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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述论萧红作品的英文翻译
[ 作者:北 塔] [ ]

一   萧红作品的几种英文译本 

据说,萧红生前曾经给美国大作家厄普顿·辛柯莱(Upton Sinclair)邮寄过一册《生死场》。辛柯莱倒是回赠了书,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但他对中文是一窍不通的。不知萧红是否附了一部分英文翻译? 

到目前为止,笔者所见的萧红作品最早的英文译本是《〈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两部长篇小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9年。《生死场》由葛浩文与爱伦·杨合译;《呼兰河传》由葛独力翻译,但最后两章没有译出。直到1988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再版其单行本时,才补全,所以他在《译者志》的开头说:“那是第一个完整的英文译本”。再版本序非常精彩,对萧红小说艺术的评论富于辩证意味。 

萧红作品中流传最广的英文译本是《萧红小说选》(熊猫丛书之一),葛浩文 译,北京:《中国文学》杂志社出版,1982年。所选作品有《王阿嫂的死》、《桥》、《手》、《牛车上》、《家族以外的人》、《逃难》、《朦胧的期待》、《北中国》和《小城之春》共9篇。在这部专集出版之前,其中《手》和《家族以外的人》曾收录于约瑟夫·刘(Joseph S.M. Lau)夏志清、李欧梵编选的《现代中国小说选1919-1949》(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年),《牛车上》曾收录于Vivian Ling Hsu编选的《同根生》(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1年)。《小城之春》(这个题目改自萧红的小说《小城三月》,老葛似乎很喜欢这么“擅改”)最初是由沙博理(Sidney Shapiro)翻译的,并且发表于1961年8月号的《中国文学》杂志;葛稍作修改,放到了自己的集子里。值得一提的是,葛认为《手》是萧红最知名、可能也是艺术性最强的小说,所以他先后译过三次,收录本书的是一种全新的译文。这也见出此老在翻译上的认真与严谨。 

葛浩文在扉页上加了一句题词:“献给哈尔滨文学界的人们”。他在“致辞”中说:“他们为萧红奉献了数年,使萧红得到了她应得的认可;在我两度造访他们的可爱的城市时,他们曾给予我支持和鼓励;对此,我深表谢意”。1980年和1981年,葛浩文曾两游哈尔滨。当时的哈尔滨仍未对外国人开放,更不用说呼兰县了。他便请作协帮助疏通关系,没想到哈尔滨向他亮起了绿灯。在哈尔滨,葛浩文参观了萧红读过的第一女子中学和道里商市街等与萧红有关的地方,到呼兰县拜访萧红故居,甚至到了小兴安岭、黑河、加格达奇等地,差不多走遍了黑龙江省。无疑,这都是在当地文学界的支持和鼓励下才得以完成的。所以,他感激近乎涕零(他是性情中人,很容易落泪)。 

2009年,北京:外文出版社以《小城之春及其它作品》为题再版本书。再版的版权页上没有“熊猫丛书”的字样和标志,但加上了丛书的总序。1982年版在封面和版权页上都有字样和标志,却没有序。“熊猫丛书”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非常有影响的对外译介中国文学项目。序曰:“自1980年代以来,这套丛书已有100多种译成英文出版,通过新文学,为全世界读者打开了窗子,窗子正越开越大,读者们将更好地了解中国。许多喜欢这套丛书的老读者等待丛书中的最新译本是让更多人……这些译本将让更多人分享最近几十年中国人的见闻和见识。”这最后一句话放到萧红的书的前面,即使在1980年代,也有些不妥;因为,萧红1941年就去世了,离1982年有41年,离2009年则更有68年之久,不属于“最近几十年”。根据这句话的语境,如“打开窗子”云云,“最近几十年”指的是所谓“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不知此序出于哪位高人之手?

另外还有萧红散文的英文翻译。《商市街:一个中国女人在哈尔滨》,葛浩文 译,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出版社,1986年。

《商市街》本是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36年推出的萧红散文集。这个译本收了萧红的40篇散文(相当于萧红全部散文作品的一半)。

目录如下:

欧罗巴旅馆  雪天  他去追求职业  家庭教师  来客  提篮者  饿  搬家  最末的一块木柈  黑“列巴”和白盐  度日 

飞雪  他的上唇挂霜了  当铺   借   买皮帽  广告员的梦想  新识  “牵牛房”  十元钞票    同命运的小鱼  

几个欢快的日子  女教师  春意挂上了树梢  小偷、车夫和老头  公园  夏夜  家庭教师是强盗  册子  剧团  白面孔  

又是冬天  门前的黑影  决意  一个南方的姑娘  生人  又是春天  患病  十三天  拍卖家具 最后的一个星期

萧红的英文译事都由葛浩文主导并主持,他被夏志清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已将25位中国现当代作家的40本书译成英文,其中包括萧红、老舍、巴金、莫言、苏童、冯骥才、贾平凹和姜戎等。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曾在《纽约客》杂志上写道:“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这个人就是葛浩文。”这句话不无夸张,因为还有一些别的美国翻译家也翻译了相当多的中国当代小说;不过,把“中国当代”四个字改成“萧红”,则一点都不夸张。萧红是他最早翻译的中国作家之一,也是他日后成为大翻译家的起步。他虽然后来翻译了许多别的中国作家,已有很多年没有从事萧红作品的研究和翻译;尽管在他前后也有别人翻译过一些萧红的作品,甚至互联网上也出现了萧红作品的英译,如“英文巴士”网上有刘士聪译的《鲁迅先生记》和张培基 译的《当铺》等。但是,葛的萧红译本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依然无以替代。 

二   葛之所以翻译萧红,是因为萧在西方是“冷门” 

葛浩文之所以翻译萧红,是因为他研究萧红。他的研究开始于1970年代初,当时他在印地安纳大学东亚语文系柳无忌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写博士论文时,柳无忌让他报选题。葛浩文先报了朱自清散文,柳摇头;报田汉的戏剧,也摇头;最终他想起“二萧”来,并告诉柳无忌,其父柳亚子跟萧红相熟。柳无忌一听,来了兴趣,催葛浩文“赶快写”。 

葛浩文的研究成果是他在197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那就是《萧红文学传记》(简称《萧红传》),又称《萧红评传》,因为评的成分确实很大,而且这作为他的第一个研究成果,他很以此自雄,经常强调说:“我的《萧红评传》是最早的萧红传记。”1976年此书由波士顿的颓纳(Twayne)出版公司作为“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之一种推出,题为《萧红》。他在“英文原版序”中自承:“在记述萧红生平时,难免会有或大或小的几段空白。”那么,萧红与戴望舒的交往可以说是其中的一缎空白。时隔10年之后,此书在香港出新版,即所谓的《萧红新传》,葛在“香港再版序”中说:“那是‘最后’的增订版。”[1]在新传的封底,出版方写了两段广告,说“这本评传,建立在详尽占有资料和精细艺术分析的基础上。”还说“新传”“补充了一些新发现的资料”。(第9页) 

 1970年代的美国汉学界很少有人(包括夏志清)知道萧红。葛浩文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研究萧红、萧军,我要向美国汉学界介绍他们,就翻译了一部分作品。翻译我做得还可以。”(河西:《葛浩文与他的汉译之旅》,2008年4月9日《新民周报》。北塔按:“汉译”应改为“英译”,否则南辕北辙了)。葛浩文之所以翻译和研究萧红,是因为萧红在美国的“冷”,而不是“热”,用葛自己的话说是:“萧红几乎被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给彻底忽视了”(见《萧红》“英文原版序”)。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萧红在美国乃至西方的名声都是拜葛浩文所赐。中国目前的文学翻译界和出版界绝大多数人只知道“追名逐利”,不看作品本身的价值,很值得借鉴葛浩文当年的选择经验。 

的确,在博士论文出版之后,葛就致力于翻译萧红。他首先译的是《呼兰河传》,那是他读的第一部萧红作品,那是1970或1971年,在印第安那州立大学图书馆,“我却随手将它抽在手中,没读几页,我就为它深深着迷。”“这部小说写得实在漂亮,虽然轻描淡写,但是把环境和人都写活了,很难得。”(河西:《葛浩文与他的汉译之旅》)。他为这个译本写了简短而精妙的序言,说这部小说“结构于一个残暴而丑陋的时代,充满了死亡与毁灭;但同时又洋溢着美与纯。”后来,一发而不可收,他译了萧红的小说和散文。

三   葛氏译萧之风格 

葛氏是因为热爱并熟悉萧红的作品而翻译,所以译文颇为准确传神。他说“萧红把环境和人都写活了,难得”,我说,他自己把萧红笔下的环境和人都译活了,同样难得。 

葛氏之译首先是学者之译。他是在吃透了萧红作品的原文之后,再翻译的;所以他的翻译带有学者的研究性。如,《呼兰河传》原文每一章都没有标题,译文都有了,而且简洁贴切,主题显豁。如第三章题为“祖父与我”,第五章为“童养媳”,第六章为“有二伯”,第七章为“冯歪嘴子”等。假如没有对原著深入研究的功夫,他敢加这些小标题吗? 

葛氏之译其次是爱者之译。他爱萧红的作品,自认为是萧红的隔代知音,曾经开玩笑似地用比喻说他对萧红“一见钟情”,而且至今“没有离婚”。所以,他能深入把握萧红作品的独特风格——犹如私语,但并不絮叨(《〈生死场〉和〈呼兰河传〉译者序》);表面上轻描淡写,实际上饱含情感。无论是阅读、研究还是翻译萧红,葛氏都投入了浓烈的感情。 

萧红文字的美不是艳丽,而是纯洁、纯朴的那种美,无论是写景、写人还是抒情,都自然真切;而这美丽的衣裳里面,是汹涌着的悲哀和愤怒;这是萧红作品的主要调子,弥漫在萧红几乎所有的字里行间。如《呼兰河传》的开头第一句“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萧红用了大量的辅音,尤其是浊辅音,甚至不惜把“地”字重复用了三次;这营造并奠定了沉郁、单调、忧闷而宏阔的情调。读着这样的句子,我们仿佛能听见大地开裂的声音。葛氏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情调并高超地译了出来。“After the harsh winter has sealed up the land, the earth’s crust begins to crack and split.”他也用了大量辅音,只不过,原文中的浊辅音变成了清辅音。其中“crust”是属于那种突然之间从译者脑子里蹦出来的神来之词,原文中虽然没有“地壳”、“地皮”的字样,这个词好像是平白无故加出来的;但是,那开裂的不就是地球表面吗?关键还在于其音响效果,它似乎是后面“crack”和“split”两个词的合成词;有了它,整个句子的调子显得更加延续、连贯。读着译文,我们仿佛能听见的不仅有大地开裂之声,而且还有北风呼啸之音,而北风恰恰又是造成大地开裂的因素之一。译者刻意用了一般现在时态,使得两个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has”和“begins”都带有“s”音,更加强了整个句子的那种音响效果。另外,这么处理比平常人们用的一般过去时,更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现场感。 

有些措辞,译文比原文更有表现力,也更符合实际情形。如《呼兰河传》开头写到车夫,说:“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原文中“走”和“进”都稀松平常,而译文用的是“stride”,意思是“大步快走”,生动刻画了车夫赶了一夜车后那种急迫投店的心态,以及底层劳动者那种健步如飞的步态。

 

[1] 葛浩文:《萧红新传》,第9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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