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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女性生命体验的悄吟:萧红创作论
[ 作者:常 彬] [ ]

1932年8月,萧红被当作人质困在哈尔滨东兴旅馆。再没有钱还债,她就要被卖入青楼了。突然间,松花江发大水,洪水淹到了旅馆的二楼,这个日后笔名叫“悄吟”的姑娘,趁乱逃脱了虎口。11年后,张爱玲写了一部《倾城之恋》,借用其中一句脍炙人口的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来形容萧红的这段经历:松花江大水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被水淹掉了。萧红并不觉得自己在历史上有什么微妙的地位,然而这次大水,无意中挽救了一个弱女子,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此诞生了一位有个性的女作家。历史往往是这样的巧合,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落,萧红和张爱玲同时经历了这场战火。香港之战夺去了萧红的生命,却诞生了张爱玲。一个苍凉殒落了,另一个正旭日初升。萧红最后长眠在浅水湾。同样的浅水湾,在张爱玲那里却上演了一出展示人性真实形态的现代版的倾城之恋。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聂绀弩《怀念萧红·在西安》),“我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便是做了女人”(柳无垢《悼萧红》),这既是萧红的感叹,也是她关注女性命运的创作动因。有论者认为,中国女作家还没有谁像萧红这样将底层妇女生存境况作过如此原生态描摹、粗砺得令人毛骨悚然。此语颇中肯綮。 

小说《王阿嫂的死》(1933)是萧红走上文坛的处女之作,也是她在阶级觉悟和苦难命运感召下孕育出来的反映下层劳动妇女生存际遇的苦难写照。农妇王阿嫂成年累月为地主们流汗卖命,吃的却是“地主用以喂猪的烂土豆”。丈夫被张地主活活烧死,已有身孕的她疯狂地“在王大哥死尸被烧的气味里打滚”,绝望得像“一匹吼叫的狮子”。丈夫死了,但日子还得过下去,王阿嫂拖着沉重的身子继续劳作,张地主嫌她动作不利索,狠狠地踢她一脚。正是这致命的一脚,把这位仅与阎王爷隔着一层窗户纸的孕妇从生界彻底地推向了死狱,——“王阿嫂自己在炕上发出她最后沉重的嚎声,她的身子是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王阿嫂死了,小婴儿也死了。一个贫穷孕妇的生命就这样被阶级压迫所吞噬。 萧红以她对地主家庭的背叛和自己在贫病交加中做孕妇的个体经历,描写了一个贫穷的劳动妇女所承受的双重苦难:她既是阶级压迫的奴隶,也是性别压迫的奴隶。作为受压迫者,她所承受的不仅是和丈夫一样的受剥削受压榨的阶级苦难,而且还遭遇和丈夫不一样的性别苦难,她孕育生命(这是女性独有的生命现象),却因为阶级暴力的介入而丧失了生命。王阿嫂是苦难悲惨的,但她所呈示的价值和意义又不仅限于此,她在贫穷无告中收养了受地主凌辱的丫头小环,做了她的养母。萧红虽然没有把笔墨直接投射到王阿嫂母性的苦难之爱上,但是小环在王阿嫂坟前撕心裂肺的哭诉——为不再有妈妈晚上搂着自己睡觉而哭、为担心再回到张地主家挨打受骂而哭,从侧面反映了王阿嫂超越个人苦难的、对残缺世界和受伤心灵的母爱救助。

中国妇女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从自然存在到社会存在到精神存在均受到男权社会的压迫、歧视、和摧残。如果说《王阿嫂的死》和萧红随后发表的《夜风》(1933),对王阿嫂之死和李婆子的苦难描写更多地展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那么从《生死场》开始,萧红找到并确立了自己的独特视角——从女性生命价值本体来表现女性命运,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触目惊心的严酷现实。萧红关注女性命运,直面女性生存困境,其视点是乡土文明中的农村妇女,她们负重着自然和社会的双重生存危机,在严酷的自然条件和恶劣的社会环境中为了活下去所遭遇的痛苦不幸,所付出的身心代价。

《生死场》(1934)表现东北乡村纯朴善良的苦难农妇,挣扎在“自然的和两脚的暴君”的奴役之中,受到来自男性和传统习惯势力的多重压迫,特别是她们的身体遭遇暴力、疾病、生育、死亡的痛苦侵害。她们没有生命意识,身处灾难之中却浑然不觉,维持的是一种动物性的生存本能——像动物一样地生、像动物一样的死,没有生存的目的,也不知活着的意义,生与死、爱与欲都处于浑沌不清的状态。男女情欲并非出于爱情,而是本能的驱使。由于本能的驱使,她们需要男人,同时也“恨男人”;也有悲伤,但仅仅是某些具体的人和事引发的小悲泣,没有上升到生命本体层面上的大悲恸。

小说描写自然界的春天是万物复苏春意浓浓孕育生机的季节。房前屋后,鸡鸭猫狗在忙碌着生产,小狗一窝一窝地出来,小猪一群群地跑过,母猪点着巨大的肚子,“乳房被什么在充实起来”, 一派生机盎然生命繁荣的蓬勃景象。“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女人也不例外。可女人们的分娩生产,就远不像自然界那样充满了温馨祥和的气息。对于她们而言,生育不是为了延续生命、升华母爱、享受人伦,体现女人在人类生命链条中无可替代的价值,生育是她们无法选择、也无法拒绝的痛苦,是遭受“刑罚的日子”,是毫无意义和目的的浑沌性存在。 

五姑姑的姐姐、金枝、二里半老婆、李二婶子等村妇们就要临产了。五姑姑姐姐的婆婆怕“压柴,压柴,不能发财”而拿走了炕上的柴草,难产的“光着身子的女人,和一条鱼似的”在扬起灰尘的土炕上爬行、号叫和挣扎,直到耗尽最后的气力。而她的丈夫,那个频频让她怀孕的男人,一看到妻子生产就反感,他冲进屋来咒骂她“装死吗?我看你还装死不装死”,操起长烟袋就来打,撩起大水盆就来掼,而此刻

大肚子的女人,仍胀着肚皮,带着满身冷水无言的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 

门响了,她又慌张了,要有神经病似的。一点声音不许她哼叫,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 

产婆用手推她的肚子: 

“你再刚强一点,站起来走走,孩子马上就会下来,到时候啦!” 

走过一个时间,她的腿颤颤得可怜。患着病的马一般,倒了下来,产婆有些失神色,……  

这边孩子落产了,孩子当时就死去!用人拖着产妇站起来,立刻孩子掉在炕上,像投一块什么东西在炕上响着。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 

萧红不惜笔墨描写女人难产的生育过程,写得血光冲天,写得血泪涟涟,写得触目惊心,让人不忍卒读。女人-生育-孩子-母亲,这个人类繁衍代代不息的生命链条中最伟大的生命创造,在萧红笔下被还原得如此原生粗砺,如此充满了男权社会的性别暴力和性的蹂躏。

出嫁不到四个月的金枝也要生产了,那个曾经喜欢她的男人在成为丈夫后,很快就变成了“炎凉的人类”。她拖着沉重的身孕不停劳作,天黑了还在河边洗衣,丈夫不体恤反骂她是“懒老婆”,抬手就打,甚至不顾她临盆的危险发泄性欲。孩子出生后,他对金枝更是暴打暴骂,他骂她们是他生活的累赘,让他“想做强盗都没有机会”;为泄愤,他将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女儿活活摔死。“刑罚的日子”也正在二里半的老婆身上肆虐,她被分娩的痛苦折磨得满地打滚、高声嚷着要人拿刀子把她的肚子剪开;而此刻,李二婶子正在阎王门前经历生死关,她小产了,快要断气了。“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这一幅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生育图景,女人痛苦的生存样态毫无神圣和美感,如此地不带任何诗意,拆解男权文化所虚拟和粉饰的母性价值礼赞。

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生就一双多情的眼睛,每个人接触她的眼光,好比落到棉绒中那样愉快和温暖”,她脾气温和、轻言细语,却不幸患上了瘫病。起初丈夫还“替她请神,烧香,也跑到土地庙前索药”,见病情毫无起色,就开始嫌弃和打骂。不给水喝,“烧饭自己吃,吃完便睡下,一夜睡到天明,坐在一边那个受罪的女人一夜呼唤到天明”。后来,月英臀部腐烂生蛆,丈夫说她快死了,索性撤掉被子,只用冰冷的砖块依住她。她的眼睛、牙齿发绿了,头发似烧焦般的紧贴着头皮,两条腿像白色的竹竿,整个身体弯成一个僵硬的直角形状。她死了,葬在荒山下,“乱坟岗子,死尸狼籍在那里”。她不仅死在丈夫毫无人性的虐待中,也死在毫无意义的生命轮回中,女人的生命就像她们的生育,是那样毫无价值的生命存在。她们的生存心态是动物性的,除了肉体的欲望没有自己的愿望;痛苦是动物性的,只有肉体的苦难而没有心灵的悲哀;命运是动物性的,月英的病体成为小虫们的饷宴,而孩子们的尸体成为野狗的美餐;行为和思维,也近似于动物,秋天追逐、夏天生育,病来待毙,生死轮回。

女性受到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摧残,臣服于“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稍有不合“规矩”,或略有反抗,便会遭到集体无意识的严厉惩戒。《呼兰河传》(1940)里的小团圆媳妇是个十二岁的孩子,有着小孩子的天真、活泼,个头高、身体壮,“: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普通姑娘们的辫子都是到腰间那么一点长,而她的辫子竟快到膝间了。院子里的人,都说太大了,不像个团圆媳妇了。见人一点都不知道羞,头一天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长得太高,没见过,大模大样的,两个眼睛骨碌骨碌地转,走起路来走得飞快”。失衡了呼兰河人关于“团圆媳妇”身份的传统认同想象,是众人眼中“有病”的“异端”,必须通过“管教”来“矫治”她不合常规的毛病——“疾病源自失衡,治疗的目标是恢复正常的均衡”(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任何一个人的健康或“生病”都不是一种单独的个体行为,而是与其成为一个既定的身份状态和素质有关。因而能否调教出一个合格的呼兰河媳妇就与祛除疾病、保持健康、恢复秩序这样的大命题紧紧联系在一起。呼兰河人坚信,最简单、最省事的治疗方式便是“打”,打得越狠越能规训出一个像样的“团圆媳妇”。于是她的婆婆用皮鞭子抽她,用烧红的烙铁烙她的脚心,用针刺她的手指尖,用铁链吊起来打,把她摁进大缸里驱鬼,用滚烫的热水从头浇到脚。最后,活蹦乱跳的“黑呼呼的,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就这样被众人“治病”治死了。由于自家媳妇搅乱了呼兰河公共社会空间的“井然”秩序,婆婆自然不能坐视不管,她不乏诚意地解释她的治病行为: 

我只打了她一个多月,虽然说我打得狠了点,可是不狠哪能够规矩出一个好人来。我也是不愿意狠打她的,打得连喊带叫的,我是为她着想,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有几回,我是把她吊在大梁上,让她叔公用皮鞭子狠狠抽了她几回,打得是狠着点了,打昏过去了。可是只昏了一代烟的工夫,就用冷水把她浇过来了。是打狠了一点,全身也都打青了,也还出了点血。可是立刻就打了鸡蛋青子给她擦上了。这孩子,嘴也是特别硬,我一打她,她就说她要回家。因此我也用烧红过的烙铁烙过她的脚心。谁知道来,也许是我把她打掉了魂啦,也许是我把她吓掉了魂啦。 

显然,婆婆的立场并无太多恶意,目的是要挽救一个不像样的媳妇。在她的认知里,不合规矩有违众意的媳妇是缺乏打造,“狠打”具有道德救赎的力量。但是,“病人”震天撼地的哭声让治疗者手中的棍棒失去了威力,“我要回家”这一反抗性呼喊又如咒语一般对教导者予以挑衅。与其说这是“管教”与“不服管教”之间的矛盾,毋宁说是一种唯一通行的专制准则与其他可能性之间的冲突。萧红以她锐利的目光触及了沉淀了千年的集体无意识,它是如此强大地规训着一切异己的存在。 

萧红写自然和社会“双重暴君”压迫下女人身体疾病和生育痛苦,也将自我生命的体验的触角探微到女人心里纠结的心病、痛苦的思虑。传统文化对女性气质的打造,内敛被动、自卑低劣、消极服从,以致内化为女性自觉的道德追求和行为准则,即使有所觉悟,也很难打开心锁解放肉身。《小城三月》(1941)里的翠姨是“我”继母的继母的女儿,她爱上了“我”的堂兄,但在名份上,她比堂兄高一辈,这让翠姨产生了爱情难以实现的幻灭感,更为自己是出嫁寡妇的女儿而深感自卑,这分“耻辱”如炮烙般地烙在心上,“一天把这背了不知有多少遍,她记得清清楚楚”。在对堂兄绝望而默默的爱恋中,翠姨抗拒家里订的婚事,拖着婚期不肯出嫁;既不敢正视心仪的爱情,更不会去主动争取幸福。她违心地跟随母亲上哈尔滨置办嫁妆,结识了堂哥的同学,翠姨“受了他们不少的尊敬,请她吃大菜,请她看电影。坐马车的时候,车让她先上;上车的时候,人家扶她下来”。那几天,是她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刻,发现原来男人也可以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不会像妹夫一样经常地打她妹妹。因此,办完嫁妆后的翠姨就更自闭痛苦了,拼命糟蹋身体以抵抗出嫁。;临死时堂兄来看她,绝望的她突然勇敢起来,“拉了他的手,大声地哭起来了。好像一颗心也哭出来了似的”。环境的孤立和性格的宿命,爱的无法实现,翠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萧红在人生最后的病痛中完成了《小城三月》,融进了自身对命运的体悟。有论家认为,翠姨是萧红的另一个自我,且不管持论能否成立,翠姨的死却是萧红留给世人关于女性命运的最后思考。她对好友聂绀弩说,“你知道么? 我是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不错,只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骆宾基《萧红小传》)。一语成谶,在她生命的花季,在渐入佳境的创作峰巅,飞起来的她却又苍凉地陨落。

萧红展露文学才华的时候,正值中华民族遭受日本侵略,国土沦丧的危亡关头,作家们或慷慨激昂、投笔从戎;或抛妻别子、奔赴国难;或身陷囹圄、宁死不屈;或一腔热血、以身殉国,文学成为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的武器,抗战文艺繁荣起来。中国第二代女作家如丁玲也转向了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革命文学创作,女性意识逐步减弱。但也有少数作家坚持个人化写作,与主流话语保持距离,如沈从文、萧红、张爱玲。萧红以战争中独特的生命体验为其创作向度,对乡土中国、尤其是女性的生存状态的无尽拷问,创作上有别于当时的主流文学。尽管如此,萧红仍是以抗日作家闻名于世的。1935年她发表的《生死场》表现了东北人民“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鲁迅《<生死场>序言》)以及奋起抗日的英勇行为,发出了建立抗日救亡文学的先声。萧红也因此赢得了“反帝爱国的女作家”称号。此后,她还写过一系列反映人民抗日斗争的文章,也曾亲自到抗战前线慰问宣传。但是她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在这方面继续走下去;更令人诧异的是如茅盾所言“在一九四零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她没有选择去延安,没有选择“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而是“蛰居”香港,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创作上出现了新的特质,遂有了《呼兰河传》这样一部“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茅盾《论萧红〈呼兰河传〉》)的作品。 

对于萧红这一个人化行为和艺术创作,有人分析她后期在文艺观上出现了偏差,创作思想发生了嬗变,从而导致了“不良的创作倾向”。她反对作家“渗入到壮烈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去”,提出“作家不是属于某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的写作是对着人类的愚昧”(1938年6月1日第3期《七月》杂志)。有人认为她“过分地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有反映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有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 有人则批评她在后期创作中抹杀了阶级矛盾,否认文学的阶级性;也有人从萧红的感情受挫解释她后期创作题材和主题的骤变:“她的一位女友曾经分析她的‘消极’和苦闷的根由,以为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茅盾《论萧红〈呼兰河传〉》)。这些猜测和分析,其实是以文学为政治为抗战服务的主流话语,来看待衡量萧红的个人化创作,恰恰忽视了可能最接近真实、最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位主观情绪型作家,萧红试图用女性在战争中的生存体验传达对主体生命和历史人生的体悟,对国民生存状态的同情与对国民性的反思,透视着人道主义和文化终极关怀的人文情怀。 

从逃离父亲的家到病逝香港,萧红一直在动荡不安中生活:在哈尔滨流浪,和萧军逃亡青岛,尔后上海,为了摆脱情感的困扰,独自东渡日本。抗战爆发后,她辗转逃难,到过抗日前哨的西北,逃难国统区的武汉、重庆等地。残酷的战争使萧红一无所有。她经历了婚变,失去了爱情,失去了健康,还失去了初生的婴儿,种种不幸使萧红厌倦了这种漂泊的生活,她感到个体的孤独和软弱,希望在战争的风浪中寻找一块适合自己“生存下去的土壤”安定下来,将养身体继续挥毫艺术天地。战争使她失去了创作的条件和心境,她必须与它拉开一定的距离,延续她从《生死场》已露端倪的文化思考,这就是她选择去香港的原因。事实上,正是在这短暂的安定,萧红的创作达到了第二个高峰。其后期创作远离了主流话语,但并不意味着她逃离了斗争,不关心民族国家危难,只顾追求个人的安稳。她的小说虽然不再直接写抗日,但在散文中,她写下了《寄东北流亡者》、《九一八致弟弟书》,表达了她的抗日热忱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

流浪的萧红失落于家又渴念于家:“而我呢?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留的仍然是别人的家乡,‘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失眠之夜》)。在香港的孤独日子里,萧红的家园意识复苏了,她开始怀念家乡,怀念亲人,怀念童年的生活。她娓娓动听地讲起家乡的景色、人情、风物,深情地回忆起魂牵梦萦的后花园、慈爱的祖父,如数家珍地描写呼兰河人的生活,含着泪描写她的邻居:被活活折磨死的小团圆媳妇,困苦的有二伯,生命力异常顽强的磨倌冯歪嘴子(《呼兰河传》)。故乡的点点滴滴一齐涌入笔底眼下,她从中寻找童年的温暖和爱,以求得心灵的安慰和人性的体认。

在萧红那里,呼兰河人的生活远离战争,没有饥饿,似乎热热闹闹,悠然自得,热闹中却透着人生的悲凉: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循环,呼兰河人的生活周而复始地不断重复,“一天一天的,也就糊里糊涂的过去了”。麻木的他们,生与死没有明显界线,乐与悲处在一片混沌。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 

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 

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 

哭了一朝或是三日,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把这人埋起来。 

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的过着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 

回到城中的家里,又得照旧的过着日子,一年柴米油盐,浆洗缝补,从早晨到晚上忙个不休。夜里疲乏之极,躺在炕上就睡着了。在夜梦中并梦不到什么悲哀的或是欣喜的景况,只不过咬着牙、打着哼,一夜一夜地都这样地过去了。 

假若有人问他们,人生是为什么?他们并不会茫然无所对答,他们会直截了当地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人活着是为了穿衣吃饭”。 

愚昧、落后、麻木、慵懒、卑琐,呼兰河人臣服于自然和社会习惯势力的压迫,没有能力去改变更没想过要改变。萧红悲叹于故乡人民这种无意义无目的的“生命轮回”,以人性为中心的个人视角,将其人物放置于国民劣根性批判的透视镜上。 

《后花园》(1940)引申于《呼兰河传》冯歪嘴子的故事。写一个叫冯二成子的磨倌从动物性的混沌到“人”的灵性复活,最后又失去“人”的本性的故事。萧红试图探索人为什么活着、人生悲凉的人类性主题。

“后花园”的生活年年月月亘古不变,那头终年蒙着眼睛“只晓得拉磨”的驴子就是磨倌冯二成子的写照。他“终天没有朋友来访他。他也不去访别人,他记忆中的那些生活也模糊下去了,新的一样也没有。和他同院的住些什么人,他不去留心;他的邻居和他住得很久了,他没有记得;住的是什么人,他没有记得”,没有感觉,没有思维,没有灵魂,连记忆也没有,“他什么都忘了,他什么都记不得,因为他觉得没有一件事情是新鲜的。人间在他全是呆板的了。他只知道他自己是个磨倌,磨倌就是拉磨,拉磨之外的事情都与他毫无关系”。生存状态犹如动物一样,馄饨而无意识。 

突然有一天,他的生命意识唤醒了,听觉和视觉都恢复了。他听到了隔壁赵老太太女儿的笑声,第一次感觉到隔壁还住着人,他看到邻家女儿“向日葵似的大眼睛,似笑非笑的样子”。从此以后,他的听觉世界丰富起来,“他常常听到隔壁的笑声”,“刷锅、劈柴发火的声音,件件样样都听得清清晰晰”;他的记忆也回来了,“他想起了母亲来看他、母亲的死,甚至想到他更远的幼小的时候”。他开始苏醒了人的意识和感情,他“心中十分悲哀”,感到了空虚寂寞,“他的眼睛充满了亮晶晶的眼泪”;他羡慕、妒恨,他萌生了爱情,害了想思病。冯二成子终于恢复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含义。 

然而邻家女儿出嫁了,赵老太太也搬走了。就在送走赵老太太的那天,冯二成子对宇宙人生、对不可知的命运、人的生存价值有了从未有过的思考。他首先产生了离别之悲,“人为什么要分别?”然后他想到了人活着的意义,看到周围的人“都是在劳动着的,都是在活着,赶车的赶车,拉马的拉马”,他感到困惑:“他不能明白,这都是在做什么;他不明白,这都是为着什么”,他的心“越走越往远处飞”,他对这一切开始质疑,用“奇怪的眼光”来批评他们:“你们什么也不知道”,“你们都白活了”,“你们为了什么活着,活得那么起劲”。生命意识苏醒了,却找不到出路,“这样广茫茫的人间,让他走到哪方面去呢?是谁让人如此,把人生下来,并不领给他一条路子,就不管他了”,他陷入了痛苦和孤独中。王寡妇把他从虚空中带回现实世界,告诉他“人活着就是这么的,反正做一辈子的牛马”。冯二成子重新失去了人的意识、思维和情感,“昨天和今天是一点也没有变”,“前前后后的事情,他都忘得干干净净”,“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后来他和王寡妇结了婚,再后来,王寡妇死了,孩子也死了,但是他已不再有欢乐和悲伤,依然“平平静静的生活着”。这就是萧红体验到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个体在茫茫人间的茫然无向,诠释的是无知无欲的悲凉人生。

最早被译成日文和英文介绍到国外的《马房之夜》,讲述老长工冯山与少年同伴兼旧时主人五东家重逢的故事。在这里,没有阶级矛盾也不掺杂社会意识,纯粹是个体对生命的一种普遍感受:人生易老,青春易逝,生命短暂。老长工冯山听说五东家要来的消息后就开始了盼望,他问马倌,问结着辫子的孩子,问少东家,问马夫,问厨子。因为有了期盼,他的仿佛被人遗弃的孤独生活开始有了亮色。他和五东家面对面坐着,称呼五东家为“小五子”、“老五”,共同聊起往昔的人和事,“年青时的那一群伙伴”,一起打猎的青春时光。这时候,两人之间不再是长工和东家,而是充满温情的少年伙伴。没有阶级界线和仇恨,有的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衰老和死亡。五东家走后,冯山又感到了个体的孤独,后悔没有成一个家、没有老婆孩子。这种被唤起的家园意识是萧红对生命现象哲理思考的艺术外现。 

中学未毕业就离家出走的萧红,一生都在颠沛流离,无暇接受系统的文学教育。坎坷的经历和不幸的遭遇,使她对社会人生以及个人命运的认识处于感性阶段。萧军是她走上文学创作的引路人,在萧军的带动下,萧红参加了哈尔滨进步文艺沙龙“牵牛坊”的聚会,认识了舒群、金剑啸、白朗等作家。在他们的影响下,萧红写下了《王阿嫂的死》、《弃儿》、《看风筝》、《夜风》、《手》等作品,充满了阶级对立和革命反抗的政治意味。由于受到日伪统治势力的迫害,他们双双逃亡青岛,萧红在那里完成了《生死场》的写作。《生死场》的原意并不是写农民的抗日,而是萧红试图反映农民./农妇的生存境况,力图表现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给农民带来的苦难。其中既有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也有男性专制对女性的损害,还有农民自身的麻木愚昧。此时正值萧军创作《八月的乡村》,其鲜明的政治意识影响了萧红,加之日伪统治的家园丧失,萧红对侵略者产生了强烈的仇恨,于是在《生死场》的后半部增加了抗日内容。 

对萧红创作影响最大的人是鲁迅。鲁迅不仅在生活上接济两萧,还把他们引入上海文艺界。鲁迅对萧红的关心,使她找回了失去的父爱,萧红也把鲁迅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萧红曾说要写《阿Q正传》、《孔已己》之类的小说,“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他(鲁迅)”(聂绀弩《萧红选集·序》)。她接续了鲁迅揭示国民性、改造国人灵魂的文学精神,在其后期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最初的《山下》、《逃难》到香港期间的《呼兰河传》、《后花园》、《马伯乐》,无不渗透着这一文学理念。《山下》写了四川农民愚昧、贪婪的人性;《逃难》是《马伯乐》的蓝本,塑造了一个自私庸俗的知识分子何南生形象;在《马伯乐》里,这一形象有了更深入的发展。萧红把探索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国民灵魂,《呼兰河传》对呼兰河人甘为“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而“没有人的自觉”的劣根性挖掘颇深,小团圆媳妇的“病”悖反式地隐喻了呼兰河人(那些鲁迅笔下芸芸众生的看客们)沉疴难愈的精神病况。以个人化的写作姿态和情感立场对笔下人物的愚昧落后、麻木慵懒、卑琐混沌的生存扼腕痛心,并随着她的人物一起经历苦难。她与她的人物关系,经历了俯→仰→俯的过程:最初她悲悯她的人物,后来她觉得她的人物比她高,到创作后期,她又重新用俯视的眼光去挖掘人物的劣根性。          

萧红书写乡土中国,尤其是乡土中国那些不被历史书写和记录的女人生存样态。她的创作不属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任何一种模式,既不属于纯粹反映阶级压迫的模式,也不属于表现阶级/民族觉悟的模式,更不属于反映天灾人祸、谷贱伤农、经济崩溃、地主盘剥、帝国主义商品入侵的“社会分析小说”模式。她的言说是不在主流话语之中的边缘悄吟。她以作为女人的生命体验,表达女性特有的生存苦痛,既有对生命现象原生态的摹写和体认,选择和拒绝,也有对历史惰力的深沉反思,更有对生存苦难的倔犟跋涉。独特的萧红,为中国女性生命史补上了缺憾的页码;苍凉的萧红,让人们至今还在扼腕叹息英年才女的过早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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