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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鹏程】:《保卫延安》的“史诗性”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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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延安》封面

杜鹏程在1979年的《保卫延安》重印后记中自述道:“这一场战争,太伟大太壮烈了。随便写一点东西来记述它,我觉得对不起烈士和战争中流血流汗的人们。”杜鹏程是带着一个伟大的文学梦想投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创作之中的,对于他来说,这也不啻于一场艰苦的文学征战。延安保卫战开始后,杜鹏程作为随军记者上了前线,在与官兵们相濡以沫的战斗生活中,杜鹏程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战争日记》,酝酿和准备着他的《保卫延安》。不待说小说所表现的延安保卫战是真实的战争事件,小说的发生背景,几位伟大历史人物都是真实的记载。《战争日记》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实证材料。透过日记,《保卫延安》创作发生的缘由便会豁然于心。1949年末杜鹏程随部队进军至帕米尔高原,解放战争的战火还没有完全熄灭,他就着手写这部作品了。杜鹏程清楚地意识到创作主客观条件的不足,要写出一部高质量的战争小说是何其艰难。他先以《战争日记》为基础,大约9个多月的时间,利用工作的间隙写出近百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从延安撤退写起,直到进军帕米尔高原为止,记述西北解放军战争的整个过程”。内容“全是真人真事,按时间顺序把战争中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在修改这部稿子的过程中,杜鹏程愈来愈清楚愈来愈坚定地认识到:“眼前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稿子,虽说也有闪光发亮的片段,但它远不能满足我内心愿望。又何况从整体来看,它又显得冗长、杂乱而枯燥。我,焦灼不安,苦苦思索,终于下了决心: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搞;一定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要在其中记载:战士们在旧世界的苦难和创立新时代的英雄气概,以及他们动天地而泣鬼神的丰功伟绩。是的,也许写不出无愧这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令人永远难忘的精神传达出来,使同时代人和后来者永远怀念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做人的楷模。这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从1949年开始正式创作,4年后完成, 1954年出第一版,首印近百万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引起巨大反响的长篇小说之一。1956年作者进行过一次较大的修改后出第二版。1958年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修改后出第三版,第三版出版不久即遭禁销和烧毁,看到这个版本的读者比较少。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保卫延安》,用的是第三版的本子,作者只作了校订。这一版印行的时候,作者把发表在《文艺报》1954年第14、15两期的冯雪峰的《〈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一文,以《论〈保卫延安〉》为题,放在小说的卷首。《保卫延安》从面世到现在,人们最为关注和最多研究的,就是作品所具备的“史诗性”文学特征。而最早从“史诗”角度评价《保卫延安》的,正是著名文艺评论家冯雪峰的这篇长文。

《保卫延安》是当代文学中第一部大规模和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小说取材于1947年3月到9月的陕北延安战事,反映了延安保卫战的战斗过程,并辐射到了整个解放战争的总体历史进程。

冯雪峰在《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中指出《保卫延安》“是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或者,从更高的要求说,从这部作品还可以加工的意义上说,也总可以说是这样的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它的英雄史诗的基础是已经确定了的”。《保卫延安》,可以称之为是新中国“史诗性”长篇小说的开拓之作,因此在文学史上具有了特殊的价值意义。

《保卫延安》的“史诗性”品格

首先是史诗题材。题材作为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生活内容,对作品的史诗品格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制约作用,抛却“题材决定论”的谬说,还是要承认,“史诗”创作对题材确实有着特殊的规定和要求。《保卫延安》写的是延安保卫战的全过程,作者在整个广阔的解放战争历史背景上,全面再现这场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争,应该是比较典型的英雄史诗题材。小说围绕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在延安保卫战中的战斗生活展开笔墨,却时时与战斗的总体设计相呼应,通过周大勇连队,通过周大勇等英雄性格的成长过程,作者展示的是延安保卫战的全局风貌。从全局或整体的构思出发,要求题材不仅宏阔巨大,而且要求它的丰富复杂,延安保卫战本身提供了这几方面的要求,提供了具有广度与深度的历史内容。作品以周大勇连的战斗历程为情节主线,并极力展开军队生活的丰富内容,同时又铺设了另外两条叙述线索,一是对李振德老人以及乡亲们在战争年代的生活遭遇和与人民军队的血肉关系的描写,另一则是对敌军营垒的描写,推出敌军由强到弱、由胜到败的溃灭过程。三条线索交错,展现出一幅真实生动的人民战争的壮丽图景,作者达到了以延安保卫战来艺术地概括整个解放战争历史的目的。

第二是小说所表现的“英雄史诗精神”。《保卫延安》是以一种革命战争的伟大精神来提携全书的内容描写,英雄主义精神发散在作品的人物、情节、场面乃至细节描写当中,这对于营造史诗作品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冯雪峰所评论的:“如果我们要求有描写这样的革命战争史诗,那就必须描写出这样的革命战争的精神。” “作家就必须真正掌握到对象的伟大精神,并且作家自己必须有足够的热情和英雄气概,才能描写出这样的战争,才能歌颂这样的战争及其英雄们。这种对于事件的正确掌握以及战斗性的歌颂态度,就是英雄史诗所必需的精神。”评论家强调,革命英雄主义,是人民战争“所以胜利的关键和全部力量”,也是“英雄史诗所必需的精神”。冯雪峰是明白地看到了,《保卫延安》应时而生,作品取胜于它昭示了这种契合于时代需要的“英雄史诗精神”。

“史诗精神”渗透在作者的叙述和描写之中,而且时刻与浓烈的情感交织在一起。作品中,所谓英雄精神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爱恨交织的英雄情感,战争的动力来自对敌人的痛恨与对人民的热爱,拯救苦难的中国人民,是官兵惟一的信念,包括作者在内,不可能也无需要去理性地分析这种精神的实质内涵,因为英雄主义精神不是靠理念传达的,而是包融于战士的情感流动中,表现在战士们无私无畏的献身场面中。正是这种英雄主义精神和情感,成为赢取战争胜利的关键力量。《保卫延安》就是这样独特地显示出它的“诗性”。当代战争小说既是“史”,又是“诗”,一种崇高的思想情感贯穿始终,便完成了崇高意境的构造。写意,是“十七年”战争小说的整体艺术特征,其“意”即为精神,即为时代艺术的灵魂,它的开阔与深厚表现为对祖国的、阶级的、民族的、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关注,这是一代作家普遍所关注的艺术命题。

第三是小说塑造的一系列英雄形象。“十七年”文学在其史诗追求的过程中,同样赋予英雄人物以非凡的使命,塑造英雄人物,成为特定时代文学创作中带有根本性质的中心任务。《保卫延安》作为共和国初期的战争小说,首创性地塑造出一系列英雄官兵形象,其中突出的形象有周大勇、李诚、王老虎、孙全厚、宁金山等。

周大勇是作品中的一号英雄,有着革命英雄所必备的高尚、正义和勇敢、坚定、无私奉献的精神素质。周大勇固然是“英雄史诗精神”的化身,是一个时代正义和先进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力量的代表,但杜鹏程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却没有进行肆意的拔高和美化,作者首先把他当做劳动人民中一分子来看待,周大勇置身于时代洪流和民众、战士的包围中,他的爱恨,都不仅仅属于个人,而更属于时代和民众,在普通民众当中产生的英雄才能显示出征服民众的强大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小说充分表现了这个英雄人物的成长历程,令人信服地将这个出身贫寒卑贱、思想简单透明的农家子弟,在革命队伍的大熔炉里经受锻炼和考验,逐渐成长为一个勇猛顽强的战斗英雄和出色的指挥员的艰苦过程呈现出来。周大勇性格的质朴和可爱,他灵魂的纯净和坚强,既是家庭出身使然,更是革命队伍中历练而成,当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从事了他所信奉的伟大正义的革命事业,就能够铸造出英雄人物的崇高精神境界。周大勇和“十七年”文学中出现的其他英雄性格一样,他们都自觉地把个人的生命融于民族、国家、阶级的伟大事业之中,崇高的社会理想和宏远的人生目标使他们具备了足以战胜敌人也足以战胜自己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是一个时代的英雄所葆有的性格特质和灵魂影像。

政治委员李诚是顺应战争潮流而出现的政治鼓动家。这一形象蕴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建军的一贯思路。但难能可贵的是杜鹏程并没有把他写成一个政治思想的传声筒,除了智慧干练和严格坚定的军人特质外,李诚的性格开朗幽默,是一位非常机智和具有亲和力的政治工作者,在部队里深得战士的喜爱,他谙熟军事激励的心理和方法,将精神激励转化为战胜强敌的巨大力量,是军人形象画廊里别有意义的一位英雄。王老虎和孙全厚也是作品中塑造成功且各有特色的英雄形象,王老虎“静若处子,动如猛虎”,平时的温和敦实和战时的勇猛机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在战场的神奇表现,让人想到了古典小说中的传奇性英雄人物,这种用动作来凸显人物性格的写法,应该说是作家深得传统文学熏陶而得。孙全厚则代表了无数像泥土一样的平凡质朴和无私奉献的中国式军人, 他“悄悄地活着,悄悄地死去”的人生形式和性格品德,与其说是中国军人的,不如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农民的,形象所承载的我们国家民族的深重灾难,普通民众抗争苦难命运的不屈精神和隐忍、牺牲的民族性格,不止感人肺腑,更令人痛心悲叹。

宁金山是小说中联系着战争和人性思考的一个特殊形象。“十七年”战争小说的思想内涵总体上趋于单一纯净,而宁金山这个形象则多少让我们领略到一些战争的复合状态和人性的幽深地带。虽然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定之下,作家让宁金山这个人物很快完成了由怯懦到勇敢,由悲观到乐观,由卑琐到高尚的性格转变,但毕竟呈现出了战争中有关生与死、苦与乐的人性命题,笔墨探触到人物心灵的复杂的和更真实部分。这可能就是我们研读“十七年”作品时要注意到的所谓“缝隙”,由此可以想象到被有意无意遮蔽和过滤掉的战争生活的原生形态,引发我们对战争本体及其价值意义的深入思考。

《保卫延安》中对彭德怀将军的形象塑造,是共和国文学的一次艺术开创。总体来说,小说对这位西北战场总指挥的形象描绘是成功的,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家不仅写出了这位高级指挥官的军事智慧和大将风度,而且也视彭总为成长于劳动人民之中的普通一兵,表现出彭总本色、质朴的人格魅力。正如冯雪峰所言:“关于彭德怀将军的这一幅虽然还不够充分,然而已经传达了人物的真实精神的生动的肖像画,是我们文学上一个重要的成就。”在虚构性艺术文本中,将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作为艺术形象加以正面表现,这在现代小说中并不多见,彭德怀形象的塑造是《保卫延安》备受人们的关注的原因之一,作家和作品也因此在1959年彭德怀因言获罪后受到株连。这其实涉及到创作中“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本不能简单对号入座,作家和作品因艺术原型而获罪实属荒谬。在艺术虚构和“生活真实”经常不被区分的年代里,作家的艺术“创造性”就潜隐着政治的“危险性”了,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创造发明”了。

第四方面是史诗结构。“十七年”这一特殊的时代要求文学反映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幅画卷,以此为目的决定着作家的艺术构造,宏伟的史诗追求呼唤着宏大的史诗结构。典型的史诗结构一般设置两条主线,一为情节线,一为性格发展线,二者或经纬穿插如《保卫延安》,或交错并行如《创业史》,在不同作品中两条线索的侧重各有差别。从文学史发展的眼光看,当代小说的结构由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注重情节向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注重性格刻画转变。普遍而言,性格结构是文学创作艺术结构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十七年”,这一环节没有圆满完成就被“文革”政治运动干扰而停滞,以至于在新时期开初,性格结构的作品蓬勃而出,形成承续“十七年”性格结构的又一个高峰。“十七年”的小说创作呈现出情节结构与性格结构并存且二者相互结合、逐步转化的发展态势。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和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一批共和国成立之初的长篇小说,开始从情节结构向性格结构推进。《保卫延安》成书早于《红日》,但已隐约显露出情节线索之外的第二条结构线索,即英雄性格成长线。以周大勇为核心的英雄形象体系是与战事交织存在的结构有机部分,由于开始注重性格的刻画,使《保卫延安》成为比较典型的英雄史诗。作为战争史诗的初步尝试,核心人物周大勇的性格刻画稍显稚嫩,其个性的历史丰厚度和性格发展的现实依托都尚嫌不足,但性格发展史毕竟以完整的姿态交织与战争故事的叙述中,二者经纬相织,复线式立体式史诗结构俨然出现。严格地讲,《保卫延安》的侧重点仍旧是革命战争史,这是由于英雄性格史的不成熟造成的。但正是因为有了《保卫延安》和《红日》等作品的准备和过渡,共和国文学才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迎来了长篇小说的第一次繁荣,《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创业史》等小说,就是以较为成熟的性格结构,成为时代文学的代表性成就。

最后是小说的艺术风格。《保卫延安》气势宏伟,笔调豪放,显示出杜鹏程雄伟、粗犷的艺术个性,也代表着共和国文学崇高、豪放的时代风格。战争题材的创作直接、正面地描绘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敌我正面冲突形成一种激烈、对抗的艺术场面,加之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浓烈的阶级爱恨情感的烘托,使得《保卫延安》与生俱来地带上崇高悲壮的美学色彩。而从作家主观方面来说,故乡先贤司马迁的史家思想和气魄的熏染,身处伟大历史变革时代而领受了革命生活的锻炼,培养出杜鹏程宏伟高远的心灵世界,塑造出杜鹏程豪放坚强的人格气质。对革命战争生活的回首和对理想英雄人物的敬仰,激发起作家强烈的创作欲望,作家澎湃的激情和内心的渴念贯穿着整个创作过程。正如熟悉杜鹏程性格的评论家魏钢焰所言:“他的作品显得大气,充满硝烟味,给人以大江东去的豪迈之感。老杜作品的特点是和他的为人一致的。”大凡优秀的作品,无不表现着作家自我与文学形象之间的生命联系,杜鹏程也是一样,战争的素材积累已久,“英雄史诗精神”也在心底里蕴蓄已久,一种合于内心渴望和性格要求的艺术创造,最后在战争场景的描绘和周大勇等英雄形象的塑造中得以实现。所以,《保卫延安》的崇高风格,是创作主客观遇合的结果,因为是在共和国成立初期,杜鹏程才能既面对刚刚过去的战争历史,又相对自由地表现作家“自我”,从而落成呼应着时代精神又吻合作家主观审美追求的崇高艺术风格。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风,立足于“十七年”独特的时代背景,崇高以它内容的庄严激烈和形式的巨大卓越而与“十七年”社会文化背景相适应,表现出一个新的历史转型时期实践主体对客观对象的征服,引起一种英勇的、振奋的、自豪的美感。崇高显示着健康、活泼、鲜明、生动的风格特色,满足了“十七年”间广大接受者的审美需求,并通过接受者这一审美中介完成对其社会的影响,以及对人生的教谕功能。但是,崇高风格的绝对化、人工化、社会化、工具化等等时弊又是显而易见的,文学发展中对崇高的无限制推崇与对其他风格的强力压制,造成时代文学风格的单一化,则从根本上影响了“十七年”文学的美学品格。作为当代文学发生时期的《保卫延安》,其美学风格的单一也曾经影响了后来的文学风气。《文心雕龙》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可知时代局限是造成文学风格局限的最根本原因。

文学史意义和艺术局限

当代革命战争小说以《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为代表,《保卫延安》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初期战争小说同时也是长篇小说的起点水平。冯雪峰在他评论《保卫延安》的长文中强调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小说中“真正可以称得上英雄史诗的,这还是第一部。也就是说,即使它还不能满足我们最高的要求,也总算是已经有了这样的一部”。冯文对小说的史诗性认定,是基于“作品所以达到的根本的史诗精神而论”。另一方面也指出小说在“艺术的辉煌性上,还不能和古典英雄史诗并肩而立”,小说在“艺术描写上留有今后可以一次一次加以修改和加工的余地”,据作家自己回忆:“我的初稿曾经冯雪峰同志看过,他约我长谈数次,恳切地指出作品的长处与不足,并告诉我说,不要再改了,要改等以后再说。”(《杜鹏程评传》)由此可知,通过讨论《保卫延安》的艺术成就和所存在的问题,冯雪峰意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视野中讨论新中国文学的起步状态,既肯定“这部作品在英雄史诗上的成就在我们创作上就有一种新纪录的意义”,“说明我们的文学能力在逐渐成长起来,”也明确了中国的文学在共和国初期只能达到这个水平,意识到任何的个人都超越不了这个时代,所以说,“即使再加工,也不是现在,应该在作者的才能更成长和成熟的时候。我们现在应该先满意这样的成就”。

冯雪峰在1954年回首以往10年的文学成绩,看到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反映革命战争的作品,其中“有些是写得比较优秀的,也有写得极平常的”,《保卫延安》以“称得上英雄史诗”的水平,刷新了已有的成绩,“是一个重要的收获”。以此衡量,《保卫延安》也初步显示史诗式结构追求,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长篇小说结构的良好开端。但相对1957年出版的吴强的《红日》,《保卫延安》就显得单调了。《红日》从思想艺术方面,均比《保卫延安》取得重大进展。小说战争生活视野开阔,整体把握的意识更强,初具现代战争小说的气势与规模,努力以宏大的结构和全景式描写展示了战争小说的独特魅力。人物形象塑造上,英雄人物的理想化,反面人物的脸谱化等“十七年”小说普遍存在的弊端,在《保卫延安》中已经出现。冯雪峰在谈到杜鹏程创造的彭德怀形象时说:“要把这样的高级将领的精神和性格,全面充分地描写出来,以造出一座巨大的艺术雕像,是只有天才的艺术大师才能办到的。作者当然还只是一个开始在成长的尚未成熟的天才。”冯雪峰讲到的人物塑造的“不充分”和作家艺术才能的“不成熟”,同样是因为他看到了这部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长篇小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艺术问题。而到《红日》的时候,作家则开始意识到性格塑造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相当程度上避免着正面人物理想化和反面人物的脸谱化、漫画化倾向。应该说,《保卫延安》当中国民党将领钟松形象的刻画也是比较生动的,而《红日》中的张灵甫的性格更注重个性描写,在性格的凶残、奸诈、顽固之外,也不回避表现其才干和谋略,形象相对更为真实立体。以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观照战争历史和人物,必然带来对小说真实性和人物生动性的损伤,这是一个时代文学的固有局限。

在“十七年”意识形态规范下的战争小说,其革命战争状态中体现的战争文化内涵,带有时代的固有政治色彩,具体表现为:阶级性、集体性、斗争性、思想性、人民性、意志性等,革命战争不仅在军事意义上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兵团,更在政治意义上,锻炼了一个新的国家政治主体。这种战争文化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对和平时期的阶级斗争文化环境和战争文化心理的形成和恶化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当然这不能归咎于战争小说本身,但却可以由此探源。另一个更为深入的问题可以在中西战争文学的对比中展开讨论,战争是什么,战争对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人们对战争有不尽相同的理解,站在个人的视角、民族的角度和站在人类的视角审视问题,也会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以个体的方式体验战争,在人类追求和平的宏大视野中描写战争,会更多注目于战争中的复杂人性,对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相比之下,“十七年”战争小说的文化内涵较为稀薄甚至有明显偏执,对战争的复杂主题表现不足,对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战争文化缺乏应有的思考,对人道主义视野中的战争灾难和反战意识,或者刻意回避或者予以简单狭隘的否定,使得我们的战争文学很难引起世界范围内更广大的读者群的情感共鸣。

革命战争小说的思想局限说到底依然源自特定时代政治观念的限制,从根本上制约着作家的艺术创造。以杜鹏程为例,在他的创作自述中多次谈到自己思想能力、艺术表现能力以及艺术经验的缺乏。杜鹏程有战争体验,更有创作激情,有雄心壮志。但他之前只写过一些短篇小说、短剧和通讯报告,从来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他努力阅读了一切能找到的军事论文,读了可以找到的苏联战争题材的文学译本和中国近现代以来有限的战争小说,他把《战争与和平》重读了三遍,他前后一共写了九次,几乎不是“写出来”而是“改出来”的。他说自己“每每遇到难以越过的困难,他就回想起那些活着的和死了的战友,从他们身上吸取力量。”即便如此,杜鹏程也知道写作单凭激情和毅力是不行的,他到晚年意识到《保卫延安》写得不是很好,它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历史的记录”,他也更深刻地反思到:“作家和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都不可能超越时代。”而作家对时代对战争、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制约着作品的主题思想,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度与广度决定了作品的思想的深度与广度。以战争的亲历者和写作者立场反思“十七年”文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今天对我们依然有启示意义。

总之,《保卫延安》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革命历史小说,是当代最早被评价为“史诗性”力作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为新中国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做出了开拓性的艺术贡献。《保卫延安》标志着共和国文学的起点水平,也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它的成功与局限都是与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的,它所反映出的文学问题可以引导我们开始进入对一个时代文学问题的深入思考。对于当代战争小说这种特殊的小说品种,我们或许不必苛求太多。我们可以侧重在小说形式结构的角度,来考察战争小说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发展史上的作用和价值,这是一种文体形式演变的考察,是一种文学史意义的考察,是更为本体的小说艺术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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