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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左”“右”皆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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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丁玲成了“大右派”;姚雪垠成了“极右派”。1980年代,丁玲成了“老左”;姚雪垠也成了“老左”——两道完全不同的生命轨迹染上了完全相同的两种色彩——也是一份儿“缘”吧?

1975年冬天,姚雪垠从湖北来到北京。1979年春天,丁玲从山西回到北京。先到北京的姚雪垠原本深居简出,不事交游。听说丁玲到了,却一反积习,主动登门过望。那时那事,丁玲日记写得清楚:“二月二十日……来访者有姚雪垠、孙峻青、王幸之……等人。”

后来,染着相同色彩的两个人庶几同时搬进了复外大街22号院。在那个名流荟萃的大楼里毗邻而居,出来进去磕头碰脑。见面既多,说话也就随便:

“你是‘独立大队’呀!”丁玲对姚雪垠说,有感于姚氏的无师无承无门无派几十年如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姚雪垠则闻之大喜,认为“独立大队”四个字是丁玲送给他的最好礼物——既肯定了他特立独行的风格又肯定了他各自为战的能力——“知我者,丁玲也”。

“你这个‘一本书主义’者!”姚雪垠笑称丁玲。然后话锋一转,语气骤变:“‘一本书主义’有什么不好?别说这是把你的原话掐头去尾强凑成的罪名款,就算是你的本意,又有什么不对?假如作家人人都照你的‘主义’来,每人都为后世留下一本好书,我们的文学事业该有多么伟大!” 

再往后,日渐增多的过往加速了他们的相互了解加深了他们的相互认同,他们发现他们的思想感情行为习惯中竟然有着那么多的相同或相近之处:他们都很性情他们都很率真他们都很善良他们都很真诚;他们不会锦上添花也不会落井下石;他们只讲真话不说假话;他们没有害人之心也始终没有学会“防人”;他们不从流俗不辨风向只问良心不管“左”“右”;他们不怕嘲笑也不怕谩骂;他们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就怎么做行止在我毁誉由人……最本质因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认定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觉自愿把自己的一管狼毫牢牢绑定在“中华民族”的战车上,一生一世不屈不挠无怨无悔。于是他们都以“人类灵魂工程师”自诩自爱,都坚定的认为文学作品“终究是要给人以力量给人以爱给人以前途令人深思促人奋起”,要“能启发人感动人陶冶人的高尚情操培养人民的伟大理想养成人们的坚强性格”;他们希望看到用“生动的人民语言朴实美丽的感情”“真正反映这个伟大时代伟大人民的巨著”,希望“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是了不起的!”(见丁玲《致孙犁》)……

如此这般“相同或相近”的一份“缘”,让姚雪垠在丁玲离去七年之后的一天清早,放下他的《李自成》而码出了如下文字:

陈明同志: 

我因为老伴病重,不能赴湖南参加讨论丁玲同志文学成就的盛会,十分抱歉。请代我向出席讨论会的海内外文艺界同仁致意,并祝会议开得成功,为今后的丁玲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丁玲同志比我年长数岁,不仅是朋友,首先我是她的读者。不管在她生前还是死后,我对她都怀着温暖的友情和深深的敬意。丁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不仅在于她是一位有成就的女作家,而更可贵的在于她是五四以后第二代风起云涌的作家群中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我敬重丁玲,首先因为她是在血与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中顽强战斗的杰出作家,其次才考虑她是女作家。 

从二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之初,中国经历了大约二十五年的最艰苦也最复杂的革命斗争,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这在中国现代史中是不可缺少的阶段。在这一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千百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怕坐牢,不怕酷刑,不怕杀头,前赴后继,终于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反帝反封建的神圣任务。丁玲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参加革命斗争并成为杰出作家,同时也形成了她的性格。不深入研究和理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代,便不能深刻地认识丁玲。 

五四以后,新文学阵营中出现的作家很多,我最佩服的是作家兼战士类型。丁玲是这一类型的杰出代表。虽然今日的社会风气与从前不同了,但是抚今追昔,为着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丁玲的形象是不该被淡忘的。在文艺思想混乱的时代,不仅她的文学事业值得继承,她的人格和精神也值得继承。总之一句话:丁玲是不朽的! 

此致 

敬礼! 

                                                           姚雪垠 

                                                  1993年3月21日凌晨 

需要说明的是,承载着上述文字的那两篇稿纸一直夹在姚雪垠的一本书里而未抵陈明手中,22卷本的《姚雪垠文集》也未见收入。什么原因?不得而知。反正,在本小文之前,它是“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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