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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学工程的，对文学、文物都是外行，对沈从文作品读的也不多，所以只能用自己在家庭中的亲身经历来谈谈对父亲的理解。
1948年12月，父亲在给吉六的信中写道：
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用笔者（写作者）求其有意义，有作用，传统写作方式以及对社会态度，是值得认真加以检讨，有所抉择。对于过去种种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来从事。这个新的起始，并不一定即能配合当前需要，唯必然能把握住一个进步原则，来肯定，来证实，来促进。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这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正值北京解放前夕，父亲在信中表达了他对即将到来的新社会的矛盾心情。我不知道他把“思”和“信”当作一对矛盾来看问题是不是很科学，但是这一对矛盾的相互牵扯、斗争，却似乎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同样也反映到了我们的家庭中。
1948年年末，解放军在东北、华北取得胜利，傅作义的军队受困于北平，解放军先打下天津，切断了用海路南逃的最后通道；又打下了张家口，切断傅作义转往老家内蒙古（当时叫察哈尔）的道路，北平变成孤城。由于南郊、西郊飞机都已经被解放军控制，国民党当局只好在市内东单修建了临时机场。当时在北大宿舍的中老胡同大院里，包括朱光潜先生在内的许多教授家庭，都收到在国民党教育部的陈雪屏派人送来的飞机票，要大家立即带着家眷南逃。虽然父亲已经预感到自己独立思考型的用笔方式将难以继续，但他还是决定不走。他相信新社会会比腐败的国民党统治好，他希望会对下一代人（也就是我和弟弟虎雏）的成长有好处。
对于我们家的其他成员来说，迎接解放是自然的、兴高采烈的事，是崭新生活的开始。穿着朴实像普通士兵一样的八路军干部，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的军管会人员……都让经历过云南学生运动、国民党特务打砸北大宿舍、关金券金圆券越发越贬值的我们大开眼界，佩服有加。非常直观的对比让人们相信共产党，相信解放军带了的新气象……刚一解放，14的我就以一个初中学生身份全心全意地参加到学习革命道理、参加社会活动的行列中去了。对于父亲所受到的政治压力，一方面是觉得无法理解，另一方面的确又有点恨铁不成钢。正是从“信任”和“信仰”出发，我觉得多少过去国民党的要人，只要表个态，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不就转变过来了吗！你又不是国民党，怎么表这么一个态就那么难？还偏偏在大家欢乐的时候闹的神经兮兮，直到走向自杀那个极端！“思”与“信”的斗争就这样既在父亲内心，也在亲人之间发生着，全家人都为父亲的问题发愁，劝说、讨论甚至辩论，实际上使他感觉到在家里也是孤独的。从精神病院出来后，他已经无法再在北大教书，便转到了历史博物馆工作，虽然离大家的期望还远，但总算有了进步。
1949年暑假，我参加了为青年学生举办的“暑期学习团”，自带简单行李，大半个暑假都吃住在当时的育英中学，过集体生活，天天带着小马扎，排着队伍，唱着革命歌曲去北大的民主广场听彭真、刘宁一、艾思奇等多位解放区有名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的报告，谈从猿到人，谈社会发展史，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在开国大典的前夕我就被批准加入了青年团。凭着最初步的信仰，我俨然觉得自己已经参加了革命，除了积极参加在学校的各种社会活动，还自以为在家里要积极支持妈妈帮助爸爸进行思想改造。对于这些，父亲把他的感受留在了他1949年12月写的一篇思想总结中。在这篇题为《政治无所不在》的文章里，他先谈到弟弟虎雏正在申请加入少年儿童队的急迫心情，然后又写到我在入团以后四五个月中开的会比他大半生还多，他在文中写我：“……一天总有事忙着。提起工作干部，照例充满着尊敬和崇拜，只想学干部忠诚刻苦为人民服务。我知道，政治浸入了孩子生命已更深。”有一段还写到他与我和弟弟的对话：
有天晚上，孩子们从东单劳动服务归来，虽累极还兴奋。上床后我就坐在旁边，和他们讨论问题。“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国家那么好还不快快乐乐工作？” “我工作了好多年，并不十分懒惰。也热爱这个国家。明白个人工作和社会能够发生什么关系。也长远在学习，学的已不少。至于进步不进步，表面可看不出。我学的不同，用处不同。”说进步不同，显然和孩子们所受教育不合。两人都说：“凡是进步，一看就明白。你说爱国，过去是什么社会，现在又是什么社会？你得多看看新书，多看看外面世界。你能写文章，怎么不多写些对国家有益的文章？人民要你工作更多更好，你就得做！”“我在工作！”“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那也是历史，是文化！……”于是我们共同演出了一幕《父与子》，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自然和我由“思”出发明白的国家大不相同。谈下去，两人都落了泪，不多久又都睡着了。
这里反映了我们对父亲的好几种不理解：一是对他的改行去搞文物认为是一种逃避政治的消极表现；二是对他深层次的思索不理解，总觉得他太慢，为什么不能像某些其他作家一样尽快转变，立即表态，拿出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的姿态来。
后来，令我们比较欣慰的是他有机会去当时的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了，并且在1950年6月终于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表态文章《我的感想—我的检讨》，尽管文字上写的疙疙瘩瘩，但总算“立场上”转变了过来。当时父亲有时会说他不懂“政治”，我们觉得这是一种不问政治的借口。凭着信仰，只要立场、观点、方法问题解决了，政治有什么不好懂的?拥护共产党，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办事，就是政治。而他，尽管表了态，却始终没有能凭“信仰”来办事。他的放弃写作，彻底改行，是他独立思考的抉择；他的学习，也不是凭信仰去办事，不是用在表面的喊喊口号，不是随意的使用政治观点去解释社会和工作中的问题，甚至连“为人民服务”这样的词都不太好意思直接说出口。可是他经过自己的思索，把为劳动人民服务做在了实实在在的事情上，比如他当时算研究员，却自觉地去当历史博物馆的普通讲解员上，默默地整理文物库房登记文物目录，并从中汲取大量文物知识上。而我呢，以信仰为支撑，全心全意地去参加一切政治运动，入团以后又争取入党，只要是党的号召，我都会义无反顾地积极参加，报名参军、下乡宣传，连考大学报志愿都是以党的号召、要求为第一要求去做……1956年，我成了当时我们家里唯一的共产党员；但是刚过一年，预备期还没有来得及转正，我又成了大学生中的右派分子，这在我们家里也是“唯一”的。相反，人们认为在我们家里最可能遇到麻烦的父亲，在五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却真是一点事也没有出——虽然他不时受到批评，最严厉的一次是在“反贪污、反浪费”时把他为博物馆购买或赠送的文物拿出来展览示众，倒不是说他从中渔利，而是认为买了些没有用的东西，造成浪费。
在1957年那场运动中，父亲能逃过一劫并非偶然。因为尽管他也参加了政协，但他没有依附于政治的权力欲望，他的所有提案、建议都是从本职工作出发提出往前看的希望和方法：他仍然像解放前一样，始终看不上夸夸其谈的政客；反右前，有人上门来动员他大鸣大放，以为他解放以来是受压制的，被他谢绝了。他认为作家写不出好文章，只能怪他们自己，而不应该埋怨政治环境。他不再写小说，是他自己决定改行投身到文物事业中的。1958年春天，我被正式带上“右派”帽子，被开除党籍、团籍和校籍。没有正式毕业，提前分配到学校的机械厂，成了第三车间钳工班的学徒工。这事肯定对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我长时间呆在西郊的学校不回家，只是用写信的方法把自己的事逐渐地告诉了父母。我仍然从“信”字出发，相信是我自己有错误，相信劳动可以改造自己，相信自己虽然已经不是党员，但是还会为革命干一辈子。
对于我的遭遇，父亲也仍然是从“思”字出发，默默承受着一切，也许他早就估计到我的人生里需要这种重大的挫折。虽然拖延了很久，我终于在一次周末回到城里的家中。父亲照顾着我剩下的那一点自尊，不过问任何与反右运动有关的问题。他当然能从我信中的豪言壮语里感受到我身心上的重压，但仍然从尊重我的信仰出发，不作任何劝慰，却有意识的在一个星期天，把他的一个同乡老朋友刘祖春叔叔约到家里来。刘叔叔是抗日战争时期就去了延安的老干部，本来在中南局陶铸手下做宣传部长，中央取消中南局后调到北京市委工作。后来我才理解，那是父亲经过深思熟虑后为我创造的一次倾诉机会，实际上是在悄悄的帮助我解脱身心重压。
在政治问题之外，父亲的“对人无机心”和“助人为乐”也常常为我所不够理解。他初到北京时，想以写作谋生，却屡遭退稿，到处碰壁，后来得到郁达夫的帮助，受到林宰平先生（林庚先生的父亲）的赏识，结识了徐志摩，这些人他终生视为良师益友。当他编辑文艺副刊时，也就以他们为榜样，对新执笔的年轻作者特别关注，非常热情，常常整夜一面自己留着鼻血，一面为年轻人改稿子，写很长的信给作者建议他们怎么去写好作品。转业搞文物研究以后，他同样真心实意毫无保留的向那些需要者贡献出他的知识：人民艺术剧院要演出历史剧，来找他谈古代服饰问题；景德镇要办陶瓷博物馆，来找他谈陶瓷；杭州的丝绸厂找他谈丝绸和花纹；什么地方要办某一古代名人的展览，某研究者要写文章……不论是公家还是个人需求，他都热情接待，倾囊而出。他花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人家列出可参考的实物形象，值得参考的书目，甚至送出自己的资料，借出自己的参考书。他写过一篇文章谈“跑龙套”，也说自己是在文物研究上“打前站的”小卒子。他并不小看“跑龙套”这样地角色，而是极其认真地去干好。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要大量牺牲自己的工作时间和精力，甚至把自己多年辛苦积累的材料全让人拿走，他的书常常有借无还，不得不自己再去购买。我们有时觉得他热心的过分了，人家来问的问题，也可能三言两语就解决了，他偏偏会再列出好几页纸的目录，告诉人家可以去找什么实物参考，从什么书上去找相关线索。我们难以理解，就在有人已经拿他购买的文物当浪费的的典型反面教材在内部展出后，他还是热心的为外地博物馆寻找收集各种文物。
文革中，父亲在单位当然挨过斗，具体情况，他却从不提起，只是很轻松的说到派他打扫女厕所，是作为被造反派所信任的笑话来谈的。他带着常常是180、200甚至220的高血压、带着没有书、没有工作可做的痛苦，熬过了文革中的多次冲击；熬过了说是备战投亲靠友，却准备客死他乡的被疏散到湖北咸宁，算是投靠在干校的妈妈，却又被迫住在离开我母亲四十里外，过着孤独生活……在艰难中，他仍然惦记着尚未最终完成的关于中国服饰的研究任务，凭记忆在恶劣的条件下动手整理相关的资料卡片。他住在一间漏雨的旧教室里，把床、衣箱、书桌、椅子……都架在垫高的砖头上，进屋以后必须踩着地面上像梅花桩一样摆着的砖头走路，因为地面全是淤泥。床顶上，箱笼上，桌子上空，都蒙着或者用绳索牵拉着塑料布，厚的、薄的、透明的，带花的……我去他那里探亲，还从床顶上为他弄掉一大兜雨水呢。我后来想，要不是因为有和他一同下放的同事，一位搞青铜器修复的老工人张师傅和其他好心人，那个在床顶上方搭建塑料棚的工程，他自己是绝对无法办到的。
经历了“文革”种种，我才由过去的单纯的从“信”字出发中逐渐摆脱出来，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并不懂政治，同时多少也对父亲反复说他自己不懂政治有了些理解。其实他从自己的思索中早就认定了他所追求的生命延续的方式，不论是写作还是搞文物研究，他都随和的却又是庄严的坚持的。虽然经历了不少挫折打击，但是人们总是看到他笑眯眯的样子，因为他并不把眼前自己的得失看的很重。他有这份自信，所以他能留给后来人一些有用的东西。
以自己的“信”与父亲的“思”相对比，我有了如下认识：独立思考, 恐怕是要有一定的阅历的人才能真正作为办事的出发点；而信仰，则是是年轻人、知识不够丰富的人最容易进入的状态。用自己独立思考去做事、为人很难；凭信仰则可以随大流，在团体或相同的人群中求发展；思索要独立，信仰则是集体；思索常常是叛逆的，而信仰则是温顺虔诚的，甚至是违心的，当然在发疯的情况下，也可能是凭借着集体的力量变成勇敢或者暴虐的。从上面所说的情形来看，独立思考和信仰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又是能够相互结合的：经过思索的信仰，力量无穷，可以用集体的力量成就伟大的事业；独立思考是孤独的，但是独立思考的结果可能是开辟一片新的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的新天地，当那个成果终于被社会承认并被大众接受，那就是推动社会发展新的力量。深入思考后的信仰应该仍然是批判的信仰，不迷信，不盲从。独立思考可能也会出错，思索的结果也许会违反客观规律，可能会一根筋死犟到底，那其实已经不是独立思索，而是陷入了对自己思索结果的盲目信仰中。那也是一种迷信。
父亲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大时代的变动中，恐怕都经历过这“思”与“信”的矛盾斗争。巴金先生在晚年写的许多文字，实际也是在反思这些问题。我想说，父亲这种划分“思”与“信”的方法，也许并不科学，但是却反映在了我们家的整个经历里，反映在了我们对父亲的理解整个过程中。在以后的岁月中，我希望自己能对他有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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