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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群】:那些意想不到的故事——简论舒群上世纪30年代的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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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舒群在牛心台家的书房

回望舒群,首先想到的便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没有祖国的孩子》。这篇小说创作于全面抗战前夕,日军吞噬东北之后。这篇小说没有直接描写中国战场和中国人的悲惨处境,而是通过朝鲜孩子果里的遭遇,以异国少年为镜,观照祖国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的命运,坚定着救亡图存的信念。舒群就是以这篇体现了爱国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的短篇小说,挺进了中国左翼文坛,此后,他创作了一系列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中短篇小说,塑造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且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不断进行着小说艺术的尝试和探索,逐渐成为左联的实力作家和“东北流亡作家群”的重要代表人物。

从对舒群代表作的阅读,扩展到对舒群上世纪30年代小说作品的整体阅读,给人带来的感觉是颇为震动的。因为除了像《没有祖国的孩子》这样被写入文学史的个别篇目外,舒群还有像《秘密的故事》那样鲜有人知但却有着较高艺术水准的佳作。这样的作品虽还处在沉寂之中,相信也必定会在时光的淘洗中重焕光彩。舒群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在主题上虽不外乎反帝、抗日、爱国等在当时惯常的主题,但他的小说没有选用重大题材和宏观的战争场面,没有旗帜鲜明地一味歌颂,而是讲述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故事,专写小人物在被侵略中的艰难处境和情感变化,注意捕捉普通人物丰富驳杂的精神世界,对时代的书写更接近于一种朴素的残酷的真实。

舒群这一时期的小说偏重于对女性、少年和士兵形象的塑造。其中发表于1937年《文学》第八卷的中篇小说《秘密的故事》,在表现女性形象上具有十足的代表性。小说讲述了“我”与热恋着的姑娘青子被迫分开后,与她隔绝了一切消息。“我”想辞去侦缉队分队长的职务去从军或是去流亡,为了让母亲安心,只得听从母亲苦劝,娶了童年时就订婚的姑娘苓子。然而婚后,青子突然出现,虽然她已嫁人生子,却不能扑灭“我”对她浓浓的爱意。青子的丈夫谋刺黑龙江省警备司令暴露被枪决后,青子竟然勒死自己病中的儿子小英,请“我”和她一起离开去黑龙江。为了重新和青子生活在一起,“我”抛弃待产的妻子,跟青子走了,并且答应为她刺杀黑龙江省的警备司令。然而行刺后,陷入日军包围,眼见逃脱无望,青子向我的头部放了一弹便自己逃走了。

这是一篇各种情感交织混杂而又异常凛冽的小说,母亲、妻子和恋人身上,集合了新旧女性的形象。青子是小说着力表现的主角,她曾有着最纯洁的情意绵绵的一面,她又是加入了义勇军队伍的女战士,有着英勇果断决绝的一面,为了复国家民族的大仇,她可以牺牲一切,甚至牺牲亲情和爱情。她亲手绞死了病中的儿子,这简直是泯灭了人性的举动;在刺杀逃亡的关头,见救“我”无望,她也置“我”这个旧情人于不顾,甚至向“我”的头部放了一弹。青子是在国家大义、个人情感、亲情伦理中做着艰难抉择的女性。而“我”的妻子芩子,是位心中只有家庭和丈夫的传统女性,她在家庭中百般受辱,一味忍让和讨好丈夫,却仍逃脱不掉被丈夫抛弃的命运,被安排了临产前自杀的结局。

无论是新女性还是传统女性,在这个动荡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她们的身上都蒙上了一层凄婉的色彩。在《萧苓》中,萧苓是位性格泼辣的女孩子,在学校总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但是她敢爱敢恨,敢做敢当,坚决不做亡国奴,最后被日军抓去,由一个“两颊总是浸藏着一种浅淡的晕红”,变成“两手与脸孔生满着一层一层的疥疮”的瘦弱姑娘,让“我们已经记不起她就是我们以前的萧苓”。《婚夜》中的妹妹则是一个传统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女性形象,虽然之前并未见过自己的丈夫,更无感情可言,但既然嫁过来,就是他们家的人了。哥哥没有讨要走的两角钱,在丈夫被鬼子抓上前线时,“她没说什么,只是把她的两角钞票,从自己的衣袋移到他的衣袋里去。”很多传统女性是缺乏独立精神的,男人是她们的终身依靠。又比如在《夜景》中,当兵的丈夫要奔赴战场,怀孕的妻子因生活无望,在丈夫离去的铁轨上卧轨自杀了。

二十四五岁的舒群正值自己的创作盛年,那时,他已经经历过狱中生活,在南来北去的路上奔波辗转,见闻了各色的人和事。这些经历,都使他笔下的青少年形象刻画得非常生动。

果里是舒群塑造的最为典型的异国少年的形象,在《没有祖国的孩子》中,果里作为一个从朝鲜逃亡来的少年,希望在中国重新获得自由和新生,然而没有祖国的孩子怎样才能逃脱被蔑视被欺凌被奴役的命运呢?果里从充满希望到理想破灭,从被奴役到努力反抗的转变,给人以深深的感染,使我们看清了亡国者的命运,从沉睡中觉醒起来,正是当务之急。

《老兵》中的“老兵”叫张海,他其实并不老,也并不是一个兵。他才十九岁,也只是部队里打杂的。张海是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他只贪图个人的享乐,没有家国观念,面对亡国也能淡然处之:“鬼子来就来吧,老爷到哪儿都是一份打杂的。”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态度,面对敌人的奴役,也终归是活不下去,“中国人不是人了吗?”于是张海对敌人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要从军去。但由于个体命运受挫而转为决绝的革命者,似乎也是可疑和可怕的。他无情地枪杀了阻碍他的妹妹,替赵化雄杀死了他的团长父亲。知道父亲死后,赵化雄的表现是符合常人逻辑的,相比之下,张海的无情与决绝才是值得人深思的。

舒群笔下还塑造了很多热血青年和流亡者的形象,但对他们的描写是去崇高化的。比如《做人》中的申龙,他并不是一个让人喜欢的朋友,甚至有些无礼,但他却是最决绝的可以为国捐躯的革命者。又比如《战地》中的两个形影不离的好伙伴刘平和姚中,他们一个理智大于情感,一个则充满同情。在与敌人交战中,姚中不幸中弹,刘平向自己最好的伙伴的头上连续开了4枪。而当自己受伤时,刘平也拒绝战友的救助,他抽出匣枪,向自己的头上放了一弹。作品中还写到战友间的误伤。从舒群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那些走上战场的战士们,并非是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他们也有着各种弱点,但也正是这些不完美,呈现了时代和人性的真实。

还有一些异国者形象也经常出现在舒群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比如《沙漠中的火花》中的蒙古人阿虎太;《舰上》中,我和战友马斌元与苏联士兵苏斯洛夫之间的友谊;《无国籍的人们》描写的狱中所见的白俄囚犯等等,这些作品同《没有祖国的孩子》一样,体现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更加考量并暴露了国人性格的弱点。《手铐》便是对极端背景下人性的考量,“我”逃狱获得自由,但无人敢收留“我”。母亲害怕连累其他家人,朋友一家更是害怕,紧要关头朋友不顾妻子的反对收留了“我”,但当朋友受到羞辱时,“我”还是忍不住踢开藏身的衣柜。在《祖国的伤痕》中,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兵,找不到连长证明,不能及时医治,流浪街头。一个在前线不惧流血牺牲的人,在后方,他所保卫的仍是子弹,是复仇的决心。然而,他的潦倒却引来人们的围观,被贬为小偷,对他施以百般的侮辱和损害。

作家在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上,也进行着积极的尝试和探索。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是,舒群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但“我”在小说中更多是作为线索存在,采用观者的视角,为了更好地呈现他者。即便是《秘密的故事》中处于风暴中心的“我”,在表现“我”内心的矛盾与苦痛之外,更多的是为了呈现青子和芩子,是为了讲述她们的故事和性格命运。在其他作品中,“我”的观者定位则更为明显,比如《做人》中的“我”和《萧苓》中的“我”,等等,主要是为方便故事的讲述而存在。

作家十分讲究语言的艺术。小说的语言整体上干练节制又极富弹性,在需要渲染的地方,也舍得多下笔墨。尤其是在场景描写和人物内心刻画方面,极好地烘托了故事的氛围。对人物的刻画,也是简单有力而又十分鲜活的。哪怕是对一小片景色的描写,也足可见其笔力。比如在《已死的与未死的》中,作家这样描写一片夕阳霞光:“那时候,太阳刚刚落下,遗与天边的霞光,有零乱的金星还在波流上跳动。”而那位追上来的女人:“她从身上脱下棉袍,只余下一件窄小的夹衣紧束着上身,被两乳撑起的衣襟,使乳间的一个衣扣张开着,所以缝间裂出前胸来。她还没有忘记紧缩胸膛,扣起那个衣扣,但是立刻又张开,缝线断了,扣落进雪去,她没有再去寻找,便抱着棉袍匆忙地冲来……”

在作品的结构上,作家似乎受到欧·亨利作品的影响,很多短篇具有欧·亨利式的戏剧冲突。比如短篇小说《已死的与未死的》,讲一个女人的丈夫被投入监狱,女人天天来探视,男人只嫌烦,后来索性狠心不见。一日,男人被绑赴法场,女人见此,拿一把短刀刺进喉咙,自杀而死。然而,“两点钟后,李金回来了,丝毫没有受伤,只是自己咬掉了一只手的小指。这样我们知道了他原是去‘陪绑’的。”在《贼》中,老张和小张是父子,被生活所迫,小张只得去当贼,老张感到羞侮极力反对,甚至与子翻脸,但当老张离开儿子行乞也不能活的时候,他也做起了贼。一次小张发现家里来了贼,却发现是老张,老张无地自容地自杀了。这些欧·亨利式的戏剧冲突,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来解读,则使作品的回味更加深厚和丰沛。

另一种在结构上的特点,是作家在一些作品中尝试了开放式的结局,似空谷足音一般,留给读者无尽的畅想。在这些作品中,故事的完整性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在于一种命运和情绪的表达,也使读者有机会参与人物性格命运的塑造,使作品获得多维度的解读。比如《秘密的旅途》,写女孩小兰带王之民走到达国境的秘密通道,在路上,小兰问王之民为什么去苏联,王之民回答她说,那里有更好的生活。后来,王之民有机会再去找小兰,才得知小兰去了莫斯科。这篇小说本意在写日本侵略中国时期国内生活的艰难,但小兰去了莫斯科以后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作者并没有交代,而是将猜测与想象的权力交给了读者。

总的来看,舒群在上世纪30年代的小说创作,在表达具有共性的时代主题下,仍然有着鲜明的个性。他笔下的人物虽小,却立体丰富,生动至极。在和平的年代重读舒群,不单单能够重新引发对和平、自由、民主、独立的思考,也仍能回望到人性中那些永恒的难以破解的秘密。

 


经    典    作    家    介    绍

舒群 (1913.9.201989.8.2) 原名李书堂,又名李旭东,黑龙江哈尔滨人。1932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到上海,开始发表作品,并加入左联。早期较著名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发表于19365月《文学》65号。他描写一个失去家园的朝鲜少年在我国东北地区遭日本侵略者凌辱压迫并起来反抗的故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抵达陕北,在八路军总部任随军记者。1940年起,先后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系主任,《解放日报》四版主编,东北文工团团长。胜利后担任过东北局委副主任,东北大学副校长,并筹办东北电影制片厂。任厂长,东北文联副主席。后来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文工团团长,一度在鞍山钢铁公司做党的工作。

他写过两部长篇小说:《第三战役》和《这一代人》。因为50年代后期受到错误处理,作品随着作家遭逢厄运。前者文革中原稿被抄,不见下落,未能出版。后者1962年出版过,印数很少。直到1982年编辑《舒群文集》时才再版问世。这部长篇小说真实地描绘了50年代初期经济建设的图景,生气勃勃的气氛跃然纸上,性格鲜明,语言练达,是一部优秀作品。

 “文革结束后,创作有新的成就,获奖短篇小说《少年Chen女》在平淡的白描中揭示现实,具有独特风格。尤其是连续发表的《毛泽东故事》,更见艺术功底,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独创性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故事远在30年前就开始动笔,经过长期酝酿琢磨,再三修改锤炼才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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