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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我读孙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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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孙犁,四十年了。说来格外幸运,我的老家,虽为山乡僻壤,因为家父是农民诗人,拥有整整一碗橱的藏书。其中大部分,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发表家父新民歌刊物的编辑留下部分稿费代为选购来的。他们想的周到,书籍对一位农民诗人来说,真的并不比金钱次要。如获至宝的父亲,给碗橱上了一把好锁。十来岁看书识字,眼瞅着碗橱铁将军昼夜把守,心里越发痒痒,有了非看不可的冲动。趁着大人不在家,连拉带撬,我把两扇木门的榫铆弄活动了,木门上下各形成一道三角形缝隙,上以木棍拨拉,书从下边出溜下来,头一拨儿有诗集《王贵与李香香》、《红柳集》和《复仇的火焰》,随后有小说集《白洋淀纪事》。由此早早记住了诗人李季、李瑛和闻捷的名字,更记住了孙犁。《白洋淀》一篇,一看就沉醉其中,看来看去,刻骨铭心: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绕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 

此刻,把这精美的文字默写于此,拿来《孙犁文集》,还经得住核对。 

近二十年来,我数次前往白洋淀,也总是冲着《荷花淀》。亦曾试着写过一首长诗《白洋淀》,有些意象,从《荷花淀》中感受而来,有些则是化来,甚至是搬来,趁便抄录一节看个究竟: 

我看见古老的木船/吃水很浅/而水上的道路越走越宽/那些桨/一点也不像水鸟儿的翅膀/它们本身就是水鸟儿/远处的芦苇和更远处的芦苇/也一一凫到你的面前//野鸭子野/红鲤子红/白云白鸟/水净天秋//两重天空之间/那绝世的美人儿/水做的美人儿/屏住一生的呼吸/将手指间揉滑的苇眉子/编入经典/她的身子下面一片洁白/天使和女儿在她身旁/她称之为荷//她不看我/也不看云/要看她就顺便看看/远和近 

我对文学基本常识最初的了解,除了父亲耳濡目染,就是来自孙犁先生。儿时懵懂看热闹,但是直觉告诉我,先生文章的美,肯定意味着什么。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学习写作,正巧赶上人民日报接连推出先生多篇谈创作的文章,随后又陆续读到其《亡人轶事》和《报纸的故事》等等新作。把先生的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一一比对,写什么,怎样写,就大体看出门道来了——看似来自生活的文字,已经不是生活本身;眼见有什么从世俗中来,转眼到了灵魂中去…… 

我通读过的作家全集,除了《莎士比亚全集》,便是《鲁迅全集》和《孙犁文集》了。读先生文章,读研究先生的文章,随手记下一些感受,今儿个拣些“大词”抄在这里:文字,性情,秉性与风骨,内力和价值。 

除了鲁迅,在中国近代作家里,孙犁先生的文字谁人能敌? 

先生曾经说,他的语言,第一源泉来自母亲,第二源泉来自妻子。对此我深信不疑。在我们家里,就能印证。家父写了一辈子,我也写了大半辈子,常常不如我妈妈的家常话生动。前几年我妈妈用“土话”写了一本《人生一本帐》,谁见了谁夸,那么朴素,亲切,感人。确是最诚恳的话最让人感动,最朴素、明快的话最能把事物本质的东西表现出来。逐字逐句,仔细考察,先生的语言又不全是家常话,那是创造。它近似口语,但不能被口语转换,时有文白相间,但能充分、准确表达思想、感情和感觉,看上去很美。当年我办文论报等报刊,就连写征稿启事、更易栏目或变更周期启事和编辑后记之类,也都参照先生的相关文字,妄图和先生一样,插笔与众不同,令人过目不忘。可惜总也学不来,不明白那不是语言文字上的事,是先生有着和我们的母亲一样且真且善且美的心灵,同时有着比我们的母亲更优雅的诗性直觉、诗性意义的表达。 

一篇《删去的文字》,足见先生性情。 

1977年,先生写了一篇怀旧文章,文中提到几个女人,发表时因不合时宜被编者删去,1978年大年除夕,先生一字字捡回来,和他一起过年。其中有这样一段: 

“在我处境非常困难的时候,每天那种非人的待遇,我常常想用死来逃避它。一天,我又接待一位外调的,是歌舞团的女演员。她只有十七八岁,不只面貌秀丽,而且声音动听。在一间小屋子里,就只我们两人,她对我很是和气……我和她谈了很久,在她要走的时候,禁不住问: 

‘你下午还来吗?’ 

回答虽然使我失望,但我想,像这位女演员,她以后在艺术上,一定能有很高的造诣。因为在这种非常时期,她竟然能保持正常表情的面孔和一颗正常的心……” 

《删去的文字》,还使我想到先生笔下的另外几个人物,如《风云初记》中的李佩鈡和蒋俗儿,《铁木前传》中的小满儿。有人说先生对她们“有着不甚合理的偏爱”,我倒是觉得那么合理,因为合情,但须体会写作背景和先生那“一颗正常的心”。在《风云初记》的末尾,先生忽然又想起李佩鈡来,尽管李佩鈡“并不是头等重要的人物……有些细心的读者,也许还关心着她的命运。”最后一笔,落在了“她的名字已经刻在了她们县里的抗战烈士纪念牌上。”有人批评说此乃累赘,实则回味无穷。李佩鈡们的经历、性格愈是复杂,作为艺术形象愈是鲜活,作为“抗战烈士”愈是纯粹愈是深刻。 

两件事最见先生秉性与风骨。 

一是在拨乱反正开始不久,中央点名要几位全国知名作家到北京开座谈会,想听听他们关于改进文艺工作的意见。被点名的就有先生,并规定不准请假。有关方面知道他一向怕热闹,又不愿见官,便让他的老朋友去动员他。老朋友郑重地对先生说:“这回可不是一般的会,只邀请了几个人,去吧,不去不好交代。”先生勉强答应了,但提出要带一个助手同去,好随身照顾他。经请示,上边也同意了。可是谁也没想到,到了该动身的那天,先生依然若无其事地在窗前摆弄花草。上边追问下来,他说“头晕”,算是交代。 

再是1980年先生同文艺报记者的谈话。先生毫不含糊地指出:“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毫不例外的。他们是富于人情的,富于理想的。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这种态度。把人道主义从文学中拉出去,那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我们的作家,要忠诚于我们的时代,忠诚于我们的人民,这样求得作品的艺术性,反过来作用于时代。” 

先生一向示弱示软,让人信以为真,有人甚至说他软弱、脆弱。其实错了。 

如此外柔内刚,理性,智性,敢于旗帜鲜明地宣扬人道主义,在当时的中国,还有第二个人吗? 

时间证明了先生的内力和价值。 

近些年来,似乎先生已经被“重新发现”,正在“升值”。对诸如先生等业已经典化的现代作家的“当代化”,有人称之为“当代复活”,理由是当代文化环境需要这样的作家与时代的对话。依我看,不存在复活不复活的事,敢于正视,他们就那么活生生存在着,一时被遮蔽也在暗中保持着与人生的有效对话。丰厚的传统元素、求真的艺术趣味和对文学信念与文学核心价值的智慧坚守,在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受到质疑和反思的时代,彰显先生的价值,显然不是被发现,而是水落石出。 

没有什么是凭空的,注定都有来源。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先生的早期重要著作不是小说,也不是散文,而是针对性很强、深入浅出的文艺理论。早在1938年,先生就创作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现实主义文学论》、《鲁迅论》等。1941年,先生结合《冀中一日》的实际写作状况,撰写了长达十万字的《文艺学习》(又名《怎样写作》、《写作入门》),深入阐述文艺创作的各个方面。从1942年到1964年,从战地到上海再到北京,油印、铅印、胶印不断重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旺盛的需求,也意味着积极的评价。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是并不过时不可多得的文艺指南。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把1945年5月出自延安的经典之作《荷花淀》,看成是先生的一个示范动作,是其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完美结合。这是必然,不是偶然,亦非所谓集体化背景下的一个“意外”。因此我不认为孙犁先生的写作是“去左翼化”的边缘书写,或曰“去政治化的政治”,其文学史价值,并非“体现在他与主流文学的疏离乃至对抗,代表了其所处时代文学的新的被压抑的可能性。”先生何曾不见容于时代?其创作和作品气血的源远流长,恰恰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主流。关键要看那些当年所谓的“主流文学”,是不是打着文学的幌子。在任何历史转折或巨变的时代,真正对时代有独到理解并且敢于面对、敢于承担心灵责任的写作总是少数,对文学不失基本信念对语言不失敬畏的也是少数,诚实保持与灵魂一同欢乐一道悲伤的更是少数。多数是平庸的,赶浪潮或洪水泛滥,有可能成灾,怎么能称流。 

我也不认同针对先生的所谓“民间隐形结构”、“传统隐形结构”、“个体无意识结构”等等判断。先生的“独特”,有个性、气质方面的原因,但主要还是思想和文化传承方面的原因,关键在于他的思想与文化传承达成了有机结合。作为党员作家,他拥护党的文艺方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只是不盲从,尤其不搞遵命文学。在先生那里,文件、会议或标语、口号,如果不作用于人民生活,那就说不上政治。他只着眼于人民生存状态,终生保持思想上的独立性,按照艺术规律写作,以他自己的方式加入传统。这是清醒的自觉,自觉的深刻。 

或许先生给我们的真正启示在于,即便是在“非常时期”,在烈焰腾腾的革命大熔炉里,写作也有可能给人带来一颗心那么大的宁静的自主空间——作为揭示或回应历史的个性化场所。拥有传统内力和创造力的人,诸如先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成为作家并无愧于作家,而且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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