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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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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题: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

主讲人:何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时  间:2001年1月7日

 

舒乙:何西来确实是陕西人,是从西安来的。他现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原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杂志,叫《文学评论》,他是那儿的主编。刚才我问道:“你有多少著作?”他说:“有13部。”“哪个最有名呀?”他说是《文格与人格》这本书。他给咱们今天讲的题目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讲世纪之交我国当代文学的一些问题。

 

刚才舒乙馆长对我做了点介绍,惭愧得很,碌碌多半生,而一技无成。感谢大家今天冒了这么大的风雪,冒了严寒,到文学馆来,听我谈一些意见,听我“坐而论道”,我是非常感动的。因为即使是交流,也要有个对象,没有对象,交流就不能够完成。我在说,诸位在听,听的人和讲的人的情绪,是一种互相交流的关系。听众的情绪会时刻影响着讲的人,这很像舞台上的演员。我曾听老朋友于是之说,对一个演员的最大的惩罚,就是不断地听到台下咳嗽,或者吸溜吸溜吃冰棍的声音,他的情绪就会大受影响。但是在台底下哭,听到哭声,听到观众的好声、鼓掌声、欢呼声,对演员的情绪不仅毫无影响,而且能够使他更深地进入他的角色。所以,讲的人和听的人,听的人是主要的,讲的人是次要的,虽然我坐在上边,但你们是主要的,你们能来,我的确很感动,因为我打车来的时候,司机都说路很难走。我就想,今天可能够呛。但是来了这么多人,舒乙馆长说有100个人,我看现在100个人都不止,感谢大家!

今天我想讲一个大一点的题目,叫“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和舒乙馆长商量以后,他觉得还可以,那咱们就言归正传,试着讲讲看。

文学现象很多,文学创作也很多,据统计我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的数量是一千部左右,短篇、中篇、报告文学合起来更多。像我这样专业搞批评的人,能够读的书其实也是极少的。不要说是一半看不了,十分之一也看不了。所以我就想,以我的管窥蠡测,来看这个世纪之交的文学,实际上只能是一偏之见,一得之愚。而我所讲的“世纪之交”也主要都是去年的文学,上一世纪的文学,元旦以前的文学。但是因为毕竟世纪之交,等我讲的时候已经是新的世纪了,是元月七日了。站在新世纪的开头,我想谈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谈世纪反思;第二个问题谈文化视野;第三个问题谈对现实的逼近和疏离;第四个问题谈道德、人格、风格;最后一个问题谈当前文学批评中值得注意的两种倾向。这是一个框架,何西来就是这样把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放在这个框架之中来看的。

世纪反思

现在,先谈第一个问题,讲世纪反思。我觉得在世纪末的时候,特别是20世纪90年中后期以来,中国的文化界、思想界有一股反思的潮流。文学作为对这种潮流的感应或者反映,也形成了一个相应的潮流,我叫作世纪反思的文学潮流。

我要用的反思这个概念,在我们汉文里面,最早使用的是唐代的大诗人杜甫,杜甫在“安史之乱”起来的那一年,大概天宝十四年,从长安回到他父亲做县令和他安家的奉先县,就是现在的蒲城。他的那首著名的《自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就是这次回奉先时写的,他还写了一首《奉先崔少府山水障子歌》。障子即屏风,山水障子就是画着山水画的屏风,这是杜甫很有名的一首咏画诗。诗里有两句“反思前夜风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他说这画画得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又说“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说这个画画得非常逼真,逼真到什么程度呢?看起来是元气淋漓,障子好像还湿润,云烟飘绕的,给人一种泽润的感觉。“元气”是指宇宙间的真气。“真宰上诉天应泣”,真宰,指神人,天是老天,神人上诉给老天,老天也会因为这个而感动得哭泣。所以现在呢,人们形容这个画或者有时形容文章写得好,也用元气淋漓。杜甫由这画面的湿润、淋漓,回想到前天夜里风急雨暴,都是鬼神使然,反思,在杜甫诗句中是回想的意思。文学世纪反思这个反思概念就是从杜甫这里来的。反思有回忆的意思;也有反省的意思,最早用反省这个概念当省察讲,在孔子的《论语》里面,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与人谋忠乎?与朋友交信乎?传而不习乎?”“吾日三省吾身”,“三省”就是说每天要回过头来在给人出主意、交朋友和学习上,对自己的缺点进行反省检查。

到了明末清初,陕西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家,叫李颙,人称二曲先生。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叫:反身自省。就是主张人要能够反躬自省。所以他倡导悔过自新之说,这是李颙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命题。他对此身体力行。

我用反思的这个概念,如果追寻中国传统的概念,可做以上这样一个溯源。当然呢,我用这个概念的时候还受到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黑格尔写过一部著作叫《历史哲学》,在这个《历史哲学》里面,他把历史分成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原始的历史,第二个等级是反思的历史,第三个是哲学的历史,即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理念在历史中自我运动的最高形态。我用了他的这个反思,他的反思的历史是原始的历史的提高,是原始的历史提高后的历史。反思的历史是根据一定的专题,一定的方向进行了整理的历史,是回过头来再思考、再认识、再评价以后被记录下来的历史。

我用这个概念来谈世纪之交的文化、文学潮流的时候,既综合了我们中国的省察传统,反躬自省,又吸收了黑格尔哲学当中理性很强的这个反思的概念。我所说的反思是指什么呢?就是对历史行程的再思考、再认识、再评价,就是对我们原来的一些看法的纠正、补充或者丰富。反思潮流的滥觞,可以追溯到20多年以前。当人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考“文革”的那场灾难时,思考千家万户遭受的灾难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灾难?怎么才可以防止?有多少是难以避免的?有多少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等等。反思的任务,就是在这样一个契机之下被提上历史的日程的。

从一场历史的噩梦中觉醒的时候,在中国的人群中间最早的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按我的看法,是一个民族专司思考的部分。他们比一般的人有更多的知识积累,他们更多地懂得历史,他们有更广阔的文化素养,他们看问题比一般人要敏锐一些。他们是这个民族哺育出来专门从事思考,并且以他们的思考引导一个民族前进的部分。而文学家呢?又是这个思考着的群体中的最敏锐的一个部分。过去也有人讲文学是一种晴雨表,是一种风向器。正因为如此,所以文学就成为最早或比较早的觉醒的文化形态。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以后,出现的以“文革”为题材的“伤痕文学”,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还有郑义的《枫》等等,出现了一个创作潮流。

“伤痕文学”是以“文革”当中的灾难,以人的受苦、人的罹难、人的抗争为题材的作品。这是在我们新时期文学创作当中比较早的,把目光投向普通人受难的这样一种文学潮流,被老作家严文井称之为“潮头文学”。接着,或者就跟它同时,又稍晚于它,出现了另一个文学潮流,我把它叫做“反思文学”。“反思文学”描写的故事在时限上,一般都要从“文革”前推数年、十数年到数十年,长的有50年乃至一个世纪,甚至比一个世纪更长一点的鸦片战争。“反思文学”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有代表性的如河南省作家张一弓写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是写一个共产党员,20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那一场叫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用刘少奇同志的话来讲,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造成的饥馑中,李铜钟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正做着一个仓库的管理员,村里面的人眼看着一个一个走在路上栽倒就起不来,口吐黄水,饿死了。他看见饿得那老太太抽出一些棉絮吃,吃下去拉不下来。村子几百口人在饿饭,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当党员就必须解决老百姓的这些问题,所以他就打开仓库,把粮食分给老百姓。但是国库的粮食是不能随便打开分的,打开了国库分粮食,就是反革命。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党是为人民的,一个党员,他要当一个真正的党员,他就必须同时当反革命,他确实当了一个真正的党员,救了一村人,但是他同时就被押进牢里,后来就死在牢里了。

这个故事的开头,是他们的地委书记去给他平反,已经是他死后事隔十多年了。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悲剧。还有李国文的《月食》以及他获过茅盾文学奖的《冬天里的春天》,王蒙的《布礼》、《蝴蝶》,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等等。这些作品从思想上、艺术上来看,都比原来的“伤痕文学”更深了一步。“反思文学”当中普遍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代表人民的党,跟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问题,像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最后有一个想象中的场面:那个老甘,原来是游击队长。当游击队长时,打日本鬼子,老百姓送烙饼给他,他晚上走的时候,还知道老百姓很困难,一定要留几个挂在门上。后来游击队长做了甘书记以后,却要把老百姓那些已经挂了果的梨树砍掉,要“以粮为纲”。他把整个梨园,长了几十年的一个大梨园整个砍光了。搞得老百姓没法活。所以故事写到最后,作家假定,再发生一次战争,战火纷纷的时候,对这位甘书记,老百姓就讲,你想要他们再来保护你,再送烙饼给你,是不可能了。很尖锐地提出来这个问题。

《冬天里的春天》里,李国文也写到了叫王亚平的一个县长。原来这个小王抗战期间、解放战争期间,对一个老妈妈也很好。这个老妈妈曾把丈夫交给了我们的八路军,牺牲了;又把她的儿子也交给了我们党领导的军队,也牺牲了。王亚平当了县长后,对老百姓就非常不好,所以这位烈属老太太说:“如果日本人再打来的话,谁还来保护你们这些共产党?”也很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的党,她之所以有威望,她之所以正确,她之所以无往而不胜,因为她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而我们在一个很长的时间之内,破坏的、不重视的恰好是这个血肉联系。所以我觉得“反思文学”当中很多的作品,都是在这一点上集中地提出问题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提问。

但这个“反思文学”也有一个缺陷:它像过去的文学一样,过多地把目光集中于政治,只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评价生活,来评价问题的是非。我们是应当把过去做的错误结论、错误判断重新恢复过来,把颠倒的事情再颠倒回来。从政治上当然应当如此,但是眼光比较狭窄了一些。所以紧接着这个主要着眼于政治角度的反思文学潮流,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出现了那个叫文化寻根小说的潮流。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们有没有留意这个,当时出现了一批作家:山西的郑义,他的《老井》、《远村》就是这一时候的代表作;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也有人把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归了进去。另外,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郑万隆的系列作品,也有值得注意。有一个部队作家叫周大新,周大新是河南作家,他主要以写那个南阳的小盆地的生活而为人所知。就是说,有一批作家认为需要从文化的角度来进行更深入地思考与开掘,特别是认真地从民族文化心理角度进行分析和反省。当时在《人民日报》上有一场讨论,就是关于“文化寻根”问题的。这些作家们发表了一些意见,也有不少评论家发表一些意见,探讨这个创作的潮流在理论上的成就,从当时发表的这些意见看,应当说是很肤浅的,但是作为一个创作的实践,作为出现的这一个特定的创作的潮流,一个作品的系列,都是值得重视的。这就是向文化角度的倾斜,这对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有很大的影响。

到了九十年代,首先把这个趋势引向深入的是在报告文学里遇到的。出现的比较早的,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解放军文艺》1989年第一期全期发表的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叫《海葬》,是因写《唐山大地震》而出名的钱钢写的,这是一位非常有思想的报告文学家。《海葬》是写大清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海军,从它的建军到它成军,到1894年的那一场甲午海战当中灰飞烟灭,写这一段的历史。前后写了大概三十多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反思中间对李鸿章的评价。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读历史,读近代史,都知道李鸿章是最大的卖国贼,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包括《马关条约》都是他当时去签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都是他来承担的,他是个卖国贼。但在这本书当中,钱钢给李鸿章的评价是两句话,一句话说“李鸿章是上一世纪后半世纪中国历史的柱石。”另一句话说“李鸿章是上一世纪后半世纪中国历史的罪人。”把“罪人”和“柱石”的评价放在一起。这就是再评价、再认识,比只说一句话全面多了。

这个作品当中写了两个八八年,一个是一九八八年,一个是一八八八年,把这两个年份作了一个对照,把清末的那一个改革跟现在这个改革碰到的问题作了一个对照。它一定程度上,或者甚至于说,比我们史学界更早一点地对洋务运动作了更全面的评价,肯定了洋务运动当中的积极因素。这个作品,引起了当时文学界的巨大反响。

接着九十年代初,麦天枢,一位曾因《西部在移民》的成功而名声鹊起的报告文学家,跟一个搞历史的年轻学者王光明合作写了一部叫《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的报告文学。这部作品把反思的时限前推到了百年以前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纪实》里面值的注意的是什么问题呢?它不是像我们过去学的近代史当中那样用主战派、主和派、投降派、爱国派简单地来划分,而是把这场战争看作两种文明的一场冲突,就是西方先进的现代工业文明和相对落后的东方农业文明的一场冲突。以这个角度来看,冲突的意义就决定了它的结局。

《中英鸦片战争纪实》的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对人物的评价,即换了一个角度看人物。反思就是换个角度看,再思考、再认识、再评价。因此像对琦善,这不仅是个卖国贼。林则徐免职了以后,他是做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钦差大臣署两广总督,卖国的条约是在他手里签的,他后来也被弄到印度去了。就这样一个琦善。但是这一次你看新拍的《鸦片战争》当中的琦善,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跟那个《林则徐》里面的琦善,已经不一样了,他更多表现了那个人物的无奈。另外,这本书当中讲到关天培,就是虎门炮台上引刃自刎的那位爱国将领;还有邓廷桢,他后来曾和林则徐一块被流放到新疆。作者在评价他们的时候,引用大量的材料说明了他的腐败的一面。就是说评价这些人的时候,要看到他们另外一面。这些人的腐败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大清国政权的腐败。书里还特别地描写了道光帝的穿破衣服,以示节俭,上行下效,遂使破袍服卖得比新的还贵,成为腐败的一个新的因由。穿破衣服原意是为了节俭,但节俭却变成了另一种腐败。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

我觉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叫程童一的作家主持撰写的《开埠——上海南京路一百五十年》。他们有一个写作的小集体,程童一是最重要的一个代表,起主编和主导的作用,他们搞了五年,翻阅了大量的资料。然后,写了一个街史、一条路史,用一条路史带起了整个上海的城市史。又以上海的城市史作为一个纲纪,提起中国百余年间艰难曲折的现代化的历程。我看了这本书,我自己得出来这样一个结论:就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和地缘经济的角度看,上海都是中国现代化的火车头。另外,在这本书里面对一些人物,对一些事件的评价,和过去的一些评价,也有了很大不同。比如说对黄金荣、杜月笙的评价,我们过去学党史的时候,因为“四一二”大屠杀,他们是帮蒋介石的忙的,从他们身上就可以看出来蒋介石的流氓性。但是在这本书当中,专门讲了蒋介石跟他们,跟黄金荣后来的矛盾,特别是日本打进来的时候,他们的态度,还有爱国的一面,所以这个事情就很复杂。还有,书中对买办的评价。我们过去说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是敌对阶级,是全盘否定的。但是这本书中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那些有名的人物,都是从买办开始的,以买办发迹的。他们从买办当中学会了现代的经营,懂得了现代的经济,然后发展成中国的民族资产者,民族资本家。这就是说,我们过去只从一个面来看,而《开埠》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面。他们中间出现了许多爱国的实业家。再比如“洋泾浜英语”,洋泾浜英语其实是上海码头特有的一种英语现象、语言现象,过去一般提起来都不屑,觉得这个是不入流的。但是《开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这种洋泾浜英语在沟通中西文化,在中国进行现代知识、现代经营管理的学习当中,在介绍西方现代文化方面是很有一些贡献的。所以这就给人们提出一种多方面的思考,我觉得这本书在座的朋友如有兴趣,不妨找来一读。这部报告文学写的很厚,但是可以作为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文化读物来看。我这个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人,读了以后还是有不少启发,我在好多地方都谈到这本书,向人们推荐。

在小说创作当中,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值得注意的反思性作品,比如《白鹿原》。《白鹿原》就它的题材来讲跨越了几个时代,从上一世纪初写到1949年解放后,差不多半个世纪。白鹿原是实有的一个地名,不是小说虚构出来的,西安市东南就是一个白鹿原。据说在周代的时候有的白鹿出现在原上,横过原上,于是便把这个原叫做白鹿原,当地人念泊鹿原,也不是陕西现代的话,很像是一个入声的古音。《白鹿原》所面对的题材,其实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跟《暴风骤雨》差不多,如果还是按照过去的那种写法来写的话,很难写出什么新意。但是这个作品是从一个更深的、更广的文化角度,大文化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阶段生活和历史的,所以就得出了一种新的结论,读者看起来也有新颖感。这个作品出现以后,北京有一些评论家就说,感觉真好。上一次评茅盾文学奖的时候,《白鹿原》也获了奖。去年评百年百部文学优秀图书,初评、二评、终评,都有《白鹿原》。我觉得应当说它是当之无愧的。陈忠实确实写出了白鹿原那个地方非常深厚的地域文化的那些深层的东西。

前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出了一部《白鹿原评论集》,收了当代批评家的四十多篇文章。他们让我给写了一个序。我切实坐下来,重读了全部作品和收进集子里的全部评论,花了个把月写了这个很长的序,约有2万字。这是研究性的序。在这篇序中,我评论了有关《白鹿原》的评论,通过对评论的评论,也谈了我对作品的看法。听说这书卖的还不错。这部评论集是在一个具体作品的评论中,中国评论界的一次力量的展示,可以看出中国上一个世纪末文学评论达到的水平。

在《白鹿原》文化反思的广阔视野中,田小蛾的形象尤其突出,也有的人说有关田小蛾的那些性描写太露了,太多了。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把这些描写去掉,就没有田小娥这个形象了。她是作品中写的最悲惨、最不幸的一个女性,她是从一开始就受到性剥夺和性占有,在这种剥夺和占有之下,最后还是她公公把她戳死的,那个细节很惨。

《白鹿原》里面写到国民党,写了土匪,也写了共产党内白灵的屈死。在《白鹿原》里那个象征意味很强的白鹿横空而过只有两次。一次是白灵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错误的审查当中,被活埋掉,被处死了以后,有一个白鹿横过长空。另外是那个关学的大师朱先生,朱先生死了以后那个雪野上又看见横空而过的一个白鹿。

当然,《白鹿原》要我看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局限,这个局限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过于美化了朱先生。在作者笔下,朱先生是道德修养很高的,也是很得乡里尊重的一个人。但是朱先生的思想绝不是拯救白鹿原的方向。正是在这个地方人们看到的恰恰是陈忠实思想的局限。因为白鹿原要改变落后的面貌,决不是朱先生这一套可以奏效的。朱先生这种文化思想,是产生在农耕文明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中国要走现代化的路,中国不能够回头去再走过去的那条路,那是走不通的。所以,如果想按朱先生那一套,让白鹿原进入理想状态,是根本不可能的。按陈忠实的描写,朱先生是“关学”传人。关学从其开山张载开始,就非常重视实学,重视实用,重视经世致用,这都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在中国学术史上也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关学毕竟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因而很难担当起推动白鹿原上的人们走向现代化的精神指针、拯救之道、中国发展的未来,白鹿原的方向不在这,不在朱先生们身上。把希望寄托于他们身上,这就是局限。

《羊的门》是《白鹿原》之后又一部值得注意的反思性作品,也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个作品后来有一点争议,但我对这个作品评价比较高。我以为它写了呼天成这样一个典型性格,呼天成就是他们那个村的上帝,他能力很强,自律也很严,包括他的婚姻爱情生活,要求也极其严格。村里人活着的时候要听从他的安排,住进统一模式的“新村”;死了以后,又要按照统一的墓的号码,三六九,这样排下去。

呼天成又很有眼光和魄力,他在省委副书记最困难的时候,救了这个省委副书记,而且省委副书记“文革”当中被斗得要死,他把他藏起来,冒了很大的风险。后来省委副书记官复原职以后,村里要办面粉厂,批机器、贷款等,就是省委副书记给帮的忙。呼天成的关系,可以一直通到中央,中央有些领导与他关系不错。他还具有现代的经营意识,他们村生产的东西在北京打不开销路,他就给管销售的那个菜市场送了一辆汽车。菜市场得了好处,便屁颠屁颠地销售他们的产品。你可以看出这个呼天成确实是很有本事的。

一个作家在一部作品中能塑造一个形象留下来,这个作家这辈子也就值了。河南作家李佩甫在《羊的门》里塑造的这个呼天成,我觉得就是一个可以留下来的典型形象,至少不在《白鹿原》的白稼轩、鹿子霖、田小蛾之下。通过这个典型人物,我觉得可以看出作家的反思的一种深度。因此我就可以说,文学的反思,是处于整个知识界反思的前沿。下这样的结论,我觉得《羊的门》也是当之无愧的。

山东张炜十多年前问世并使他成名的《古船》也是反思性的,但这本书更多着眼于政治,文化反思味道并不十分浓。他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外省书》。张炜是很有影响的一个作家。这本书写得很好,初稿28万字。现在许多作家写长篇越写越长,动辄就是四部五部,六、七部,几百万字。谁有时间这样看呀!何况有一些作品写得确实比较“水”。但张炜却不同,他硬是把28万字改到17万,真正是一个压缩了的艺术品。从艺术上来看,写得非常干净,把一切可有可无的东西尽行去掉。但是你看了以后,并不觉得单调,他的这个17万字,写了十几章,每一章也就是一万来字。张炜反复修改、打磨,写了6年。因为写得很浓缩,读者阅读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给他留下了一个广阔的,供他驰骋独自想象的,独自进行创造的艺术空间。

但是,我对这本书总体的价值取向,却不太赞成。对现在我们时代正在前进的历史潮流,作家本人找不到认同点,他要回到过去。而过去又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他笔下的那些主人公都是受难的,特别是叫史珂的主人公。忆旧吗?念旧吗?作品里写了几个退休了的人。退休的人都有怀旧情绪、怀旧心理,但他所怀的旧,回过头去一想,都是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包括他已经去世的那个夫人。夫人也是被别人霸占过了。现在他要逃到海边去,逃到他家乡的那个海边去。原以为,到海边就可以安宁了,想不到那个地方又变成开发区,轰隆轰隆地一阵阵推土机开着,他简直脑袋都要胀破了,都要爆炸了,找不到自己的灵魂,不知道灵魂的船在哪里停泊,找不到灵魂的家园。过去回不去,现实难认同,未来没路走,怎么办?这个作品就有这样一种情绪。但是我建议大家看看这部书,作家写得很漂亮。我觉得比他的《古船》写的在艺术上要成熟得多,你看他笔下的汉语言文字,能用得那样精炼,能造成那样一种空间。他压缩了文字,但是那个空间却绝对可以让你张开想象的翅膀飞腾。然而,他既留有空间,文字又很致密,这就是艺术上的辨证法。我们可以说,他写得很凝练,很简洁,但他同时又很丰富,这是凝练简洁中的丰富,是更高形态的一种丰富。

当然,这个反思不光是文学界的,整个学术界都对百年的历史进行反思,历史界、伦理学界、哲学界,没有例外。不是正在出版百年学术经典吗?

在文学研究当中,重写历史,就带有反思性质:重写当代文学史,重写现代文学史,重写古代文学史,等等。“二十世纪文学”概念的提出,也是学术反思的一种表现。山东大学教授孔范今送给我他主编的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下两册。我一看跟我们原来的那种编写现代文学史的观念有了很大变化。全书的结构、叙述方式、思路都不太一样。“二十世纪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对我们原来的,按照政治阶段划分文学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纠正。比如说我们文学史曾这样划分: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现在还这样分。以老舍为例,现代文学里非讲他不可,因为是大家。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仍在创作,《茶馆》就是名作,但却属于当代。这样,他就被切割到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两处来写。其他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等,都得把一个人分到现代和当代两个学科去写了。这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中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提出20世纪文学的概念,就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孔范今这个文学史这样写法,就不必把一个作家再切成两半,成了统一的文学史,我觉得这还是很值得注意的。

重写文学史是《上海文论》提出来的,那是20世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现在看起来由《上海文论》首倡的重写文学史,如今也应当说是成果斐然,当代文学史就有好几家。现代文学史也有好几家,我们研究所里也搞了一个《中华文学通史》,这个《中华文学通史》大概争议比较大,批评意见比较多,主要是认为写当代有很多是衡量不当,跟作者关系好的人,就大章大段的,或者分章来讲,分节来讲,观念不太一样的就靠边,只提一下名字。但不管怎么说,现在是有了多种文学史,形成一种文学史的多元格局。所以我是高度评价我们世纪末的这个文化、学术反思的潮流的。         

这个反思是被“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场灾难提上日程的,但是它并不局限于这10年,而且扩展到对十数年,数十年到150年的近代历史的反思。它是一种学术的反思,它的性质是文化的。在经过100余年的苦难以后,我们这个民族面临新的振兴的时候,对走过了的道路,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的先辈以及我们自己是怎么样走过来的,这中间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以便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好一些,走得更坚实一些。所以它看起来在形式上是回过头向后看的,但它的立意,它的指归,却在未来。就在我们已经进入的这个新的世纪,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用了比较多的篇幅来讲。

 

文化视野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文化视野。实际上我们讲上个问题时就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在世纪反思当中谈到扩展眼界,就是从原来的唯政治的或者唯经济基础决定论的,唯阶级斗争决定论的,还有机械唯物论的狭隘眼界之下解放出来,给原来的某一些看法以补充、以修正、以发展。这种解放挣脱了“左”的、僵化的思想观念,让我们的思想冲破牢笼,然后获得的是一个新的开阔的视野。

在反思当中进行回顾,在回顾当中进行再思考、再评价、再认识,就是所谓换一个角度看。换什么角度?我以为可以概括为换文化的角度,这就涉及到文化。现在文化的定义很多,据有的学者统计,世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200多种,但是概括起来讲,可以说,有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就是指人及其实践活动所留下来的历史的轨迹。人类通过实践, 通过创造,把自己物化在对象上,就是人在跟客观世界交往的关系中,给客观世界打上自己的烙印,这烙印以及这烙印的载体,就是文化。这种广义的文化在考古和历史学中往往指某一时期、某一地域人类的所有活动及其遗留物,比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三星堆文化等。这些文化包括特定时期整个的人类的活动、从物质生产到它的精神生产,到人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在辨别仰韵文化或者叫彩陶文化,那是把挖掘出来的地下文物,当作当时人的活动、人的观念的凝固物来对待的。比如说半坡村,半坡村挖出来的盆,盆上的人面鱼等文物。这是一种总体性的文化观念,在这一点上文化与文明的观念有重叠,文化就是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我们现在讲的后工业文明,也可以用大的文化观念来表述,叫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后工业文化、信息文化等。这就是广义的文化。

狭义的文化是指精神文化。毛泽东给文化下了一个定义: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精神的东西,当然不是说我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管的就是文化,科技部管的就不是文化。科技也是文化。狭义的文化更多的是指精神上的东西。我使用这个概念,也主要是指精神上的东西,是指文化观念、文化心理、文化价值、文化理想、文化精神等等。1995年,我们六个朋友坐在一起对话,谈了一些大家感兴趣的文化问题,共有九个。后来整理成《北戴河对话录》发表。我们的对话实际上带有文化反思的性质,所以反思就有了文化视野。

另外,文化视野的出现,也是一种需要,就是说当我们考察某些问题时,综合地进行考虑,就会发现任何一个具体事情的产生,都是由复杂的多方面的因素交叉的结果,恰好在那个交叉点上出现某种事情。所以任何一个事物,当我们要对它作深入的考察解释时,都不应把它简单化,我们可以抓主要矛盾,但是抓主要矛盾不是让我们把别的都忘掉,别的都不要。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观念,多元观念。任何一个系统都是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如果一味地只是把它们简化,简化成一种因素,如果只有一种因素发生作用,而其他的作用都失去了,这个系统崩溃的日子就到了。文化视野的出现,就是人们力求多角度更全面地考察问题的结果。

文化因素和文化视野在文学界的受到重视,以创作而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小说。从文学本身的发展趋势来说,原来单一的政治模式、单一的政治判断和政治分析不够了。需要补充些多种因素。从文学之外的学术因素来说,就是西方现代文化人类学的传入,它作为一种武器,新的文化被介绍、被接受,人们可以从更多的方面来考虑,来观察,这都是有迹可寻的。在文学批评上,世纪末的时候,有的评论家说文学批评出现了一个文化转轨,文艺学、文学理论也出现了文化转轨。创作突进了,理论批评必须跟上去。如果跟不上去,就会出现批评的“失语”。文化批评的崛起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的。首先是创作前进了,接着是批评的跟进。

另外,文学的学术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大量地介绍了西方各种文化理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思想界就出现了所谓文化热,比如说城市的文化战略研讨就很火,上海北京都开过这样的一些大型会。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地方志的被重视,县、市、省都有方志办,市方志办、省方志办,组织专门人才重新撰写地方志。地方志就是地域文化的一种著作,一种历史性的著作,而文化在方志当中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面。各地的地域文化的研究,除方志外,还有更深入的专题研究。比如说我知道的就有几套丛书,东北春风文艺出版社好像出过一部《中国文化丛书》,一个省区一本。广东有一个“岭南文库”,是关于岭南文化研究的专著书系,潮汕有专门从事潮州文化研究的文化研究所。他们那个地方还为本地的文化人、名人专门办了大型的文化博物馆。潮州人就在城里为著名学者饶宗颐办了一个学术馆,饶宗颐本人现在还健在,他是岭南的一位学术大师,现居香港,有多方面的建树。又如山西晋祠,入门东侧建了董寿平的绘画纪念馆,西侧建了明末清初学者傅山的纪念馆。在明末清初,他是一位可以跟陕西的李颙齐名的很有气节的文化人。

我发现,文化研究的展开,一是要有人重视,二是可能跟财力的情况有关系。潮州因为潮商很多,在巨额财力的支持下,潮文化研究是我看到的地方文化研究著作最多,也可能最深的。另外湖北研究楚文化也取得了实绩,出了十几本书,都是那么厚的精装书。这些都可以看出学术界文化研究的被重视和文化视野的开拓。

另外,在文学研究界,北大的严家炎主编了一套《二十世纪区域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丛书,共出了10本,其中就有你们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吴福辉,他是写都会文化的,那本书写得很好。我以为这一套书当中,头一个就要看他的。还有那个朱晓进写的《三晋文化和“山药蛋”派》。这套书作为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是很值得注意的。小说创作当中,也出现了一些自觉地铺写地域文化的作品,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郭启宏的《潮人》,是突出写潮州文化的;陈贤章的《围龙》,是写客家文化的。这些作品都是可以看出来文学创作对文化问题的重视。最近,在学术界还有一个全球化和本土文化问题的争论,这方面文章也不少,也值得关注。

有一本书是很有用处的,这就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的,由刘建军等人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上下两卷,这套书逐个介绍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每个城市介绍的篇幅都够一个小册子,有七八万字,有的到十万字,而且它的确是总结或者概括了有关地域文化研究的成果,又是一个工具书,很有意思。

对现实的逼近与疏离

第三个问题是对现实的逼近与疏离。要我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和世纪之交的现代中国文学,最有价值的一点应当是跟现实保持密切联系的部分。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古老传统,也是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传统。因为作家、艺术家只能够以他们生存的现实生活当中,生存的具体的历史环境当中,获得自己的灵感。他的作品能够感动别人,一定是有所感而发,有所闻而作。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著”,他的许多传世之作,就是贴近现实的,与人民共命运的。人们能够从以往的优秀作品当中看出作家所关注的万家忧乐,看出普通人的苦乐和他们的希冀。这是中国文学最可贵的传统。我以为,最有力量、最好的也正是这个部分。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屈原曾“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也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晚年的时候,杜甫流浪到了湖南,在他百病缠身的生命最后时候,还希望能够“安得销甲作农器,普天无吏横索钱”。那时兵荒马乱,农民负担一直是很重的,他希望能把盔甲兵器熔化了以后作农具,普天之下没有官吏没完没了地要百姓的钱。他关心的还是这个。白居易呢,写过《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都是逼近现实,反映民间疾苦的。这是一种传统。

“五四”以来,鲁迅的小说,鲁迅的杂文,跟中国的老百姓更是通着的,所以在他去世的时候,人们在他的遗体上覆盖的是“民族魂”三个字。鲁迅的传统就是李大钊的传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很有名的一副对联,而李大钊就是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担道义”和“著文章”的事业。国民党跟我们对人物的评价很是不同,但对李大钊,很多正直的国民党人都对他人格评价很高,而他是我们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7年他被张作霖绞死在北京。这就是我们新文学的传统。

这些年来,文学向现实的逼近和现实主义的再一次受到重视,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河北的谭歌、关仁山、何申被称作“三驾马车”,他们的作品《大厂》、《九月还乡》等以直面现实而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在报告文学当中,这种趋势尤其值得注意,比如说李鸣生,这是当代报告文学家当中一直把目光坚定不移地投向高科技领域的一个作家,写了《国家大事》、《飞向太空港》、《中国八六三》等许多有影响的作品,新近又出版了《寻找北京人》,也是描写科学家的。此外,部队女作家孙晶岩的《中国金融黑洞》是写打击套汇等金融犯罪的。徐刚的《守望家园系列》,还有他最近刚出版的《长江传》,写长江历史和长江的现状的这样一部报告文学。徐刚原为诗人,后转入报告文学创作,主要写环境保护和生态危机方面的题材,成就卓著。

群众出版社的《九十年代大案要案系列丛书》,描写刑侦干警和司法人员与刑事罪犯斗争的故事,很受读者欢迎。卢跃刚刚出版不久的《卢跃刚自选集——观察中国》,上卷“在底层”,下卷“在高层”。他的代表性的作品《以人民的名义》写一个人民代表差一点被迫害致死。人民代表被非法审讯,被吊打,被颠倒起来吊了120多天,脚朝上吊。而这是一个人民代表,就是因为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给他那个市的市长提了一条意见,然后就这样。卢跃刚就这件事连续写了两篇报告文学,以人民的名义,写我们的法制建设。他还有一部重要作品,可以说是一个现实题材,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题材,这就是《大国寡民》,写陕西烽火社的原领导人的。这个书有一些争议,但是如果从作家对这段历史的反思来看的话,还是很有看头的,集中反映了作家的才华,能够见出主体性的穿透力和批判精神。另外长篇小说当中张平的《天网》、《抉择》、《十面埋伏》,都是敢于直面现实人生的佳作。《十面埋伏》是写司法腐败的,写得惊心动魄,颇见力度。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刘平的《廉署档案》等等,这一系列作品,都涉及到当前现实生活当中老百姓所关注的领域。可以看出,现实主义还是具有恒久的生命力的。无论就人们的欣赏习惯和文学本身的力量而言,现实主义都是很经得起考验的。

但是有一些文学样式是在衰落,如果说衰落有点过分的话,至少可以说是低靡。比如说诗歌,我发现有很多诗人和诗歌评论家现在去写杂文、写散文了。比如湖南的李元洛,基本上不写诗歌评论了,改写散文了,散文写得很漂亮,我很欣赏他的散文。写谭嗣同的《霆崩琴》,写得雄放而见气势,还有他写的《唐诗之旅》,通过唐诗,来写他的一些地方旅行的感触,也写得相当不错。但是诗歌呢,著名的诗歌评论家之一孙绍振,当年曾是诗歌评论界的一员骁将,“三个崛起”的代表之一,他在不久前与王光明(也是一个诗歌评论家,现在在首都师范大学,孙绍振在福建师范大学。)的对话中说,现在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要多得多。诗歌的读者少了,诗人出版诗集一般都要自己出钱的。要靠诗歌的稿费养活自己是很难的。但是在20多年以前的新时期文学初期,诗歌的发展曾经是非常迅猛,非常受欢迎的。当时北京的好多诗歌朗诵会,台上朗诵,台下大家都流泪。工人体育场就坐得满满的,朗诵者在上面朗诵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上面朗诵,下面人就流泪。郭兰英唱《绣金匾》唱出了“三绣周总理”,一唱下面的人眼泪又下来了。朦胧诗派的一些诗人也是在那个时候崛起,并很快风靡诗坛的,比如说北岛,有名的《回答》,“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就很激动了一些年轻的和不十分年轻的读者的心。还有舒婷、杨炼、顾城等人的诗,也很有名,很流行。

诗歌意境朦胧,但是它表现的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情绪,表现的是“文革”到了后期,“文革”刚刚结束以后,老百姓压抑在心底的愤懑的情绪。这种情绪山积,却找不到一个宣泄的出口,恰好诗人的诗歌反映的也是这种情绪,这就成了老百姓宣泄愤懑的最好出口。当时流沙河的《故园九咏》写得非常动人的。像《我家》中“荒园还有谁来/点点斑斑/小路起青苔/金风吹送落叶/飘到窗前/纷纷如摧债/失学小女牧鹅归/苦命的乖儿挖野菜/贤妻坐檐下/一针针为我补破鞋/秋花红艳无心赏/贫贱夫妻百事哀。”这里写的是他自己“文革”中的家。《故园九咏》中的《哄小儿》,也非常感人,“爸爸已做棚中牛/回家又变家中马/笑跪床上四蹄爬/乖乖儿快来骑马马”、“爸爸驮你打游击/你说好耍不好耍?/小小家中有自由/门一关就是家天下”、“千万莫到门外去/去到门外有人骂/都怪爸爸连累你/乖乖儿快拿鞭子打”。这首诗读后是让人落泪的。他叫孩子不要到门外面去,到了门外人家打骂你,这都是实有其事的。而流沙河原来是什么样呢?在1956年写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