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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孙犁作品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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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作品却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这是他留给世人的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孙犁曾说:“历史证明:文坛上的尺寸之地,文学史上的两三行记载,都是不容易争来的。”有鉴于此,孙犁认为自己作品的寿命,“可能是五十年”,并且认为这已经算是“中寿”了。然而孙犁的估计保守了,他的作品的“寿命”,迄今已经超过了50年。事实已经证明,孙犁的作品是具有生命力的,并且今后将继续得到证明。那么,孙犁的作品为什么能够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呢? 

首先,就是孙犁在创作中能够真正“从生活出发”。然则,能否坚持“从生活出发”,对于孙犁和他的同时代的作家来说,如何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一是能否对政治和文艺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再就是有了正确的认识,能否在创作实践中坚持和体现出来。1980年,孙犁在同《文艺报》记者的谈话中这样讲过:“什么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我这么想,既然是政治,国家的大法和功令,必然作用于人民的现实生活,非常广泛、深远。文艺不是要反映现实生活吗?自然也要反映政治在现实生活里面的作用、所收到的效果。这样,文艺就反映了政治。政治已经在生活中起了作用,使生活发生了变化,你去反映现实生活,自然就反映出政治。政治已经到生活里面去了,你才能有艺术的表现。不是说那个还在文件上,甚至还在会议上,你那里已经出来作品了,你已经反映政治了。你反映的那是什么政治?我同韩映山他们讲,我写作品离政治远一点,也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脱离政治。政治作为一个概念的时候,你不能做艺术上的表现,等它渗入到群众的生活,再根据这个生活写出作品……一部作品有了艺术性,才有思想性,思想溶化在艺术的感染力量之中。那种所谓紧跟政治,赶浪头的写法,是写不出好作品的。” 

这段话主要谈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也涉及到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把孙犁对于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认识概括为这样一个公式:即“生活——政治——生活”。第一个“生活”,是孙犁创作的基本原则。因为,在孙犁看来,文艺作品是对生活的反映,所以作家必须从生活出发;但政治作为国家的大法和功令,必然会对人们的实际生活产生这样那样的作用和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深远”和“广泛”的,因此,生活本身就包含着政治,或者说,政治已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生活之中,成为生活的重要因素了。这样,文艺作品在反映了生活的时候,也就反映了政治。所以文艺是无法脱离政治的,想脱离都脱离不了。从这个角度说,孙犁认为坚持“从生活出发”和作品要反映政治并不矛盾,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孙犁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明确地将“政治”区分为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还未在实际生活中产生作用的以“文件”形式存在的法规或政策;一种是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即与生活融合在一起的“生活化”了的政治。倘若作品所反映的政治是已经生活化了的政治,它就符合“从生活出发”的原则,相反,它所反映的是文件形态的政治,就是孙犁所反对的“紧跟政治”、“赶浪头”的写法,因此这是写不出好作品的。所以,这一区分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孙犁的作品中,有反映抗日战争的,有反映解放战争的,有反映解放区土地改革的,但在这些写战争,写运动的作品中,他所着力展示的,是极具时代特色和地域色彩的具体的生活风貌,是战争环境下人们的具体的生存状态,具体的人物,具体的场景,具体的矛盾纠葛,而不是对具体政策及其贯彻过程的演义和诠释。《荷花淀》是这样,《铁木前传》也是这样。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孙犁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的上述见解,虽然是1980年才明确讲出来的,但实际上,则是他对自己多年来创作实践和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孙犁生活于战争、动乱、运动频仍的年代,即所谓“救亡”压倒一切的年代。他的作品,在那种教条主义、机械唯物论盛行并大力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强调政治标准第一,强调文艺要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的年代,并非所有的同时代作家都能有孙犁这样清醒、深刻的认识,即便认识到了,缺乏坚持的“勇气”,反而违心地去迎合、去说、去写的作家,不是大有人在吗?可知,一个作家在写作时能够做到“从生活出发”,既需要见识,更需要艺术家的“勇气”,因此,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孙犁在当时并不是走红的作家,他的作品虽然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一种清新之感,但并没有得到太高的评价,甚至有些作品还受到批评和责难。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却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光彩和魅力来,从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这从正反两方面印证了孙犁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是正确的,印证了创作只有“从生活出发”,才有可能获得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其次,对“美的极致”的发掘并予以诗意的表达,是孙犁作品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常读常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经验告诉我们,大凡反面人物、批判性的作品,容易写得生动可信,而正面人物,歌颂性的作品,则往往流于一般化和概念化。而孙犁的作品,大多数恰恰是歌颂性的,而且,他所讴歌的人物,不是一般的美,而是一种“美的极致”——美的人物,美的画面,美的文字,美的艺术境界。孙犁的作品一般都很短小,又没有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这是很难吸引读者的,然而,孙犁的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读之却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并对他所表现的“美的极致”予以认同,甚至发生情感上的共鸣。而这,正是孙犁作品的独特之处,也是他的作品历久弥新的奥秘所在。 

在这里,我想探讨的是,孙犁这些表现“美的极致”的作品,为什么不给人“高大全”的虚假感,反倒能赢得众多读者的信服和认同呢?有人认为在于孙犁独特的个人风格和技巧。孙犁对这样的看法并不赞同,他多次表明,决定作品深度的是“思想”,而艺术技巧是次要的。技巧既然不是主要的,那么主要的究竟是什么呢? 

关于“美的极致”,孙犁是这样讲的:“我经历了我们国家民族的重大变革,经历了战争、离乱、灾难、忧患。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的作品,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我也遇到邪恶的极致,这就是最近的动乱的十年。”又说:“至于那些青年妇女,我已屡次声言,她们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出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由此看来,所谓“美的极致”,并不是作家的主观幻想,而是生活中的一种真实不虚的存在;这种“美的极致”又是作家亲眼看到和经历过的;尤其重要的是,这种“美的极致”,并不仅仅停留在理性认识的层面,而是作家被它所深深地“感动”,即通过切身的体验化为了一种内在的、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所以,这种感动了作家的“美的极致”,也就具有了感动读者的可能性。此其一。 

其二,作家对于这种“美的极致”的“情感体验”,又是经过长时间的贮存、沉淀、忘却而最终又难以忘却的情感。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和门多萨的对话中曾说:“说实话,如果一个想法经不起多年的丢弃,我是决不会有兴趣的。而如果这种想法确实经得起考验,就像我写《百年孤独》想了十五年,写《家长的没落》想了十六年,写《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想了三十年一样,那么,到时候瓜熟蒂落,我就写出来了。” 

孙犁的小说,许多篇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五千字,也都经过了这样的“丢弃”过程。孙犁的成名作《荷花淀》,反映的是白洋淀一带青年男女积极参与抗日的生活和战斗场景,但《荷花淀》却是1945年5月在延安的窑洞里写成的,其中所写的生活情状,却是他早在1936年至1937年在那里生活和工作时获得的印象和感受;《山地回忆》写于1949年12月,其中那个女孩子最初的原型,却是孙犁1944年在山西境内遇到的,从生活原型到成为书中的人物,也酝酿了五年之久,孙犁说他最喜欢短篇小说《光荣》,这篇反映抗日初期家乡军民生活的作品,则写于1948年,孙犁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在这篇小说中,充满我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还有中篇小说《铁木前传》,表面看,似乎是孙犁1953年下乡的产物,重点是写合作化的,但作品通过铁、木二匠友谊破裂的过程的描写,其中所表达的思想和感情,却并不仅仅局限于合作化时期,作品的时间跨度长达20多年,而实际上,它既是孙犁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也是他“有关童年的回忆”。 

经过多年“丢弃”最终又无法丢弃的“感情”,因为过滤掉了表面的浮乏的杂质,就像存放多年的老酒,质地更加纯净,更接近人性中带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东西,从而使这种带着时代特征的情感又超越了具体的时代,所以,年轻人对《荷花淀》所描写的抗日环境或许感到遥远和陌生,但其中的人物所表现出的那种积极向上,坚定乐观的精神风貌和美好情愫,却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今天的人们,依然可以从中受到感染,得到启迪和精神上的鼓舞。 

最后,孙犁的作品能够历久而弥新,还有一个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原因,那就是作家的“真诚”。 

对于孙犁,过去有人说他是“小资产阶级”的,后来又有人说他是浪漫主义的,孙犁认为这都不符合实际,他认为自己属于现实主义作家。关于现实主义,孙犁指出它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真诚”。托尔斯泰论述了决定艺术感染力深浅程度的三个条件:“1所传达的感情具有多大的独特性;2传达这种感情的清晰程度如何;3艺术家真诚的程度如何。”在托尔斯泰看来,作家的“真诚”,决定着他所表达的感情的独特性;决定着感情表达的“清晰”程度;最终决定着作品的价值和艺术感染力。所以,托尔斯泰认为:“这第三个条件——真诚”——是三个条件中最重要的一个。” 

孙犁不仅体味到了这一艺术“真谛”,且矢志不移地坚持它,维护它,呼唤它,这从他的创作历程和作品中,从他的理论阐述中,从他对鲁迅和其他一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所流露出的敬重、钦佩之情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孙犁的“真诚”。这种“真诚”,具体地表现为:对待生活的真诚态度;对美好事物和美好情感发自内心的热爱;对读者、历史严肃负责的精神;对作品一丝不苟、反复修改、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一篇短短的作品,孙犁都要“改来改去”,以至于哪里改了一个标点都记得一清二楚。 

反复修改作品,还不仅仅是文字上的修改。托尔斯泰说,一个事物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必有一种最恰当、最能显现事物特征的形式。反复修改作品的过程,就是寻找这种最有表现力、最恰当的“形式”的过程。马尔克斯说他写12页稿纸的小说,要用掉500页稿纸,那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由此可见。认真地不厌其烦地修改作品,固然是为了作品的完美,但同时也说明了作家的“真诚”——即对自己所表达的感情、对描写对象、对读者、对历史的真诚。 

虚伪、说假话,是真诚的大敌。艺术贵在“真实”,而虚伪的作家,是写不出真实的、能够取信于读者的作品的。孙犁的作品,一是能够“从生活出发”;二是感情具有独特性(对“美的极致”的诗意表达);三是具有“真诚”的艺术品格。三者缺一不可:不能“从生活出发”,所谓对“美的极致”的诗意表达,很可能就变得虚假;若失去了对“美的极致”的诗意表达,所谓“从生活出发”就会失之于抽象和空洞,而孙犁的独特性也就不复存在;倘若作家不具备“真诚”的艺术品格,所谓“从生活出发”,所谓作家的独特性就无从谈起。而在孙犁的创作中,这三者则能有机地融而为一。正是因为三者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有机统一,才使得孙犁的作品具有了历久弥新的艺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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