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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诗书如人足风流——文学馆馆藏郭沫若诗书作品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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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是大诗人,也是大书家。其诗词创作每每与书法相结合,即吟即录,下笔成章,翰墨间才气横流,激情奔放,渊博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光明磊落的人文精神充溢其间。他一生留下了多少辞章墨宝,恐怕难以计数。由于工作关系,笔者曾得以长期保管他的几帧书幅。能亲接文化泰斗手泽,实为平生之幸。每次提用出库,必趁机长时间品味瞻仰,而后也必会由衷感喟:诗书如人足风流。 

一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远在东瀛的郭沫若抛妻别子回到祖国,投身民族救亡的烽火疆场。“耻食周粟”“誓不帝秦”的他,“只为神州锋镝惊”而不顾“区区身后名”,甘愿“俯首拜公卿”,于1938年春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到1940年秋又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在他手中高高擎起,麾下聚集了一大批文学艺术界的名流俊彦。士子之交,多以惺惺相惜为其缘。郭沫若的旷世才华,毫无疑问为凝聚这支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与文人说文,与学者论史,与戏剧家谈剧本谈演出,与画家交往呢,则认定“中国画需要题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民族形式”。惟其如此,他把为画作题诗作跋当成绾结同道的金丝纽带,一生创作题画诗约200篇,原画作者几乎都是当今中国画界的大师级人物,如傅抱石、李可染、关良、关山月等等。 

2002年年底,阳翰笙子女欧阳晓华等向文学馆捐赠阳翰笙文献文物60 余件,内有李可染画作两帧。其一笔酣墨重,其一浅勾细描。前者峭壁危耸,飞流直下,溅起浪花千叠。一小童悠悠然跪坐牛背崖下经过,侧身扭脸面壁观之。全图山黑水白,水动人静。左上角留白处有作者题识:“翰笙同志教正  一九四四新春  可染”;后者七八根竹竿纵横交错搭起一架葫芦,其下一人一壶一杯,人着白衣执白扇白眼睥睨,开襟敞怀蓬头赤足。作者题识于画面左侧略靠下处:“翰笙先生法正  癸未 可染”。两幅画作无疑皆为无价之宝而后者更甚,因为它比前者又多了一种极重量级元素——郭沫若亲笔书写的题画诗。诗曰:“主人不饮酒,孤坐葫芦下。面前陈设者,谅是一瓶茶。有茶亦可饮,客至休咨嗟。莫道世皆醉,醒者亦有涯。”诗后尚有十数字小注,为“翰兄不饮酒”云云(以下有二三字不敢确认,故略)。 

二十世纪的癸未年是公历1943年。这一年的春天,李可染正住在重庆郊外的金刚坡下,与郭沫若、阳翰笙都相距不远。据说阳翰笙的住处种着一架葫芦,坐在葫芦架下纳凉是阳翰笙养精蓄锐的一种消遣。画家忠实地把这一生活细节捕捉于笔下,却又喜剧化地把主人公换成了一个超世绝尘的胖大和尚。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使一幅“葫芦画”既富有生活气息又饶有浪漫色彩。郭沫若的“葫芦诗”则以同样的虚实并举法进一步彰显了画作的风格,使其恬适与轻松的基调得到了充分展现。 

由作题画诗而写《题画记》,郭沫若从实践得来的理论可谓精彩:“题与画每每相得益彰。好画还须有好题。题得好,对于画不啻是锦上添花。但反过来,假使题得不好,那真真是佛头著粪。题上去了,无法擦消,整个的画面都要为之破坏。”“好的画不仅可以诱发题者的兴趣,而且可以启迪题者的心思。你对着一幅名画,只要能够用心地读它,它会引你到达一些意想不到的境地。由于心思的焕发,兴趣的葱茏,便自然会得到比较适意的辞,比较适意的字,比较适意的风格。” 

“辞要好,字要好,款式要好,要和画的内容、形式、风格相配称,使题辞成为画的一个有机的部分,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所以,郭沫若又说:“我自己宁肯单独地写一张字,或写一篇小说,写一部剧本。因为纵写得不好,毁掉了事,不至于损害到别人。” 

或许就因为担心“损害到别人”,郭沫若的“葫芦诗”没有直接题在李可染的“葫芦画”上,而是“单独地写一张字”,再由阳翰笙把诗与画裱在了一起。从此三位文化重镇共处尺幅之间,无言地诉说着艰苦环境中的真诚友谊,于不经意中留下了可以传颂千古的文史佳话。 

二 

在刘白羽的女儿依照其父遗愿捐赠文学馆的一大批贵重文献文物中,有郭沫若自录旧作之书幅一帧,纸本,纵31厘米,横20厘米。绵软而柔韧的上等宣纸,一笔优雅俊朗空灵飘逸的行草翩然其上振翮欲飞:“顿觉蜗庐百丈宽,松苍柏翠傲冬寒。诗盟南社珠盘在,澜挽横流砥柱看。秉炬人归从北地,投簪我欲溺儒冠。光明今夕天官府,舞罢秧歌醉拍栏。一九五九年秋  鼎堂” 

诗句如火,激情与欢乐喷薄而出,是1944年11月11日重庆市区郭沫若寓所一次雅集的情景再现。那一天,与宋庆玲、何香凝同列“国党三杰”的南社巨擘柳亚子自桂林抵渝,郭沫若在天官府街七号设宴为其接风洗尘,刚从延安飞回重庆的周恩来也匆匆赶来参加。“出席的尚有王若飞和他的舅父黄齐生以及沈钧儒等人。席间恩来畅谈延安近况,件件消息振奋人心,宾主兴奋得又痛哭,又狂欢,饭后还到对面四号沫若家里去唱秧歌、扭秧歌舞,从来不跳舞的沫若也跟着恩来扭起了秧歌,小小‘蜗庐’春意盎然”(龚济民《郭沫若传》)。 

盎然的春意荡漾在小小“蜗庐”,更荡漾在激情如火的大诗人心间。1940年代是郭沫若的鼎盛年代,1944年更是他的人生峰巅之年。1941-1942他创作出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一大批抗战历史剧,实现了政治激情与艺术灵感的最完美结合;1944之春他又写出了史论《甲申三百年祭》,为中国共产党的将来提供了反腐防腐的历史经验。前者让他拥有了《女神》之后的第二次创作丰收,后者让他获得了无尚的政治殊荣。1944年3月19日至22日,《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连载四天,引起重庆当局激烈反对的同时得到了延安的高度赞赏。先是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隆重推出,特别说明“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继之有《解放日报》对全文的转载并加编者按;接着又印成单行本作为整风学习文件下发党内。8月下旬,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把用产自陕甘宁边区的淡蓝色马兰纸印刷的《屈原》和《甲申三百年祭》带给郭沫若,郭沫若收到后立即给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写信致谢;此后又有毛泽东的亲笔复函予以慰劳、鼓舞:“……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站在如此辉煌的政治大背板下,除了“舞罢秧歌醉拍栏”,难道还有什么行为与话语更能表达一个狂飚诗人的激烈情怀吗? 

此帧书幅的受赠者刘白羽,从幼年起就是郭沫若的“追星族”。“郭老的每一首诗、每部小说、每一篇散文”都曾在他心中“激起狂澜与热潮”。1944年初春,刘白羽奉命与何其芳一起从延安去重庆,向大后方的进步文化界介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照周恩来副主席的安排,他们抵渝后首先去了离重庆市区很远的赖家桥乡间,在一个花木丛生的小院落里,平生第一次见到了他“衷心崇拜的郭老”。他们向他“详详细细谈了延安的整风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的情况,特别着重地介绍了毛主席讲话的内容”。郭老“仔细地认真地倾听着,脸上时时流露出惊奇的深思和喜悦的笑容”。被“《讲话》中强烈的真理之光所吸引”,郭老对其中的精辟论述情不自禁地“击节赞赏”。“他无条件地拥护毛主席的讲话,并决定立即按照总理的嘱托执行”。整整一天的交谈之后,郭老“是浩瀚的大海,是巍峨的雄峰,是茫茫无际的宇宙”之印象,深深镌刻在了刘白羽心中。此后他留在《新华日报》,为工作常出常进天官府街,与他心中的偶像越走越近,从而有幸目睹了郭沫若面对强敌时的从容镇定潇洒自如,有幸聆听到他如锋利之剑精辟之诗的公开演讲。纯真的革命友谊在白色恐怖之下悄悄生长起来,成就了一对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忘年之交(刘白羽《雷电颂》)。十五年后当郭沫若挥毫濡墨为刘白羽题赠此诗时,“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感慨,想必曾在两个人的胸中卷起一番情感狂潮吧? 

三 

文学馆手稿库中,藏有郭沫若“书为白尘同志补壁”之“一九六三年春游灵渠  调寄满江红”书幅一帧,陈白尘夫人捐赠。九十多字长调分16行自右至左书写:“北自长城,南来至、灵渠岸上。亲眼见:秦堤牢固,工程精当。闸水陡门三十六,劈湘铧嘴二千丈。有天平小大溢洪流,调分量。    湘漓接,通汉僮。将军墓,三人葬。听民间传说,目空君相。史禄开疆难复忆,猪笼作孽忘其妄。说猪笼其实即祖龙,能开创。” 

关于灵渠,网上有介绍大意如下:广西著名景区之一。位于桂林北部57公里处的兴安县境内,全长37.4公里,建成于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是现存世界上最完整的古代水利工程,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并称秦代三大水利工程。郭沫若此诗,旨在赞扬灵渠工程和秦始皇功业的伟大。他用简洁精当的说明性语言,先如数家珍般依次点到了陡门、铧嘴、大小天平等灵渠工程的精华之处,再从客观景物写到历史遗事写到神话传说,平实的述说中驰聘着丰富奇伟的想象,人间、天上,眼前,往古,境界雄伟而壮阔,思绪深沉而悠远。结句陡然一转,出奇制胜。吟诵之后,感慨系之:在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天纵英才面前,真是世间万物皆有诗情、人间话语皆有诗味呀! 

郭沫若既赠陈白尘诗,也致陈白尘信——文学馆收藏了一封: 

    陈白尘同志: 

    主席词一首中的“一枕黄粱”,梁字应作粱,我想是打字的错误。又三     

首中“此行何去”下应打问号,应该也是打字的错误。 

    此致 

敬礼! 

                                               郭沫若 

                                               四·二十二 

谢谢您廿三日的来信。初稿大可作为研究的线索,很有帮助。润色过的地方实在太好了。 

                                                    廿三 

信虽寥寥数语,却寓一件连天接地的史事于其中:1958年春天,《人民文学》编辑部搜集到近二十首毛泽东诗词作品,用毛笔恭楷抄在宣纸上,由主编奉函作者请求刊发,四番寒暑后佳音骤至:“1962年4月22日,突然天外飞来似的,一份题为《词六首》作为征求意见用的铅印本寄到了编辑部,在标题之下,有短短的小序:‘这六首词,是1929-1931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陈白尘在《回忆〈词六首〉的发表》一文中如是说,“整个中国作家协会和我们编辑部欢腾了!于是一个紧急的战斗开始了:当时离开5月号刊物付印期仅有8天,而5月正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词六首》必须在5月号上发表!”“全体编辑同志总动员了,一方面要调整版面……,一方面……要去敦请郭沫若同志为《词六首》写一篇诠释性文章……而更重要的是,全体编辑同志都想恳请毛主席在发表《词六首》的同时,再次为刊物题字。”这时候,“郭沫若同志也早收到毛主席《词六首》的铅印稿,当天就给我写信,指点出排印上的错误。”“当天,张天翼同志和我便向主席写了报告,把郭老提出的排印错误转告了,然后告诉主席:‘我们刊物5月号在4月底付印,题字则恳请在4月27日赐下,以备制版。’”“可是当天已是24日,只给主席留下3天时间,是否太仓促呢?”“但毛主席的题字准时赐下了!写的便是《词六首》正文前的小序。而落款后面则写明是‘一九六二年,四月廿七日’。这就是我们希望主席交稿的日期!”“1962年5月12日,《人民文学》5月号按期出版了!”毛泽东主席的《清平乐·蒋桂战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采桑子·重阳》、《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等六篇词作刊发于上,同时发表的还有郭沫若的《喜读毛主席〈词六首〉》。陈白尘感慨:“郭老对于我们的请求,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下来。当时离刊物付印期只有7天了,除去中央档案馆查核革命史实,郭老在短短的3天中便洋洋洒洒写下一万三千余字长文……” 

把陈白尘的叙述同郭沫若的信函结合起来读,则不难做出如下判断:①郭沫若与《人民文学》编辑部同时在4月22日收到了毛主席《词六首》铅印稿。②郭沫若收到稿子的同时也接到了对稿子进行审改、校订的任务,所以他发现有“打字”错误后立即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写信通报。③陈白尘代表《人民文学》编辑部致信郭沫若请写诠释性文章时,曾把毛主席诗词的抄稿——即信中所谓的“初稿”——一并送上作为参考。郭将抄稿与铅印稿对照后,认为“润色过的地方实在太好了”。可惜他没有介绍具体情况,而抄稿后来又下落不明无从对照,致使诗词作者对“词六首”做了哪些“润色”以及如何“太好”的问题,至今无法知晓而永为遗憾。 

四 

1964年5月20日至25日,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至黄山游览。安徽省文联副主席陈登科、作家那沙、绥民、严阵、诗人郭小川等适值在山,便与黄山工作人员一路陪同。郭沫若豪情满怀,逸兴勃发,“黄山三日游,濡笔染淋漓”,或题牌匾,或录诗赋,手起笔落,倚马而成,创制的大量诗书作品差不多让在场诸人皆有所获。郭小川得到的,便是后来由其夫人捐赠文学馆的书幅——郭沫若“一九六四年初夏在黄山书为小川同志以为纪念”的毛泽东主席词作《七律.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逶迤(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七律.登庐山》,首次公开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毛主席诗词》。据李锐记述,诗前原有小序云:“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诗作初成之时,曾两度送郭沫若“审读”,有毛泽东1959年致胡乔木的两封信为证: 

                         其一 

    乔木同志: 

    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 

为至要。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 

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毛泽东 

                                                   九月七日 

(原载《毛泽东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其二 

乔木同志: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沫若 

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 

                                            9月十三日早上 

“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篇写三十二年的历史。 

(原载《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读此二信,除了从其分别引用的内容判断出“诗两首”是指《七律.登庐山》和《七律.到韶山》之外,更多的则是感受到了毛泽东对郭沫若的倚重与尊崇。毛泽东本身就是中国当代屈指可数的大诗人,特别是在格律诗方面,他的造诣应该不会在郭沫若之下。但他却心悦诚服甘居其后,由衷欣赏与钦敬之情,殷殷可鉴。至于“沫若同志两信”对毛泽东说了些什么虽然不得而知,但其反馈回去的钦敬与欣赏肯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早就对人说过,他对毛泽东的佩服是多方面的:“……单是语言文字,就远非我郭沫若所能及。你去读读他的文章,例如《论持久战》,真是汪洋恣肆,博大精深,句句是至理名言,而且深入浅出,简洁明了,可以说是现代的太史公笔墨!至于政治、军事的分析论断,那是当前中国绝无出其右者,所以他堪称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中国现代的非凡的政治家……”基于这种认识,开国大典时,郭沫若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无党派人士献给毛泽东一面锦旗,上书七个大字:“我们永远跟你走”。(张恩和等编著《长河同泳——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友谊》) 

这就是郭沫若,这就是郭沫若的品格。他傲视权贵,但他仰慕才华;他自视甚雄,但他心甘情愿对雄于己者五体投地。“相轻”之弊,是小文人的小玩闹,真正的文界星宿不屑于此。无论是傲视还是仰慕,都是发于天机,出于真情,明明白白,坦坦荡荡,直率,真诚,热烈,豪爽,虚怀若谷,恢宏豁达。如此风范成就诗韵,则诗力雄奇;凝聚笔端,则笔锋刚健。单以书法而论呢,则无论鸿篇巨制,抑或短笺小札,用笔永远都是那样果决、坚定,即使写错了——如赠郭小川的书幅中把“跃上葱茏四百旋”中“葱茏”写成了“逶迤”,也没有丝毫的犹豫与迟疑,而是雄纠纠气昂昂照直前进,那样洒脱,那样自信,那样激越,那样热情如火神采飞扬——一言以蔽之,郭沫若的诗、书作品闪耀着他的生命光芒,是他留给人间的一曲浩气长存的雷电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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