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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统照】:《山雨》的评价及版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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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被公认为王统照的代表作,也是1930年代代优秀长篇小说的代表作。70多年来,学界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与研究大体经历了一个高潮、低潮、局部突进的过程。30年代的文学界同仁给予了很高评价,形成了一个评价的小高潮。茅盾和吴伯萧可为代表。前者认为它“在目前的文坛上是应当引人注意的著作”,后者则把1933年的中国文坛称为“《子夜》《山雨》年”,首次肯定了小说的编年史地位。40年代研究相对沉寂。直到1957年冬王统照逝世后的两年内,才又来了一个突进,但仅限于个别学者的研究。这个带头人就是田仲济先生。他在《王统照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一文中,认为“它是五四以来描写旧中国农村崩溃,旧中国农民形象的难得的作品,过去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对《山雨》的评价是和它的内容不相称的”。该论文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将对《山雨》的评判与文学史书写直接联系起来,不仅具有文学批评家敏锐的见解力,还表现出了文学史家的眼光。另一篇论文是孙克恒的《谈<山雨>的现实性与艺术创造》(1959年6月《前哨》第6期)。其突破点有二:一是,从“艺术性”角度谈《山雨》的创造力。二是,较早指出“走入城市后的大有比在农村时的大有骤然失掉了光彩”的观点,并初步探讨了造成这种缺陷的原因。文革十年遭到冷遇。80年代至今,以冯光廉、刘增人、杨义、杨洪承为代表的学术界专家、学者和各高校的研究生从文学史、文化史、文体学、叙述学、版本学、阐释学等多个角度解读这部长篇,不断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实质性地将《山雨》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但是,研究者多集中于山东地区(以山东师大、青岛大学的师生为主),山东以外地区的研究力量依然薄弱。在文学史写作方面,王瑶、唐弢、田仲济、杨义、刘绶松等老一辈文学史家给予较高评价,新一代似乎有弱化之势。若从“史”的眼光来看,我觉得,《山雨》是一部由“乡土小说”向“农村题材小说”转移的真正奠基之作。“乡土小说”是“乡愁意识”和“文化隐忧”合力生发的产物,视点是由上到下的,而“农村题材小说”则是对“农村日常生活”和“时代主流意识”的集中表现,视点是自下而上的。

在诸多研究领域中,《山雨》的版本问题,少有人问津。我所看到的,只有王邵军的《关于<山雨>的修改》(《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一篇史料文章。该文对1933年开明书店初版本和1955年修订本进行了比较,列举了一些修改、变动处,只可惜未对之作分析、研究。我这篇文章的写作,深受这位前辈的启发,对此深表感谢。 

《山雨》的写作动机起源于1931年8月,动笔于1932年9月,结束于1932年12月12日。它的版本至少有六个:(1)初版本。1933年9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全书28章,书末附有作者写的《跋》,为同年6月16日作。该书由叶圣陶亲校,并题写书名,出版不久就被当局禁售。(2)删节本。30年代的国民党对图书出版的审查制度造成了《山雨》的删节本。初版本出版后,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认为“颇含阶级斗争意识……予以警告,勒令禁止发行”,并把王统照作为一个“危险人物”列入了黑名单。为逃避可能的迫害(在此之前,左联五烈士遇害,可为鉴),他赴欧洲考察。后经开明书店向国民党党部的交涉,删除最后五章,才得以再版,故再版本只有23章。(3)修订本。1955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分平装本(29000册)、精装本(1000册)两套。(4)选集本。《山雨》被各出版社编入各种选集,与王统照其他作品一并出版、发行,多以23章节的删节本,或1955年2月的修订本为参照本。此种选本,种类繁多,名称不一,此不赘述。(5)文集本。1981年6月五卷本的《王统照文集》(6000套)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茅盾题书名。所收《山雨》为1955年修订本。(6)全集本。2009年4月七卷本的《王统照全集》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名依然为标注为茅盾所题。所收入的《山雨》依然为1955年的修订本。不过,茅盾早在1981年3月27日就去世了,书名中的“全”字,可能是模仿茅盾的手迹,而非现场所写。最后,需说明的是,1933年9月1日《文学》第1卷第3号曾选载了小说中的一个章节,命名为《祈雨》直接发表。

 三

删节本是作家因外力的作用——国民党的筛查、开明书店的经济问题——而被迫删除的产物,因此,在上述5种版本中,一般把开明书店的初版本作为研究的最初参照本。初版本与删节本的唯一区别就是,后者比前者少了5章。现将24章——28章主要内容概述如下:(1)描写奚大有在大城市的生活及思想变化过程。(2)继续书写乡村衰败与荒凉。涉及到大有回乡,徐利被抓,陈庄长死去等等。(3)直接或间接交代杜烈、杜英、祝同志、陈大傻的活动,反映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和国内革命者的活动。在我看来,没有这五章的内容的删节本,也可以组成一个完整、自足的文本体系,即它可更为集中地写出“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现象和原因”,表现农民为了生存而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反抗的合理性,而不必顾忌后五章因对城市生活的描写而造成了与整部小说的主题、情绪基调、人物性格的不一致。但是,开明书店的初版本表现了删节本所不具有或难以表达的内容。(1)初版本能完整地表现奚大有的性格、思想、命运变化过程。遭受兵匪毒打、官绅盘剥,遭遇失地丧父,最后携妻儿到城市寻活,奚大有的遭遇堪称坎坷。“农民的自觉”只有在城市接受了新观念、新思想后,才有了切实的变化。杨义先生的阐述,可谓一针见血,他说:“在三十年代,如此细腻而深刻地写出农民由切身经历而抛弃旧观念、接受新观念的思想变迁史的作品,为数寥寥。”(《王统照小说初探》,1982年9月《新文学论丛》第3期)(2)初版本大大增强了时代因素,反映了反帝爱国思想,寄托了作家本人一以贯之的审美追求。关于“反帝爱国思想”,冯光廉、刘增人的《<山雨>商兑》一文已有详细论述,此不赘述。我想从另一个角度作简单说明。王统照是“五四”精神孕育的作家,写小说的主导动机之一,就是要强调小说的“思想性”。对新思想、新意识的表现,他是比较早的一位。《新生活》(1916年,《诸城旅济学生会季刊》创刊号)首次描写了一个工人的形象,这可能是中国新文学较早涉及“产业工人生活”的作品。在谈到另一部文言长篇《苦同学共产记》(1919年《中国大学学报》第1、2期连载)时,他甚至把“在文艺创作中渗入了思想的原料”看作最大的成功。他的小说一向注意对时代新思潮、新意识的描写,这是他的世界观、艺术观使然。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以北伐、国民党叛变革命、“九·一八”日本人在青岛的罪恶活动为背景写成的后五章,在他这部长篇中的重要程度了。当然,这后五章有关城市生活的描写、有关革命的揭示、有关产业工人性格的塑造,都远逊于对农村生活的描写、对农民性格的塑造。尽管如此,设若王统照仍健在,我想,他还会毫不犹豫的说,绝对删不得!

与开明书店的初版本、再版本相比,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又一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变动。现将其中改动较大处摘编如下,每一组的a项为初版本的内容,b项为修订本的内容,a、b不同处用黑体标出。

1、a “老大,你放心,我那年在直隶的大道上没死于义和团大哥的手下,想来这一辈子还可以无妨。说起义和团,你们都不知道,那才是凶劲!……”第15章第179页 

   b “老大,你放心,我那年,直隶大道上没在鬼子的枪炮下丧了命,想来这一辈子还可无妨。”第15章第150页

2、a “唉,你这个人,吃饭前闹了一阵。××报,咱不懂,因为登了日本人的皇帝甚么便去了一些捣打了个干净。真有劲!可是中国人,他妈的!站在街上白看热闹,谁能以过问?连巡警都拉架!……”

     旁边一个更年轻的车夫道:“不是日本人谁敢去动那报馆的毫毛,瞧着吧,说是今儿晚上还要烧×部……”

     “怎么你这么开心?好不好,反正是给中国人没脸!欺负老实人!多少万中国人的地方人家有千万把人却随意收拾,他妈的!……”(第28章第364页、第365页)

    b “唉,你这个人,吃饭前闹了一阵。××报,咱不懂,因为登了日本人什么,便去了一些……捣打了……”

     旁边一个更年轻的车夫道:“不是日本人能动那报馆?……瞧着吧,说是今儿晚上还要烧×部。……全中国早应该跟日本拼了,不,净等着挨打!……”(第28章304页)

3、a“呸!我就不信。这里终天喊着打倒外国人,取消这个,那个,到处叫他妈的万岁,静叫日本人站在街口上笑掉了大牙!哄孩子的艺术,中吗用?不提别的,讲拼命,连小学生都喊破了嗓子,叫我看,净是白费……”第24章第312页、第313页

    b“呸!我就不信。这里终天喊着打倒外国人,取消这个,那个,到处喊叫,中吗用?”第24章第263页

4、a“是啊,这真像云彩眼里的话!无奈人家都好给人家当奴才,有什么法子!”第23章第296页

   b“是啊,这真像云彩眼里的话!无奈老实人给人逼着当奴才,我看也当不长久。”第23章第248页

5、 a“……你唱的那一套国泰民安的情景,就譬如做了一场好梦。” 

    “这光景我小时候还记个大概,年纪再小的人恐怕就想不到了。”呆坐了多时的大有无力地补上了一句。第9章第88页

    b“……你唱的那一套情景,不过是编词人的居意‘贴金’,从前也没有!”第9章第75页

6、 a“……我们这些全种人家的地的呢?主人家的好还知道年成不佳,比每年要减成收租,厉害的家数他不管你地里出的够不够种子,却是按老例子催要……”第1章第6页、第7页

b“……我们这些全种人家的地的呢?他们还管你年成好不好,管你地里出的够不够种子,是按老例子催要……”第1章第6页

7、a“多少?好算歹算,合了六十五块钱一亩。”大有的眼往前直看,放佛要从虚空的前面把照片收回来。第8章第75页

   b“多少?好算歹算,合了三十五块钱一亩。”大有的眼往前直看,放佛要从虚空的前面把照片收回来。第8章第63页

 8、a“难保不是为别的事?……”大有说出这个提议,即时记起了白天他们所谈的事,究竟是有他的农人的习性,心头上微微跳动。第28章第364页

   b“难道咱就凭人家从关外闹到关里,老不还手,老不抵抗?”大有说出这个提议,即时记起了白天他们所谈的事,心头上微微跳动。第28章第304页

9、 a……可是由尊重自己与保守自己而生的反抗性日渐减少。经验是个教训的印板,没曾经过的哀乐难以打动自己的灵魂。第5章第39页

    b ……可是由尊重自己与保守自己而生的反抗性并没有减少。只是不易触发罢了。第5章第34页

10、a于是他自幼小时便是个无忧无虑也无变化的农人——,是多少中国农村中的一例模型中的一个。第5章第40页

    b全部删除

上述所做的修改,有的是直接进行删除(10),有的是对表现对象的替换(1),有的是简单改动个别字词(7、9),有的是对话语进行大幅度修改(2) ,更多的是对话语进行修补(3、4、5、6、8)。首先,删除了有损中国民众,特别是工人、农民形象的语句。在1中,把义和团的无恶不作,替换为“日本鬼子”的暴行,因为义和团主要由农民组成。主流意识倡导“工农兵文学”,要求作家深入基层,祛除小资产阶级意识,以更好地服务于工农兵大众,这种文化语境下表现义和团的“恶行”,是很不适宜的。其次,拔高了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精神意识。在2中,初版本的“人力车夫”认为中国人是软弱虫,不团结,没有斗志,而在新版本中,却具备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意识”。在3中,杜英对“好给人家当奴才的人”(她强调“主动、乐意当奴才”)深感无奈,在新版本中,却改成了“老实人被人家逼迫”,并断言“时间长不了”,认知意识有了质的改变。其三,修改了人物对历史、现实的看法。在5中,对渔鼓词中的田家乐的渲染,陈庄长认为过去是有的,而在新版中,则断然否定。这似乎是说明,在1955年代是不能过度渲染过去是多么“美好”的,像“田家乐”这种生活只能只有在新中国才有。在6中,原版本还表明一部分地主在“年成不佳”时,要“减成收租”,在新版中就变成了怜悯之心全无,全是吸血虫之辈。这大概是要突出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吧。在7中,把“65块钱一亩”改成“35块钱一亩”,其目的也是为了强调农民被地主阶级剥削的严重性。其四,削弱农民的小农思想,突出对统治者、外国侵略者的反抗精神。在8中,直接删除“究竟是有他的农人的习性”,直接突出奚大有对侵略者天生具有的反抗性。在9中,就连奚二叔这样的保守的老农民身上的“反抗性”也天然地与日俱增了。可以说,这些意识具有超前性。但是,这种修改又不是简单的修辞问题,反映了作家世界观、艺术观发生微妙变化的过程,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初版本、删节本、期刊本的新文本。

1950年代,作家对过去的作品进行修改,是很普遍的现象。与《雷雨》、《青春之歌》、《暴风骤雨》等作品修改情况相比,《山雨》修改的幅度不算大,也没有根本性地改变人物、主题、结构,但是,它部分地修正、改变了某些人物的言行,不同程度地拔高了人物的思想意识。他们对外国侵略者及工人的看法、对过去的评价基本不符合历史语境和身份地位。毫无疑问,这些改动都是败笔,是作家对人物的不尊重,是拔苗助长式的“越界”与“犯规”,破坏了人物成长的逻辑性,导致某些人物言行的不可信。如说到修改的意义,那只能说,在那个辞旧布新的新中国,王统照和他《山雨》修订本中的工农大众,对新政权、新时代作了一次礼赞与讴歌。


作家去世后,一般要出全集本,以供后人研究。编选已逝作家的全集,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但是,中国已逝作家的全集都普遍存在着不规范的地方,随意增删、修改、漏选、置换,给研究者、读者留下了不必要的障碍。5卷本和7卷本的《王统照全集》所收入的《山雨》依据的都是1955年2月的修订本,但写作结束的日期依然注明是“1932年12月12日”。按道说,全集所收入的作品一般以初版本为依据,即使不以此为准,也应当注明所依据的是哪一个版本。比方说,《王统照全集》所收入的《山雨》,应在文末注明是1955年修订本。原因很简单,研究者阅读不同的版本,会得出不同结论,会影响到文学史评价。假如我要研究1930年代的王统照小说,肯定会阅读1933年初版本的《山雨》,如果参照的是1955年的修订本,所得结论将会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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