和卢晓蓉一起看完了电视剧《白鹿原》,这是近年来很少有的事。

 

早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我就注意到了他的小说。不仅购买和阅读了他的全套小说,我还对《檀香刑》作了专门研究,写了《从〈檀香刑〉看莫言小说的贡献》一文。

 

严家炎夫妇与谢冕、陈平原、陈晓明

 

把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划分成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部分,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两个学科,当然有其合理性。但也应当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很多作家、作品、现象、问题是不能够人为割裂开来的。我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完成以后,还要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工作,也是希望把近现当代真正打通。

 

:在小说研究之外,您的另外一大学术重心是对于“五四”文学思想的研究。几乎在您的每一学术阶段,都有代表性的“五四”研究文章。但您晚近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确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这引发了一些讨论。而关于“晚清”与“五四”孰重孰轻、孰是孰非,一直是学界聚讼纷纭的话题。那么,您怎样看待“晚清”与“五四”的关系?

 

:我的学术重心是对于“五四”文学思想的研究,但这与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确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并不矛盾。它们之间恰恰有着很清晰的逻辑联系。

 

在现代文学所涉及的内容中,“五四”是绕不开的重要话题和研究对象,对此我确实下了很多功夫,所写的文章有《“五四”文学思潮探源》《“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之考辨》《“五四”新体白话的起源、特征及其评价》《“五四”小说中的雅俗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的家族制度》《从“五四”说到“新国学”》《论五四作家的文化背景与知识结构》与《“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的流派》等近十篇。

 

正是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精神和内涵中,我深深体悟到,它所具有的现代性正是区别于古典文学和近代文学的根本特征,这可以从我写的《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与《文学现代性问题漫议》等文章中看到。既然如此,晚清时期的有关著作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陈季同的有关论述和小说,以及曾朴等好几位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已经明显地体现出文学的现代性特征,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今年是“五四运动”过去的第101个年头。您在今天如何评价“五四”?

 

:“五四运动”尽管也有它的局限性,但是它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开放、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和国家走向现代化,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这是我到今天都坚持的观点。

 

我仅举一例说明,材料来源于研究“少年中国学会”的学者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一个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分布最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几乎积聚了全国各地、各青年社团的精英分子。它筹组于“五四”前一年,成立于“五四”后一个多月,发起人是王光祈、曾琦、李大钊、周太玄、陈淯、张梦九、雷宝菁七人。在它的会员中,为国人所熟悉的,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沈泽民、高君宇、刘仁静、赵世炎、张闻天、黄日葵;成为青年党的有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陈启天;先为中共,后为国民党的有周佛海;科学、教育、文化界的更多,著名的有杨钟健、舒新城、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张申府、许德珩、易君左、郑伯奇、李初梨、李劼人、方东美、周炳林、康白情、恽震等人,甚至还有四十年代的中国船王卢作孚。光是看到这样一些人,曾经聚在同一个学会里,就足以叫我们惊奇了,再想想他们后来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就更令人惊叹。以至于四十年代时就有一种说法:当今中国,已成“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了。

 

我们在研究“五四”时,一定不能为后来的观念束缚,比如做文学的就只研究作家和作品,甚至单纯按照某种既定的思路来评价他们,做党史的就只研究党的干部和他们的组织、思想、行动。我在1963年发表过一篇《朱自清与邓中夏》,考辨了两人的关系。还可以举李劼人与卢作孚的例子。他们虽然一位后来成为作家,一位是杰出的实业家,但两人的交往其实相当频繁,持续时间也很长。李劼人《死水微澜》的写作,就和卢作孚直接相关。

 

:通读您的学术著作,能够明确感受到您对于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的自觉追求。在全集即将问世之际,能否请您谈一下治学六十余年来,您最重要的体会是什么?以及在您看来,未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哪些亟待解决的课题?

 

:我最重要的体会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要花费毕生的精力和独立思考的勇气的。这次编纂《全集》,回看自己走过的道路,写下的文章,我觉得还是对得住这四个字的,这是让我欣慰的地方。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以后,我先后接到过两次电话,问我要不要修改其中关于某个事件或者作家的评价。对方都是依据当下发生的事情来征求我的意见的。我都拒绝了。在我看来,历史研究不能跟风,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判断,才是负责的态度。

 

严家炎先生参加2019年北京大学硕士博士毕业典礼

 

至于亟待解决的课题,我还没思考成熟,仅提几点想法供大家参考。

 

一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特别是海外华人的文学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了解和研究还不够充分,相互之间的交流也不够顺畅,海外华人作家用外语书写的中国故事尚未受到足够重视。这些都值得我们注意。

 

二是科技的发展带来了各种信息大交汇,同时也造成了阅读的碎片化,许多人沉不下心来去阅读真正好的文学作品,许多研究也很浮躁。怎么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做学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三是网络的发展促成了网络文学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已经上路,但很多研究者对此还是有偏见。我们应当怎么书写这个时代的文学史,这是需要面对的课题,不能总是封闭在传统的观念中,还要更加解放思想。

 

四是“左”的思潮还远未绝迹,“文学是人学”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现在无论是创作还是研究,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打棒子的现象还很多。每当想到这点,我就很痛心。

 

总之,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一直在寻找和探索自己的精神出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时代在前进,世界在变化,还有许多新的问题期待新一代学者去发现和研究。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图片均为李浴洋博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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