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经典作家专刊 当前位置:首页 > 理论研究 > 经典作家专刊
【郭沫若】:郭沫若与巴蜀文化
  [ ]

郭沫若22岁东出夔门,在此后是长达65 年的倥偬岁月,但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什么时候,郭沫若对四川的感情都是毫不掩饰的,他赞美四川的山川风物、乡风民俗,倾慕四川的先贤名宿、道德文章,追忆自己在四川度过的难忘的时光,他眼中的巴蜀盆地以“雄”著称: 

由嘉定城再要到成都足足有三天半的路途,峨眉山的山影在我们的背后渐渐低远下去,渐 渐浅淡下去,走到了半途的眉山县治,便全部消灭在天空里去了。由此以后的两天路程一直 走到成都,你向周围四际远望,无论在哪一方面,你都看不出有一些儿山影!我们在这儿可 以 想象一下罢。请以成都为中心,以三四百里路的距离为半径,向周围画出一个圆形来。四川的盆地大约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是广阔的盆地,而且是很膏腴的盆地,所以从古以来四川号称为“天府雄区”。(《反正前后》) 

四川人郭沫若的自豪感在这里是溢于言表,难怪他在为来华的泰戈尔“导游”时,最终是将行程引向了巴蜀:“泛大江,游洞庭,经巫峡,以登峨嵋青城诸山,我国雄大的自然在他的作品上定可以生些贡献”。(《太戈儿来华的我见》) 

对于故乡的文化传统,郭沫若也是念念不忘,津津乐道的:“巴蜀由来古,殷周已见传。”(《题为重庆博物馆》,)“文翁治蜀文教敷,爰产扬雄与相如。诗人从此蜀中多,唐有李白宋有苏,鞠躬尽瘁兮诸葛武侯诚哉武,公忠体国兮出师两表留楷模”。(《蜀道奇》)游历外省他乡,但凡有川人的遗迹或传说,郭沫若总是倍觉亲切,反复讲述,游温州瓯江,他想起了宋代的清了和尚,游安徽采石矶、黄山,济南大明湖,他想起了李白,游浙江蜀山,海南海口儋县,他想起了苏轼。李白是郭沫若一生中最为喜爱、论述得最多的几个古代诗人之一,“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博得人们广泛爱的,恐怕要以李白为第一人吧?”(《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适应、接受了巴蜀文化,巴蜀文化精神也大大地影响了郭沫若的思想性格与文学选择。郭沫若思想性格中有两个特征最是引人注目,其一是争强好胜,其二是灵活善变。好胜的郭沫若“凡事都想出人一头地,凡事都不肯输给别人”。(《我的童年》)走上文坛,他多次公开地将自己与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相提并论,将自己的著作与世界名著等量齐观,向当时的文学先驱挑战。与胡适论战,同鲁迅、茅盾争辩,宣判过老一辈的“封建”和“过时”,他兴趣广泛,除文学创作外还涉足古文字、历史、考古诸学科,而且在这每一个领域里都勇于“翻案”出新,成为一代大师。甚至在游历山川名胜的时候,也不忘“重评”这些地区的文化传统,显示自己独立思考的与众不同的见解,比如60年代郭沫若登泰山,刚到山脚的岱庙,便赋诗一首,调笑孔子和杜甫:“秦刻殊非古,泰山不算高。只因天下小,遂使仲尼骄。工部尤堪笑,浮夸徒自豪,何尝青未了,但见赤无毛。”(郭沫若《在岱庙望泰山》) 

郭沫若在创作趋向、学术研究、人生道路、政治思想等方面的灵活多变也是众所周知的。就诗来看,按他自己的说法:“我短短的做诗的经过,本有三四段的变化,第一段是泰戈尔 式,第一段时期在‘五四’以前,做的诗是崇尚清淡、简短,所留下的成绩极少。第二段是惠特曼式,这一段时期正在‘五四’的高潮中,做的诗是崇尚豪放、粗暴,要算是我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不知怎的把第二期的热情失掉,而成为韵文的游戏者。” (郭沫若《创造十年》)就文艺主张来看,早期的郭沫若认为“文艺是出于自我的表现”,“文艺的本质是主观的,表现的,而不是没我的,摹仿的”。(郭沫若《文学的本质》)1926年的郭沫若却认为,“我们对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我们对于浪漫 主义的文艺也要取一种彻底反抗的态度。”(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在学术研究方面,郭沫若不断自我调整,比如他在40年代贬斥秦始皇为“一位极端的秘密主义者,极权主义者,实行万世一系的人”。在50年代又较多地肯定了秦始皇“整齐思想、统一文字”等功绩。 

郭沫若的争强好胜之中包含着一种对自身生存状态的确信甚至是自得,而这种争强好胜本身也更带有一种顾盼自雄的“外显”性;在思想的灵活多变里,郭沫若更有一种少见的通脱和坦然,他似乎从来没有因为这些变化过程中的矛盾斗争而痛苦。正是在这两个“与众不同”之处,巴蜀文化显示了它的意义。巴蜀人争强好胜的根基在于巴蜀人对“天府之国”的自得之感,对本地域“地大物博”的踌躇满志。正如郭沫若所感到的那样,巴蜀是一个“巨大”的盆地,其中囊括了平原、高原、丘陵、山地、草原等几乎所有的地理风光,既有南方的青翠秀美,又有近似于北方高原的阔大深厚。多种的地理条件又孕育着多种资源,巴蜀盆地仿佛就是一个缩小了的精致的“中国”。在历代的巴蜀作家眼中,天府之国的风光和富庶都格外值得夸耀。当年唐玄宗避难成都,李白就无比自豪地写下了《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现代的郭沫若和巴蜀人阳翰笙、林如稷、陈炜谟、何其芳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叹北方的荒凉,追念巴蜀的清秀,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一古老的生存经验对现代人有着怎样的影响了。在郭沫若种种的夸口、挑战和“翻案”出新的背后,包含着他对自身人生经验、学术经验无比的信赖。争强好胜也来自于巴蜀作为儒家文化边缘区域的某种放任和桀骜。巴蜀处地偏僻,受封建正统的儒家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小,较之于中原、齐鲁乃至江浙,巴蜀人逸出儒家道德规范,表现出某种未驯之态的时候更多。对此,许多历史典籍都有记载,《汉书·地理志》谓之“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讽刺”。儒家文化对个人心性修养的一系列要求诸如“安贫乐道”、“文质彬彬”、“韬光养晦”等等显然也很少对这些“边缘人”产生规范作用。相反,方头不劣、恃才傲物才是巴蜀居民的典型性格。巴蜀知识分子大都争强好胜,而争强好胜又是“外显”式的,即通过一系列的言语、行动不断向社会和他人显示自己的傲岸和强悍,通过有意识的“出格”来自我宣示:陈子昂驰侠使气,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雍陶“矜夸”自负,苏舜钦“ 蹇若傲世”,苏辙有“狂直”之名,逆境中的苏轼“形容虽然丧家狗,未肯弭耳争投骨”,(苏轼:《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郭沫若也在他的自传中曾谈到了学生时代因受警告而产生的心理反应:“自从遭了一次斥退之后,我的性情愈见有意识地反抗地向不良的一方面发展。”“这样的想念怎么也离不掉我的心坎。我愈见懒,愈见散漫,愈见骄傲。”(郭沫若《我的童年》)

郭沫若是多变的,多变说明了他面对着一个内涵丰富的不断发展的时代,当鲁迅、闻一多这样的作家因为多重文化的冲突而辗转彷徨之时,郭沫若却依然是自如而平静的,他并不是没有接触到异样的声音,而是总能将“异样”与过去的经验相比附,以求“豁然而贯通”他也不是没有感受到人生的矛盾,但更习惯于在“调和”中消除冲突,恢复固有的平衡。这就是通脱。巴蜀地区生活着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出于适应生存环境的需要,灵活与通脱逐渐成为了区域性的精神传统。 

历史上的巴蜀战争频繁,为了弥补战事所造成的土地荒芜、人口锐减,这里曾有过多次的移民活动。移民活动的本质在于为了生存而自我调整,它部分地改变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观念,在变化中建设新生活,移民们需要不断地分析、判断新的生存环境,及时地作出自己的选择,灵活敏捷,将所有的变化都看作生存的必然而坦然待之,这就是移民的性格。当移民逐渐成为了巴蜀社会的主干,移民式的灵活与通脱也就成了巴蜀人的基本性格。西汉扬雄祖籍山西,其五世祖扬侯战国时避乱入川。在扬雄看来,楚人屈原过于迂执偏激,为此,他特有《反离骚》,惋惜屈原不慕许由、老聃之行,守道全身。在巴蜀学术思想史上,也出现过大量的关于“变化”的论述,从唐代赵蕤提出 “随时变通,不可执一”(赵蕤:《长短经·时宜》),到清末以“六变”闻名的廖平,莫不如此。曾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就此认为:“蜀中人士,聪明解悟,向善好胜,不胶己见,易于鼓励,远胜他省。”(《致谭叔裕》) 

郭沫若不仅是巴蜀人,保持着“移民记忆”,他的原籍是福建汀洲府宁化县,直到40年代,家庭生活中的他还保留着某些福建方言,流传着移民创业的故事;同样,他也浸润在巴蜀学术思想的“通脱”氛围之中。他所推崇的苏轼就是一位达观的人,儒学家廖平号称“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少年郭沫若应该说就是廖平的再传弟子。 

生活在儒家文化边缘地区的巴蜀人是自由放任的,自由放任和自足自信促使人们选择了“豪放”的文学。巴蜀作家多有激情澎湃、出语宏阔之作。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的“汉赋”,铺张扬厉,以大为美;苏洵、苏轼的散文开阖抑扬、纵横恣肆;诗歌作品中的“豪放”之声更是时有所闻,李白之诗喷薄而出,排山倒海,苏轼诗词豪情奔放,波澜壮阔,其他诸如苏舜钦、李调元的诗歌作品也自有一种雄健豪迈的风格。对豪放的追求显然已成了巴蜀文人的一大传统。同样,郭沫若的文学风格是丰富多彩的。不过,在所有这些异彩纷呈的作品之中,却又都流淌着一股豪放的底蕴,《女神》里最具特色、最激动人心的篇章是气势雄浑豪迈的自由诗,是它们真正为五四后的自由诗开拓了新天地,郭沫若的早期浪漫小说也文笔恣肆,元气淋漓,历史剧又熔铸了作者翻腾不息的诗情和浓重的主观战斗性,“豪放”统摄着郭沫若文学创作的基本艺术趋向。 

此外,巴蜀人的灵敏和好胜又推动人们在文学上的不断创新,不断开拓。巴蜀文学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文学,巴蜀作家是惯于标新立异、开拓前进的作家。“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陈子昂是唐诗开创时期在诗歌革新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功绩的诗人,李白则是对这一诗歌革新运动作出了最大的贡献的人,苏舜钦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骨干,苏轼是这场运动最后的完成者,并另辟蹊径,将诗文革新的精神引入词的创作,开豪放词派。作为现代巴蜀作家的郭沫若同样以革故鼎新、锐意进取而著称。《女神》第一次给中国现代诗坛带来了全新的真正属于20世纪的诗歌样式,正如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中所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 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他的历史剧创作诗意葱茂,“古为今用”,为现代历史剧创作开一新路。当然,但一味地求新逐异也可能会失之于轻率,难有更沉着更深沉的艺术追求。纵观巴蜀文学传统,我们感到,这里最缺少杜甫式的忧愤深广,李贺式的怪诞隐晦,巴蜀文人容易表现出一种青春的昂扬和人生的情趣,却又可能与沉重的忧患和真正的苦难失之交臂了。《女神》是难忘的,但《女神》时代毕竟过去得太快了一点;关于“革命文学”理论和争论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 但正是在这种义无反顾的“清算”中,也部分暴露了作家本人的简单;这里似乎也可以窥见区域文化的某些负面影响。

友情链接| 联系我们| 网站导航| 法律声明| 浏览建议 中国现代文学馆版权所有  隐私保护
京ICP备12047369号    京公网安备: 11040244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