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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晴:父亲的目光|纪念秦兆阳诞辰110周年
[ 作者:秦晴] 来源:文学报 [ ]

纪念秦兆阳诞辰110周年

 

 

 

今年是秦兆阳先生110周年诞辰。这个名字,如今很多人或许觉得生疏,但在中国当代文学的隐秘脉络里,他是一条绕不开的暗河。

 

本期三篇文章从三个入口回望秦兆阳先生。女儿秦晴的目光温煦而克制;马杰梳理一位编辑家、理论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文学突围与戛然而止;邱俊平从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书信出发讲述秦兆阳主持《当代》时如何托起陈忠实与路遥。

 

三个视角叠合,似可照见一个人的完整轮廓——是“板大先生”,是改稿人,是摆渡者,也是风雪中独自明亮过的一盏灯。

 

 

 

今年是我父亲秦兆阳110周年诞辰。每当想起父亲,心中总是涌起无尽的思念与感叹。父亲的一生经历了多少坎坷,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想起父亲,仿佛又会感受到他真诚的目光。与他老人家对视时,他的目光又总是转瞬即逝。然后在恍惚中,变成我对他的追忆和遥望。

 

他是个实诚人,无论是对工作还是对人,都是忠心耿耿,从无二心。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虚伪”二字。这话我站在文学圈子里大声说,不会有人反对。年轻人不了解他,自然不会反对,老人儿了解他,就更不会反对。他的实诚与生俱来。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家乡的人们都叫他“板大先生”。“板”就是呆板,不机灵,不爱说话,更不会说瞎话。“大”是说他大模大样,不懂得讨好,更不会对谁献殷勤。

 

秦晴、陈恭怀编《编辑大家秦兆阳》封面

 

早年,他家境清寒,祖父早逝。虽然穷,虽然呆,却并不妨碍他内心的丰富,他从小有追求,爱思索。学生时代,他就用诗歌、漫画等形式积极宣传抗日。在他渐渐成人的时候,正是那个风雨飘摇、国家危亡的年代,他思考,思考的结果是渴望看到暗夜的曙光。1938年8月,他出发了,带着他的理想,他的激情,他的呆板,更带着他的实诚,辞别孤苦的祖母,手提一只小柳条箱,经武汉奔赴延安。在武汉,由于心中急切办手续,将唯一装有衣物的小柳条箱遗失了。这就是“呆”的结果,使他在延安无衣过冬。幸好有好心的朋友送他一件毛衣,里面续上棉花,才勉强熬过了冬天。这一辈子,他因“呆”而吃了很多苦。

 

1939年夏,父亲随鲁艺文艺大军开赴晋察冀边区,在联合大学做美术宣传工作。抗日的激情,又推动他突破封锁,来到河北最残酷的“平津保”抗日拉锯地带。那里的老百姓都喜欢实诚人,他很快就融入了质朴的人民群众当中。在游击战争中,他一边办报,一边在煤油灯下记录丰富多彩的素材。由于当时纸笔太金贵,他把字写得很小很小。在工作中,他感觉到,文字宣传比美术宣传更及时更具战斗力。他下定了搞文学创作的决心。

 

多年来他工作生活在冀中平原,“南蛮子”的口音没变,但他那支笔,却与这里生动质朴的语言融合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他很快写出了一系列贴近乡村生活的作品,那些作品有着浓郁的大平原生活特色,如同播放了一曲曲情真意切的田园牧歌。这些作品不久便结集为《农村散记》,一度畅销全国,多次再版。接着,1952年底,父亲看到农村形势的发展,便携全家又一次回到乡下体验生活。想用文字真切地表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他用真诚的目光观照着这片熟悉的土地,写出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

 

20世纪60年代末,很多学生被安排下乡。老根据地的老百姓接纳了我弟弟。他到那里发现很多人,尤其是老人仍然记得父亲,还能学出他的湖北口音。他们仍亲切地称“老秦”,关心他的情况。一位曾倾其所有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革命干部的堡垒户大姨,在新中国成立后与当年的老同志一直有联系。有时候,她也会在我父亲家和杨沫家小住几日。1958年,知道父亲的情况后,大姨匆忙赶来,为父亲下放缝补衣物,准备行装。“文革”中,她已去世,但她的家人也再一次帮助父亲躲避了风潮。

 

  

 

20世纪80年代,父亲完成了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大地》。他在题头诗中写道:“最应该记住的最易忘记,谁记得母乳的甜美滋味。最应该感激的最易忘记,谁诚心亲吻过亲爱的土地。最应该算计的最易忘记,谁算计过先行者的无数血滴……”他的两部长篇小说,都将目光倾注于百姓和土地,都是真实情感与精神追求的倾吐。

 

父亲有些呆,目光中永远流露着实在和诚实,说他愚也是有的。新中国成立前和20世纪50年代初,他一直从事编辑工作。那时来稿的作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稿件错别字不少,句子还有不通的,有的甚至不会标点,不经过编辑加工难以发表。父亲的工作态度是认真而又实在,这种情况下,就自然形成打磨文稿的习惯,甚至养成了一种独特的“毛病”。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年里,来稿作者的文化水平已逐渐发生变化,到了1956年,他忙于写理论长文又忙于发稿,他的“呆”,他的实诚,他的思考,他的信任,他的服从,欲罢不能地融合在一起,为他自己,构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为了办好刊物,父亲在工作中脚踏实地,亲力亲为,在那一年多时间里,我儿时亲眼所见,印象最深的是他俯身在桌子上工作的背影,是他办公桌上堆得高高的稿件和用毛笔改过的稿子。我后来知道,1956年《人民文学》上“编者的话”大多也是他写的。有些稿子,正是他润色加工而成型。他会因得到一篇好稿子而兴奋异常,高兴地请作者吃饭,连声调也会提高两度。

 

父亲爱思索,很多想法来源于他的编辑工作和创作实践。从《论公式化概念化》一直到1956年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就是那几年思考的结果。

 

当时我虽然年龄不大,但因为住在《人民文学》的院子里,所以有知有感,1956年五六月期间,父亲有看不完的稿子,写不完的东西,不但忙工作,还忙着写那篇理论文章,同时他也注意征求整个编辑部对他理论初稿的意见。我能听见,夜晚他常常和住在他对面的同事讨论问题,常常谈到很晚。

 

小时候盼着的暑假终于到来,父亲带我们去北戴河住几天。在那里,他仍旧整天伏案工作。从他的言谈话语里,还是听得出他是在改自己的稿子。他跟母亲说,周扬、刘白羽都已看过了,没提什么意见,只是自己要仔细慎重一些。文章发表以后不久,父亲沉默了,也不再和人讨论什么了。现在回头看父亲,他当时并没有“犯呆”,但还是“愚”了。

 

父亲从不索取,有时到了天真的地步。这是现在的人所无法想象的。20世纪90年代,父亲在一次回忆中说,1955年在评定级别时,有人在会上争级别。而他主动自降一级。接着1956年又提出不要工资的正式申请。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写东西,靠稿费生活,而做编辑是他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于是他不再领工资,工资表上就没有他的名字了。他哪里会想到后面的事情呢?自此五年后,父亲变成既没有工资级别,又没有写作权力的人。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父亲重新回到文学事业的岗位上,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当代》的办刊工作中。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主张用文学的力量鼓舞人、感染人,他与《当代》同仁一起,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文学创作的春天。

 

诗画如人。父亲表面看沉稳安静,内心却充满激情。他常用诗画表达他内心的独白。如他写的:“心如春水,笔下留情”。想起父亲,我仿佛又看见那些挂在墙上的张张条幅:“心存古往今来事,人在长河大海中”“天因多情故不老,地缘心热始长青。”仿佛又看见父亲的目光,停在他写的条幅上,有欣赏,也有遗憾。从他的诗句中,我能看见他一生坚持的人生操守。

 

(作者系秦兆阳女儿)

 

 

图片来源: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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