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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步履匆匆留屐痕——萧红著作版本与相关文学期刊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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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开始,1942年结束,短短31个春秋,匆匆来去。宛若一颗流逝的星辰,在灿烂的文学恒河中倏然划过。萧红的生命是文学的,她把生命中的文学因子化作妙手文章,留在一部部著作版本中,留在一本本文学期刊里。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作家文库中翻检出一批这样的版本与期刊,以时为序排开,长长的一列便仿佛一条五彩斑斓的文学之路。萧红沿着这条路走来了又走去了,匆匆步履,留下了点点屐痕。历史的遗存承载着具象的历史,现仅对文学馆所藏相关资料做简单介绍,或能还原往昔的某些情节与细节,以助于追忆起当年的那些事、那些人…… 

1935-1936   

1934年11月,萧红随同萧军从青岛抵上海,投奔鲁迅先生麾下。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接纳了两个文坛新人,那帮助与支持是宏大而又细切的:先解囊相济,以解决当下最迫切的吃饭问题;再介绍认识茅盾、胡风、聂绀弩……让两个单兵找到队伍找到“家”;然后一手扶持起“奴隶社”出版“奴隶丛书”。萧红1934年9月9日在青岛脱稿的长篇小说《生死场》(原名《麦场》),便是该丛书之一种。 

《生死场》,长篇小说。1935年12月奴隶社出版,为《奴隶丛书》之三。上海容光书局发行。全书由《麦场》、《菜圃》、《老马走进屠场》等17章组成。卷末有胡风写的《读后记》:“这写的只是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偏僻的村庄,而且是觉醒底最初的阶段,然而这里面是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是真实的野生的奋起。……一九三五,一一,二二晨二时。”

《生死场》一出,萧红成名。她的文字,迅速走俏上海滩。1930年代中后期,正是文学期刊狂飙突进数量激增时,稿件需求量本来就大,而一个著名女作家的文稿,自然更是供不应求。12日写,20日刊;4日写,15日刊;22日写,1日刊……“萧红本来就是一片广袤而葳蕤的原野”,有了阳光与清风的朗照与吹拂,立刻发散出“她满腹的清香”(两处引号内皆为迟子建语),一个活力四射的创作高潮随即到来。

1935年2月,《太白》第二卷第10期上,刊登萧红所写《三个无聊人》,文后注明写作时间“(1934年)6月12日”,署名“悄吟”。                 

《太白》,半月刊。陈望道编辑。生活书店发行。出版地上海。1934年9月20日创刊,1935年9月5日终刊,共出24期。该刊设有短论、速写、漫谈、杂考、随笔、小说等栏目,曾发表鲁迅的《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文章。主要撰稿人有徐懋庸、许杰、夏丐尊、谢六逸、傅东华、郑振铎、叶圣陶、曹聚仁、洪深、吴组缃、陶行知、朱自清、老舍、郁达夫等。 

1935年的2、3、5月,萧红分别在《中学生》月刊第62期、63期、65期发表《家庭教师》、《广告员的梦想》、《随笔三篇——〈春意挂上了树梢〉、〈公园〉、〈夏夜〉》,均署名“悄吟”。 

1936年1月,《海燕》创刊号发表萧红写于1936年1月7日的短篇小说《访问》;同年2月《海燕》第2期上,发表她写于1936年2月5日的短篇小说《过夜》。

《海燕》,月刊。聂绀弩、胡风、吴奚如等编辑。群众杂志公司发行。出版地上海。1936年1月20日创刊,同年2月20日终刊,共出2期。该刊发表文学创作和翻译,尤重短评。鲁迅的历史小说《出关》、散文《阿金》、杂文《“题未定”草》(六-九)等多篇文章都刊发于此。主要撰稿人有黎烈文、陈荒煤、罗烽、周文、欧阳山、田军、丽尼、孟十还等。

1936年4月,《作家》创刊号上登载萧红的短篇小说《手》,此后的第一卷第2号发表她写于5月6日的《马房之夜》;第一卷第6号发表她的《红的果园》;第二卷第1-2期连载她脱稿于1936年9月4日的《家族以外的人》。

《作家》,月刊。孟十还编辑。上海杂志公司发行。出版地上海。1936年4月15日创刊,同年11月15日终刊,共出8期。这本声明“愿永远地做被压迫的同胞们底一个忠实的旅伴”的杂志,以登载创作为主,兼顾评论和译文,辟有小说、剧本、诗、散文·随笔、杂文、论文、研究等门类。曾发表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半夏小集》等文章。主要撰稿人有茅盾、巴金、叶圣陶、周文、欧阳山、草明、罗烽、丘东平、张天翼、唐弢、鲁彦、陈白尘、芦焚、萧乾、胡风、陈荒煤、叶紫等。 

1936年7月,萧红在《文季月刊》发表《欧罗巴旅馆》,署名“悄吟”;8月,发表《随笔两篇——〈十三天〉和〈最后的一星期〉》,也以“悄吟”署名;10月,发表《牛车上》,署名“萧红”。

《文季月刊》,巴金、靳以编辑。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发行。出版地上海。1936年6月1日创刊,同年12月1日终刊,共出7期。该刊系郑振铎、靳以合编的《文学季刊》之延续,故而创刊词名曰《复刊词》,内云:“我们不是盲人,我们看得见我们这民族正站在一个可怕的深渊的边沿上,所以我们依旧没有余裕跟在商人后面高谈文化,或者搬出一些虫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来粉饰这民族的光荣。我们是青年,我们只愿意跟着这一代向上的青年叫出他们的渴望,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季刊曾尽过一点责任,我们的月刊也会沿着这路线进行的。” 

该刊设有小说、剧本、诗、散文·随笔、论文、译文、回忆录、书评等栏目。发表的重要作品有巴金的长篇小说《春》(1-10章),鲁彦的长篇小说《野火》(1-14章),沈从文、芦焚、罗淑的短篇小说以及刘西渭的文学评论等。叶圣陶、冰心、茅盾、张天翼、丁玲、萧军、李广田、何其芳、蒋牧良、蹇先艾、卞之琳、陈荒煤、曹葆华、李健吾、萧乾等为其主要撰稿人。 

上述诸刊所载作品,后来分别收入《商市街》、《桥》和《牛车上》三本文集中。

《商市街》,散文集,悄吟著。1936年8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二集之一种,内有《欧罗巴旅馆》、《雪天》、《他去追求职业》、《家庭教师》、《来客》、《提篮者》、《饿》、《搬家》、《最末的一块木泮》、《黑列巴和白盐》、《度日》、《飞雪》、《他的上唇挂霜了》、《当铺》、《借》、《买皮帽》、《广告员的梦想》、《新识》、《牵牛房》、《十元钞票》、《同命运的小鱼》、《几个欢快的日子》、《女教师》、《春意挂上了树梢》、《小偷、车夫和老头》、《公园》、《夏夜》、《家庭教师是强盗》、《册子》、《剧团》、《白面孔》、《又是冬天》、《门前的黑影》、《决意》、《一个南方的姑娘》、《生人》、《又是春天》、《患病》、《十三天》、《拍卖家具》、《最后的一星期》共计41篇。 

《桥》,散文集,悄吟著。1936年11月初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为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三集之一种。初版本无序跋。内收《小六》、《烦扰的一日》、《桥》、《夏夜》、《过夜》、《破落之街》、《访问》、《离去》、《索非亚的愁苦》、《蹲在洋车上》、《初冬》、《三个无聊人》、《手》等13篇。 

《牛车上》,小说集。萧红著。1937年5月初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为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五集之一种。内收《牛车上》、《家族以外的人》、《红的果园》、《孤独的生活》、《王四的故事》共5篇。 

 1937-1939   

1936年7月中旬,萧红将赴日本东京探望胞弟,鲁迅先生携夫人为之饯行。一席筵散,竟成永诀。萧红得悉噩耗,哭成《海外的悲悼》一文,并因此决定提前回国。1937年1月,她回到了上海。然而,没有了鲁迅先生的上海也便没有了“家”的感觉,怀着新的希望,萧红又开始了她的漂泊。她的作品也便追随着她的脚步,上海-武汉-临汾-重庆——走着,写着;走着,写着……

1937年1月,《报告》创刊号上刊发萧红1936年12月12日所作《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载于。文后有“附记”:“这是作者写给Edgar Snow翻译的Living China中国小说集,准备在美国版时加进去的一篇自传,兹先刊在这里。” 

《报告》,半月刊。1937年1月10日创刊,仅出1期。黄硕编辑。联华书局发行。出版地上海。该刊创刊号有《刊前》云:“《报告》,并不是专登‘报告文学’,……它只是希望作者们能把这人世上所发生的,无论是在那个角落里的全好,用着几种文学方式报告出来,或是实在找不到恰当的方式,就把真正的事实写出来,只要真实,只要这属于‘人’的环境可能,我们总是使读者们接到这个报告的。”《报告》以报告文学和杂文为主,也刊登小说和译文。主要撰稿人有冬青、林珏、林娜、梅林、觉君、田军、亚丁、曹白、萧红、史塔霞、雨田等。

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开始。8月14日,萧红写《天空的点缀》;8月17日,写《窗边》;8月22日,写《失眠之夜》。这三篇散文,分别发表于《七月》的1、3、2期上。

《七月》,始为周刊。胡风编辑。七月社发行。初创时出版地上海。1937年9月11日创刊,至第3期停刊。同年10月16日在武汉复刊,改为半月刊,期号另起,上海杂志公司发行。次年再度停刊。1939年7月又在重庆复刊,改为月刊,华中图书公司发行。1941年9月终刊。前后共出35期。该刊注重诗歌和报告文学,也有其他文学作品,并发表论文探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等问题。除编者外有艾青、老舍、丁玲、田间、曹白、萧军、萧红、丘东平、聂绀弩、吴奚如、端木蕻良等主要撰稿人。 

1937年9月,萧红离开上海前往武汉。此时,胡风带着他的《七月》也抵达江城。在汉口复刊为半月刊的《七月》,在第一卷第1期上登载了萧红的散文《失眠之夜》、《天空的点缀》与《在东京》;第2期登载了她的《火线外二章:〈窗边〉与〈小生命和战士〉》,后者写于1937年10月22日;第4期上有萧红作品《一条铁路的完成》;第5期上有她写于1937年12月13日的《一九二九年底愚昧》;第7期发表的是《“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文后注明写作日期是1938年1月9日晚上。

1938年1月,应李公朴邀请,萧红离开武汉,前往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1938年2月20日,她在山西临汾写出《记鹿地夫妇》,登在《文艺阵地》第一卷第2期上。

《文艺阵地》,始为半月刊。1938年4月16日创刊。茅盾、楼适夷编辑。生活书店发行。出版地先后为广州、上海。第5卷起改为月刊,出至第2期即遭查禁停刊。这2期发往内地的称为第5卷第1、2期,在上海本地发行的则改称《文阵丛刊》。1941年1月10日在重庆复刊,仍为月刊。茅盾、以群编辑。文艺阵地社发行。1942年11月20日终刊。后又续出《文阵新辑》丛刊3辑,以群编辑。前后共出63期。创刊号有《发刊辞》云:“我们现阶段的文艺运动,一方面须要在各地多多建立战斗的单位,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个比较集中的研究理论,讨论问题,切磋,观摩,——而同时也是战斗的刊物。《文艺阵地》便是企图来适应这需要的。这阵地上,立一面大旗,大书‘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这阵地上,将有各种各类的‘文艺兵’,在献出他们的心血;这阵地上将有各式各样的兵器,——只要是为了抗战,兵器的新式或旧式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我们且以为祖传的旧兵器亟应加以拂拭或修改,使能发挥新的威力。” 

该刊融创作、评论、翻译于一炉,设有论文、短评·随感、书报述评、小说、诗歌、散文·杂感、速写·报告等栏目。张天翼在创刊号上发表著名讽刺小说《华威先生》,引起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讨论;此后又围绕大众化与旧形式、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通俗文艺、报告文学等问题展开讨论。主要撰稿人除编者外还有老舍、叶圣陶、丰子恺、王亚平、陈白尘、刘白羽、欧阳山、骆宾基、丁玲、艾青、巴人、臧克家等。

在临汾不过一月,为日寇铁蹄步步近逼,民族革命大学不得不后撤。萧红没有随往,而是同端木蕻良等人一起参加了丁玲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先乘火车去西安,于4月初又离开战地服务团随端木蕻良回到武汉。

1938年4月29日下午,胡风组织“现实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会”,与会者十数人,以发言先后为序是:胡风、端木蕻良、鹿地亘、冯乃超、适夷、奚如、辛人、萧红、宋之的、艾青。萧红的发言表现了她超前的文学理念,不妨抄录如下:

“胡风对于他自己没有到战场上去的解释,是不是矛盾的?你的《七月》编得很好,而且养育了曹白和东平这样的作家,并且正希望再接着更多的养育下去。那么,你也丢下《七月》上战场,这样是不是说战场高于一切?还是为着应付抗战以来所听惯了的普通口号,不得不说也要上战场呢? 

关于奚如对于作家在抗战中的理解,我有意见的:他说抗战一发生,因为没有阶级存在了,他的意思或是说阶级的意识不鲜明了,写惯了阶级题材的作家们,对于这刚一开头的战争不能把握,所以在这期间没有好的作品产生出来,也都成了一种逃难的形势。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那么,为什么在抗战之前写了很多文章的人而现在不写呢?我的解释是: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习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结。但这多少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把握住的。”

1938年9月,惨烈的武汉保卫战接近尾声,江城即将陷落。萧红拖着身孕,从武汉往重庆,独自踏上了逃难之路。后来,她写了短篇小说《逃难》,于1939年春登载于《文献》附刊《妇女文献》上。

《文献》,月刊。1938年10月10日创刊。阿英主编。中华大学图书有限公司发行。出版地上海。1939年5月10日终刊,共出8期,另有附刊2种——《艺术文献》与《妇女文献》。其中《妇女文献》第1册随《文献》卷七附送,上有萧红的小说《逃难》。该刊为综合性刊物,偶尔发表话剧与电影剧本、小说、散文等创作和翻译。文艺方面撰稿人有于伶、文载道、柯灵、纯青、史迁、钟望阳、欧阳予倩、丁玲、许幸之等。 

 1939年7月10日,萧红又是写短篇小说《山下》,发在《理论与现实》第一卷第4期。

《理论与现实》,始为季刊。沈志远主编。生活书店发行。出版地重庆。1939年4月15日创刊,次年出至第2卷第3期停刊。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复刊,改为双月刊,卷期号续前,新中国出版社印行。1947年3月终刊,共出3卷12期。该刊创刊号有《创刊献辞》云:“我们……坚决地主张‘理论现实化’和‘学术中国化’。……‘理论现实化’底意思,就是要把理论溶化于现实中,要理论地检讨和研究各种现实问题。……‘学术中国化’之正确的了解是将世界学术理论底最新成果,应用于中国各种现实问题之解决;要使理论的研究与发展,适应于现在和将来的中国民族和社会的需要;具体地说,即要使它适应于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底历史要求。”《理论与现实》为综合性刊物,发表少量文艺评论及小说类文学创作。文学方面撰稿人有向林冰、郑伯奇、齐同、李何林、张庚、孔嘉等。 

1940-1942 

就在萧红写着上述一篇又一篇文章之时,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正对重庆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狂轰乱炸。惨绝人寰的屠戮摧残着萧红的健康,为了生存,她接受友人华岗的建议与帮助,于1940年1月19日乘飞机去往香港。到港后的第一篇作品是《后花园》,文后注有“1940年2月25日 香港”字样。《中学生》在1940年第31-32期上对《后花园》进行了连载。  

《中学生》,始为月刊。丰子恺、夏丐尊、章锡琛、叶圣陶、徐调孚、金仲华、顾均正、贾祖璋编辑。开明书店发行。出版地上海。1930年1月1日创刊,1937年6月出至第76期停刊。1939年5月复刊,改为半月刊,期号另起;后又改回月刊,并自1946年1月号起计算总期数(第171期起);第216期起改名《进步青年》。叶圣陶、顾均正、傅彬然、徐调孚等编辑。开明书店发行。出版地先后为桂林、重庆、北京等地。1951年12月出至第242期。次年1月与《开明少年》合并,复用《中学生》刊名。另,该杂志社于1930-1934年间将未及刊出的中学生投稿汇编成《中学生文艺》年刊,于1935-1937年间将未及刊出的中学生投稿汇编成《中学生文艺季刊》,分别出版6册和3卷10期。 

该刊以“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为己任,内容繁富。文学方面撰稿人有叶圣陶、顾均正、丰子恺、赵景深、巴金、月祺、茅盾、俞平伯、朱自清、夏丐尊、金仲华、徐盈、郁达夫、徐懋庸、郭沫若、剑三、许钦文、沈从文、李健吾、傅东华、曹聚仁、王统照、臧克家、黄源、张天翼、高士其、封斗、靳以、沙汀、施蛰存、艾芜、艾青、舒群、司马文森、沈鼎三、萧红、蹇先艾、彭燕郊、聂绀弩、葛琴、杜宣、黄药眠、荃麟、骆宾基、吕叔湘、傅又信、徐调孚、李广田、朱惠、叶至美、周而复等。 

萧红到港后的第二项收获,是她的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问世。  

《旷野的呼喊》,小说集。1940年3月初版。上海杂志公司发行。为郑伯奇主编《每月文库》第一辑之十。内收《黄河》、《朦胧的期待》、《旷野的呼喊》、《逃难》、《山下》、《莲花池》、《孩子的讲演》共7篇。 

到港半年后,萧红写信告诉她的朋友:“香港是比重庆舒服得多,房子、吃的都不坏,但是天天想回重庆。”“香港的朋友不多,生活又贵,所好的是文章到底写出来了。”“端木和我各写了一长篇,都交生活出版去了。”(1940年6月24日萧红致华岗)信中所言“到底写出来了”的文章和“交生活出版去了”的长篇,似指她的散文《回忆鲁迅先生》。此书民国二十九年七月(1940年7月)由生活书店初版,时间恰与其信上所言接近。写这封信时,萧红该是正在创作她的长篇小说《马伯乐》。 

《马伯乐》(上篇),长篇小说。1941年1月初版。重庆大时代书局印行。为《大时代文艺丛书》之一种。初版本无序跋。作品不分章节。 

写完《马伯乐》,另一部长篇已酝酿初成。1940年7月28日,萧红致华岗:“再说这八月份的工作计划。在这一个月中,我打算写完一长篇小说,内容是写我的一个同学,因为追求革命,而把恋爱牺牲了。那对方的男子,本也是革命者,就因为彼此都对革命起着过高的热情的浪潮,而彼此又都把握不了那革命,所以那悲剧在一开头就已经注定的了。但是一看起来他们在精神上是无时不在幸福之中。但是那种幸福就象薄纱一样,轻轻的就被风吹走了。结果是一个东,一个西,不通音信,男婚女嫁。在那默默的一年一月的时间中,有的时候,某一方面听到了传闻,那哀感是仍会升起来的,不过不怎具体罢了。就象听到了海上的难船的呼救似的,辽远,空阔,似有似无。同时那种惊惧的感情,我要把他写出来。假若人的心上可以放一块砖头的话,那么这块砖头再过十年去翻动它,那滋味就绝不相同于去翻动一块放在墙角的砖头。” 

计划写“这一个”,写出来的却是“那一个”。1941年5月,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并列为《每月文库》丛书之一种。此后,大概就主要忙于《小城三月》的写作了。1941年7月1日,这个短篇刊发于《时代文学》第2期。 

《时代文学》,月刊。周鲸文、端木蕻良主编。时代批评社发行。出版地香港。1941年6月1日创刊,终刊日期不详。该刊内容主要为创作和翻译。杂文和随感在创作中占有很大比重,并专辟“人海杂言·荆天丛草”栏目,此外有小说、诗歌、报告等作品。译作范围广泛,既有资本主义国家进步文学,也有苏联社会主义文学。主要撰稿人有端木蕻良、巴人、度曲郎、东方亮、茅盾、萧红、艾芜、刘白羽、以群、聂绀弩、丁玲、夏衍、曹靖华等。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与《小城三月》同时刊发的,有端木蕻良作插图两幅:一幅画是马车在哈尔滨的大雪中奔跑;一幅画是啤酒桶、翠姨和松花江对岸景色。这是端木蕻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文学作品画插图,署名“金咏霓”。画的内容出自萧红的意图,萧红又按照画的构图笔势在“马车”一幅上加题了“小城三月”数字并签名。 

松花江,哈尔滨,翠姨,呼兰小城……这是萧红笔下永恒的主题,是她心中永远的牵挂。1941年1月19日写给华岗的信上,她说:“香港旧年很热闹,想去年此时,刚来不久,现已一年了,不知何时可回重庆。在外久居,未免的就要思念家园。”而更早——1940年7月7日,她告诉华岗:“香港亦非安居之地,近几天正打算走路。昆明不好走,广州湾不好走,大概要去沪转宁波回内地。”但她终于没能回来,只能把她的思念寄托在笔墨中。她的《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登在1941年9月《时代文学》的“纪念‘九·一八’”专号上;后来她又写了《九·一八致弟弟书》,算是对同胞、对手足的深情告别。然后,她带着遗憾远去,永远留在了那片四季鲜花盛开的南国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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