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经典作家专刊 当前位置:首页 > 理论研究 > 经典作家专刊
【郭沫若】:“一拳缱绻,两仪斡旋”——《郭沫若题画诗存·缀语》之余
  [ ]

郭沫若与画家的交往,对于绘画艺术的关注都由来已久。上世纪20年代,在刘海粟冒传统观念之大不韪,在艺术院校里开设人体写生课的时候,郭沫若就是最早为之大声疾呼,大力维护的一分子。他对于金文甲骨的研究,更是从翻译德国学者的《美术考古一世纪》入手,借鉴了世界艺术史研究的新方法,而在中国的古文字、古代社会研究上独辟蹊径的。 

他多次谈论过艺术领域中,外来思潮和民族遗产相的结合问题,认为在各个不同艺术门类中,绘画艺术恐怕是最不容易使二者融合的了,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技法层面,差别都非常大。所以他的观点是,理论探讨未必能解决问题,根本的出路在于通过实践,在画的过程中感悟探索,在创新中求得渗透和交融。 

画为书祖 

和父亲同时代的画家,有许多大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关良,无一例外,都是学习西画的先行者,又是把中国画推向新境界的开路人。尤其是抗战时期在重庆那段时间,父亲和这些画家聚首一处,虽然条件艰苦,但是捍卫民族文化的创新意识却没有被饥饿和日军的空袭扼杀。1944年12月父亲在为李可染画展所写的一篇专论里,大胆断言:“一种新绘画正在产生之中,即整个的艺术的新时代正在开始,正如全艺术界,全文化领域的各部门,因为系统不同的思潮的接受,消化,使传统的东西都在变化,陡增提高一样”。文章以李可染为例,说:“可染本擅长西画,而近十年来则多注其心力于国画,其用力之深,格调之高,虽斯界大家,无不交口称誉,他的国画里正适当地融合着西画的精神,技法,可以看出一个新的国画的前途,也就是一个新的绘画的前途了。” 

父亲不光喜欢欣赏这些画家的作品,还留下不少别具风味,相得益彰的诗画合璧之作。早些年,曾经和郭沫若纪念馆的同事们合作,编过一本《郭沫若题画诗存》。当时正好在父亲的手稿里发现一首佚诗,一首十六句的古风: 

画为书祖,书为画余。先画后书,部得其居。 

花束澧浦,草拟唐初。芳分秀布,王者奚如。 

鼓琴鼓瑟,悠扬其音。鱼出于深,鸟飞自林。 

琅玕作伴,琼浆泛澜。一拳缱绻,两仪斡旋。 

开头四句,直截了当地说明题诗与绘画的关系。画是中国文字之源,题画同样如此,当以画为主,以画为先。后面的诗句,从“花束澧浦”到“琼浆泛澜”,是在谈题画的感受,谈他在画境里的神游:犹如佩戴着花环在澧水岸边徜徉,弦歌不绝于耳,秀美芬芳满目。鱼游水底,鸟飞林间,奇石作伴,醇酒飘香,落笔自有唐人意象,即便是王公贵族也未必有如此至尊的艺术享受。 

这是父亲1964年秋天拟写,准备由母亲来誊写的底稿,连最后的“沫若撰辞  立群题字  一九六四年九月七日”的落款都拟好了。这种款式在母亲的书法作品中比较常见。 

发现这首佚诗,真是庆幸异常,用它来作《郭沫若题画诗存》的开卷之篇,简直是再恰当不过了,甚至可以说这是父亲对整理编纂这本书的首肯和赠予。但同时,心中又不免有一丝疑惑,既然诗稿都拟好了,怎么却没有看到母亲录写的墨迹呢?……我们只能推测,而心中最期待的结果是,母亲已经把这首诗录好,然后被在场的某位朋友收藏了。如果真是这样,就可能有一天重新发现这份墨迹,把父亲当初的构想完整地呈现出来。但是现在,还是只能为《郭沫若题画诗存》的卷首加一个说明,免得误导了读者,书里这首《画为书祖》的诗是郭沫若拟的,手迹也是郭沫若本人的。 

题齐白石 赠张孝骞 

《郭沫若题画诗存》收录的题画作品不到80件,更多的题画作品原件已经无处可寻。为了弥补这些缺憾,书后附录了的郭沫若题画作品的存目。存目有170条,其实170这个数字也不完整。近些年,在一些画家的作品回顾展,或者拍卖会上,又有新发现,最难得的是题齐白石《九鸡图》赠张孝骞的一幅。 

这幅《九鸡图》是1996年12月出现在一个拍卖会的预展上的,题画的布局很不一般,题画的经过也很有故事,至于其后的停拍撤拍,物归原主,就更加几经波折了。 

其实作品原本没有标题和上款,“九鸡图”是后人根据画面内容约定俗成的,左侧只有“九十一岁白石”的落款。画的上部一枝碧桃斜垂,花枝上有点点桃红,簇簇叶绿。花枝下,九只小雏鸡有远有近,唧啾有声,春意暖暖,其乐融融。 

父亲的字写在画外的绫子上。右上方写“张孝骞教授惠存”几个行楷大字,以下是双行小字,分布在左右两侧的绫边上:“教授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兼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从事医学工作已四十年,今年满六十五岁。北京协和医内科全体同志献此画为寿,嘱为题识,谨成诗一首博粲。天上碧桃红烂漫,群雏欢喜乐春风。医为仁术增人寿,济世同期进大同。一九六二年冬日  郭沫若”。 

齐白石过世于1957年,这张画应该是老人1953、1954年间的作品。据说,画是1962年协和医院内科同志们自费在荣宝斋购买的,买来时就已经裱好了。但是这份礼物的挑选、构思都费了不少心思。张孝骞是长沙人,齐白石是湘潭人,给礼物平添一番浓浓湘情。张孝骞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郭沫若是中国科学院院长,由郭沫若题跋,又使画里画外多了不少时代气息和同志情意。 

父亲了解齐白石的画最讲究留白,如果把字写在画面上,即便再好的书法也会破坏画的结构。所以他特意把字全部写在画外,对白石老人艺术风格的尊重,可见一斑。诗的前两句“天上”“群雏”概括了画中景物;又用“医为仁术增人寿,济世同期进大同”两句,称颂了张孝骞的学术人生,把协和内科全体同志的心意高度浓缩在了这首绝句里。一幅画,也成为齐白石、郭沫若、张孝骞三位大家的一次难得幸会。 

张孝骞教授钟爱中国传统文化,这张画被悬挂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文革期间,张孝骞不多的几件藏画被红卫兵洗劫一空。“文革”过后退还查抄财物,《九鸡图》却不在其中。为此,张老曾向给医学院党委正式提出,希望帮助寻找下落。张孝骞说过,在被抄走的东西中最令他惋惜的就是《九鸡图》。他惋惜的不仅仅是画本身,还有这幅画所象征的被张老称之为“协和医院黄金时代”的消失。尽管各级相关部门积极配合,但是事不遂愿,直到1987年张孝骞教授病逝,《九鸡图》依然不见踪影。

张孝骞过世九年以后,《九鸡图》意外出现。1996年冬,北京一家拍卖公司举行“岁末艺术精品拍卖会”,作为重头拍品之一的就是这幅丢失多年的《九鸡图》。在临近上拍的时候,医学院及时得到公安部门的介入,制止了《九鸡图》继续上拍。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拍卖公司终于同意把《九鸡图》送交北京市公安局。 

1997年3月21日,《九鸡图》交接仪式在协和医院举行。由于此前张教授的后人已经决定将《九鸡图》无偿捐献给协和医大协和医院作永久性收藏。因此,先由公安部门《九鸡图》交还张孝骞亲属,再由亲属捐赠协和医院,两次交接合并举行,仪式格外隆重。为了证实这件作品确实是原作,我还参加过一次鉴定。 

诚然,无论是张孝骞、郭沫若、还是齐白石,都不会知道后来的这段曲折,但恰恰是这幅题画作品的失而复得,使它聚合了更深厚的文化内含,会把一份对艺术、对科学、对知识的尊重久远地传递下去。 

论关良的戏剧人物 

郭沫若与关良,在他与画家交往中是时间最长的一例了。“良公与余交二十余年矣”,这是郭沫若1941年9月30日为关良戏剧人物长卷所写跋文中话。所谓“二十余年”,要从1917年说起。关良这一年去日本留学,1923年从东京太平洋美术学校西画系毕业。这五年多时间里,郭沫若也在日本,一面继续着医学学业,一面和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等人掀起文学浪潮。1923年郭沫若和关良同年大学毕业,回到上海。郭沫若投入创造社刊物的编辑和文学写作,也被邀请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艺术大学去讲演。这两所学校,正好是关良回国后曾经任教的地方。同步的生活轨迹,当然,对与艺术创造和社会使命感的认同,自然是其更深一层的原因,使关良很早就成为创造社中的一员,为《创造周报》等出版物作美术编辑。 

北伐时期投笔从戎的创造社同仁,不仅有父亲、成仿吾,还有关良。父亲先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关良的职务是宣传科艺术股股长。他们和政治部的全体人马一起跟随在叶挺率领的铁军后面,长途跋涉,兵临武汉,参加了攻打武昌的战役,又一番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回忆北伐征途,父亲评价关良“非徒以蛰居艺术之宫而满足者”,他一路拿着画笔,对反动军阀“加以无情的暴露和打击”。 

1940年底父亲与阔别十余年的关良在重庆重逢。由于生活艰难,油画创作所需的画布、画笔、颜料稀缺,不少西画出身的画家开始转向国画。关良从青年时期就喜爱京剧,加上幽默、辛辣的川剧味道,他在戏剧人物画上创出了属于自己的国画风格。1941年这些独创初次出现在画展上,很多人还来不及消化接受,父亲就在一幅长卷的题跋中称道:“观此长卷,以旧剧体态为题材,笔力简劲,妙能传神,可谓别开生面矣。”随后,父亲又连续为关良的一批戏剧人物画题诗、作跋,《黄金台》、《宋江与阎婆惜》、《打渔杀家》、《击鼓骂曹》……,光收入《郭沫若题画诗存》的就不下十件。 

1947年1月底,关良在上海举办画展,《文汇报》刊登了父亲的《关良艺术论》。父亲借此机会阐述他对中西绘画的见解,认为中国画讲究从内在的灵境出发,在平面中蕴蓄无尽,富于潜在的神秘感。西洋画着眼于外在的实体,在立体中发挥到极致,富于外铄的印象感。中国画的部分技巧不及西洋画,而西画在意境上大体不及中国画。最后,文章落在对关良的评价上,说关良有深固的西画根底,更深入国画的堂奥。他的作品富有一种极大的创作感,“他以西画作躯壳,国画作灵魂,以西画单纯明快坚实浓郁的技巧,来表达国画恬静洒脱淡雅超逸的神韵,企图创造一种时代的,前进的,发扬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新绘画,但他决不是‘折衷主义’者,因为他的目的在创作。”“从他的作品中,可以见他的人格高,画格更高,他的作品,充满了人生感”。 

    关良把抗战以来积累下来的十余件父亲的题画卷轴和1947年《关良艺术论》的原稿,一直珍藏在身边,不幸这批东西却在十年文革中遭遇不测。等到落实政策的时候,归还的却不足一半了。所幸作于1941年9月的戏剧人物长卷居然还在,这是郭沫若题关良戏剧人物画的第一件,可谓不幸中的万幸。我们在翻拍时看到1977年初关良为这幅画卷补题的跋,跋中写道:“沫若同志素爱余画,为题诗跋者多卷,并有专文论余画”。“此画及论文余珍藏多年,战乱频仍,辗转流离,未感或失。惜乎四害横行之日,艺苑备受摧残,画卷及郭老论文俱已不存,所幸尚留题跋,沧海珍珠,弥足珍贵。”  

1977年11月底,父亲收到关良的来信,提起抗战时为戏剧人物题诗作跋的往事。信中不仅抄来为《宋江与阎婆惜》的题诗,还寄来一幅新近完成的《水浒》人物画——鲁智深,请父亲为新作配诗。这时的父亲由于肺炎多次复发,加上脑血管硬化,笔握在手里已经不那么听话了。《宋江与阎婆惜》的原作已不复存在了,重读来信中抄录的36年前的那番嬉笑挖苦,不胜今昔——“别人并不爱你,但你偏要卖你的老气。我实在不爱宋江,他并不英雄,也不侠义,彻头彻尾,是一个假仁假义、欺己欺人的浪子。”再看关良新作的鲁智深,手提禅杖无拘无束、虎虎生机浪迹天涯,几行诗句如同一阵清风袭来: 

神佛都是假,谁能相信它! 

打破山门后,提杖走天涯。 

见佛我就打,见神我就骂。 

骂倒十万八千神和佛,打成一片稀泥巴。 

看来禅杖用处大,可以促进现代化,开遍大寨花。 

诗的腹稿起草好了,父亲却担心手抖,非但不能“锦上添花”,反倒“佛头著粪”,破坏了原作。所以另裁了一条宣纸,把诗写在上面,连字带画一起送还关良,方便他装裱的时候自行拼接。 

这幅《题关良同志画鲁智深》是父亲书画题跋的落幕之作,作于辞世半年前。的确,从翻拍照片上看,题诗的笔迹很颤抖。可是每当重读时,“骂倒十万八千神和佛,打成一片稀泥巴”的那份痛快淋漓,还是让人感觉他心中的豪情不减当年。

友情链接| 联系我们| 网站导航| 法律声明| 浏览建议 中国现代文学馆版权所有  隐私保护
京ICP备12047369号    京公网安备: 110402440012